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六十年鄉村曆史
“自父親撒手去世之後，我們一家孤兒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
這是侯永祿的第一篇日記，寫于1940年年末，當時他9歲。
從那一天起，侯永祿用各種顏色的筆，各種顏色的紙，記錄下自己瑣碎的日常生活，一天不落。在他漫長而瑣碎的記憶中，在油鹽柴米、居家度日的細節里，1940年以來的鄉村曆史的血肉呈現于斯。在他巨細無遺的描述中，在所見所聞、所感所想的文字里，見證了一個的發展脈絡——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災害、“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三農”問題，折射出一個家庭、一個村莊、一個民族的命運
翻開書的第25頁，他在1949年農曆10月幾天的日記里寫道：“新中國成立了。合陽縣的村村鄉鄉都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位于最南端的路井鄉格外熱鬧。除召開大大小小的慶祝會、座談會、報告會之外，莊稼人用民間”社火“來表達自己發自內心的喜悅之情。”一大早，我到西莊子叫來趙媽，又到乾字村和東明村叫來兩個姐姐去街上看“社火”。路井城周圍村子的人源源不斷地湧向街頭，有步行的，有騎牲口的，有三三兩兩的，有成群結隊的，路井街上，一片節日景象。各茶坊酒肆、商店當鋪都掛上了一面面有著五顆星的國旗，大街小巷貼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打倒蔣家王朝，人民當家作主”等紅紅綠綠的標語。
“再往後，跑旱船的，踩高蹺的，扭秧歌的，打腰鼓的人們載歌載舞，盡情宣泄著多年來壓抑在心頭的不滿情緒。”
在1960年11月21日，他寫道：“陳在公社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又傳達了上級精神，要自力更生，不向上要，用”核壓挖清節“來解決困難今後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安排後8個月的糧食標准的思路是”三低、二平、三提高“。最低15斤，最高18斤。”
他用平實而豐富的細節，真誠地記下了自己的見聞與情感。師范教授、博導檀傳寶告訴記者，他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整本書，那個時代重新回到自己的眼前。而作為一個人文社科學者，他更看重這種原汁原味的曆史帶給自己的震動。他說，這本書的細節，還有那些限于篇幅或其他原因未能出版的資料，提供了一個看待中國曆史的方法論問題。“以前的家、曆史學者，對當時的很多曆史都有反映，用的方法不一樣，但都有很多毛病。這個毛病就是他從主觀出發，反映曆史的一個側面，變成盲人摸象。尤其是”傷痕“以來的文藝界，尤其是余華，雖有很多值得肯定的發掘，但不是從原汁原味的經曆和記錄中尋找曆史的真實，而是站在個人的立場，尤其是消費社會的角度。”
在他看來，《農民日記》用真實的史料，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曆史進程和當時人們的想法。“我現在到處推薦這本書，把它放在床頭，作為研究時的參考。我准備再買一本，給我父親看。”
一代人的辛酸與歡欣
對于普通讀者來說，或許更會被日記描寫的個人生活所打動。侯永祿一字不識的，知道識字的重要，節衣縮食，送他上學。在學堂和後來的師范學校里，他知道了《三字經》、《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四書五經，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義、禮、智、信”，也知道了陝北延安他的文字與見識，比一般村民更有智慧，這些貫穿日常生活的素材，在侯永祿的筆下，既樸實敦厚，又生動有趣。
若是陝西人，定會熟悉那些秦腔秦味兒的村言土語。記者一路看下來，已記住不少。有“死水怕勺舀”形容“坐吃山空”。還有“大包干”時的順口溜：“鈴一響，心亂咧！社員就像豬賤咧，只怕大工分叫隊長相好的滿占咧！”
若是農村人，定能想起令人忍俊不禁的鄉規民俗。日記中有一段寫的是農村說親的事情，非常精彩。在侯永祿13歲的時候，其母親就央人給她說親。說親的人去了，先神秘地把侯永祿家說得好比天堂，卻又並不道明，直到女方家長一再追問，他才歎口氣說：“唉！世事就是這樣，各為各成，各家說的各家話。人家說媒的都是向著男方，都給男方辦事。只有娘家人最體心，才會替你著想。有多少人要我給他娃找媳婦，我都不願說給咱煥兒！只好把別的給說上去。這次確實是方圓幾十里都選不來的，才來給咱娃說的。”“到底是誰家，你快說呀！”老漢干咳嗽了一聲，銀煥媽忙說：“煥兒！快來呀，快給你四哥燒喝的去！這一會兒淨說了話了，把這事給忘了”隨後，他又說了那邊一通的好。等到男女成親，女方家長才發現，他說的房子是空的，他說的地沒人種，整個就跟現在說的“有房（租房）有車（自行車）”一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