1970年5月4日由我在學習班繼續斗私批修，隨後又分組進行評議。評議對我的要求和處理是：必須當會聲明，再不能去醫療站，並且暫緩恢複黨籍。晚上，侯緒斌又和我進行了第二次個別談話，要我擔任大隊干部，並安排了其他幾個人繼續做我的思想工作。
1970年5月5日整黨建黨領導小組公布了第一批恢複組織生活的黨員名單，里面沒有我。因為我在表決心時說：“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健康著想，以白求恩為榜樣，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在衛生戰線上奮斗終生。”領導小組研究後，認為我的認識還沒到位，還是不能恢複我的黨籍。
1970年8月10日韓城縣礦務局要招收一些正式職工，但在合陽縣路井公社各大隊只有一個名額。招工的就是我女婿王俊傑。勝天一聽非常高興，心想這次一定會被招去，太好了！
1973年4月19日我家安上了電燈，屋里一下子明亮亮的了，真是連掉了一根針在地下，也能找得見。新一成立，咱莊稼人就打心眼兒里向往“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共產主義生活。今天，日夜盼望的心願實現了，叫人怎能不激動萬分呢！
1973年5月8日我把豬綁在架子車上，拉往收購站去賣。哪知道等豬排泄後用秤一稱，才只有95斤重，不夠標准，只好又拉回去，再喂十來天，再去賣。
養一頭豬很不容易，天天養，頓頓喂，養一年時間也長不到100斤，而分下的紅薯難保存，不等吃完就腐爛了，你若要賣，卻成了投機倒把的黑市活動，只好讓豬把紅薯吃了，但人卻缺糧吃，所以不等豬長大，就想把它賣掉。但收購站卻要求豬的重量必須超過100斤，若是飽食的豬，也不能過秤，還要等到豬拉了屎、尿以後才過秤。我第二次去賣豬，剛剛過下100斤，謝天謝地，整整賣了40元。我心里好像去了一塊大石頭，一下就輕松了，但有的人卻隨來就過秤，只有七八十斤重的豬，也收上了，其中的奧妙我想不明白！
1982年7月9日路一大隊第五生產隊在我家門口的樹底下召開社員會，討論本隊實行哪一種生產責任制。經過表決，全隊到會的人都同意大包干，只有公壽媽和我說是“應該包產到戶”。我想，大包干豈不成了複辟資本主義嗎？那什麼是共產主義，何年何月才能到共產主義社會呀？豈不是太遙遠、太渺茫了嗎？黨的政策真的是那樣嗎？
1982年7月19日上午，巷東頭的飼養室門口，人來人往，吵吵嚷嚷，生產隊開始評價分牲口、農具等。經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抓鬮的辦法：這對每個人、每一戶都是公平的，分得多少好壞，就看你的運氣了。我的運氣不怎麼樣，只分到一條口袋、一個六股叉、一個木锨和一個刮板。同一天，隊里又將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給了社員各戶，作為責任田。我共分到四畝七分二的責任田，在靳家嶺，也就是1960年公社組織108位英雄好漢進行割麥大戰的地方，自留田東西寬十來米。當天下午，我和豐勝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責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緒萬千：從互助組、農業社，再到公社化，走過了一條多麼長的路啊！回想起我1954年加入農業社時，共有27畝地，並按地交了207斤種子和631斤飼料，另外，把家里的一頭牛和一頭驢也入了農業社。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啊！還有人惋惜地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隊的一位複員軍人說：“唉，領導們把咱這一代農民做了實驗田了！”但不管怎麼說，大包干就是好，大鍋飯就是不怎麼樣。誰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1986年5月21日早上，勝天來電話說：“領導已把我上報的”4個人轉商品糧“的申請批准了，現在就能轉戶口了，把您和我媽也轉成了商品糧戶口。”我趕緊說：“莫忙，讓我多想一想再決定。不過你們3人的戶口就先轉了吧，這個就不用再商量了。”
晚上，我和菊蘭反複商量，總認為：咱家現有六畝土地，咱才56歲，距70歲還有14年哩。咱還不算老，還能做些農活，加上現在農業勞動的機械化程度一年比一年高，用人出大力的活路越來越少。農業上能收多少是多少。不像從前農業社時期，逼著要你干活。再說轉了商品糧戶口，咱沒有了土地，在城市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沒有了收入，反而增加了孩子們的負擔，自己反而閑得沒事干，每月還得花錢買口糧。況且城市居住地方較少，不如農村地方大，自由自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