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恨不得讓我一晚上就長成大人。我十三歲那年，就央人給我找媳婦，連面都沒有見過，便給我定下了。我到高小上學的這年冬天，那女子害了一場病，不幸于年關前死了。母親急忙又托人四處給我找媳婦。
我姐京芳家的公公梁敬亭，是個能行人，會給人管事辦事。母親就托他留心給我找個媳婦。老漢想來想去，他的本家有個女子叫梁香兒，梁香兒的小小名叫銀煥，大名叫菊蘭，聽說尚未許人，長相也不錯，這樣親上加親也是個好事。他便打算于收麥前抽出時間去西莊子的小姑家走一趟。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
路井鄉的農民和全國人民一樣，積極響應毛主席發出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貧下中農子弟紛紛報名參軍。群眾敲鑼打鼓，給參軍青年披紅戴花，熱情歡送，並開展了擁軍優屬和募捐、捐獻活動。我在團支部、學校、合作社、群眾會等各種場合共捐三萬兩千元現金和六斗八升小麥。
1958年11月1日
（1953年國家實行公曆紀年之後，改用數字表示日期，以示區別——編者注）
全公社宣布吃飯不要錢。我十分驚奇！難道真的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嗎？真的到了物質極大豐富、人們的覺悟極大提高的程度了嗎？真的能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了嗎？那麼，為了定額記工，為了包工、包產、包投資的“三包”，讓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嗎？吃飯不要錢，那麼食堂也就不要饃票、菜票了吧！財會人員也就輕松多了。真是謝天謝地，謝謝黨和毛主席了。
1960年7月10日
秋收後，糧食標准更低了，更不夠吃了，菊蘭心里更著急了！雖然她身懷有孕，仍時時刻刻想著全家人今後的吃飯問題。陰雨天，隊里沒安排活時，菊蘭便提上籠，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論是黑的、綠的她都拾回來，剝成豆粒顆煮著讓孩子們充饑。後來菊蘭又到埝頭墳邊挖野菜，蒸成菜疙瘩來吃。由于風雨不避，衣服濕透也不顧，久而久之，濕氣入了內，身上便起了“風屎”（濕疹），又痛又癢，十分難受，用手搔破皮膚也不頂事。我給她身上寫毛筆字：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也不頂用，幾年也治不好，後來吃“海拉明”藥片，才稍輕一些，但她一用涼水洗手，病就又複發了。
1966年8月29日
批判大會組織全體黨員去田間參觀范家窪大隊的棉花秋田作物長勢情況。我半路上卻碰見一伙青年人，打著紅旗，抓住郭家坡的一個黨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亂抓亂打一陣，並給他臉上抹上黑墨。那人被打得鮮血直流，無人敢上去攔擋。我嚇得心“怦怦”亂跳，甚至身上也有些發抖。回到大隊部門口，又在人群里聽見一個人“八爺，八爺！不咧，不咧！”的哭叫聲，又見場院中亂七八糟堆放下許多箱子、框子，據說是抄了地主、富農的家。我越發不理解了，難道這就是無產階級大革命嗎？
1966年8月30日
早上，路井社開展了革命大批判。上午，大家正在討論時，便聽說范家窪的一個黨員投井自盡了。我吃了一驚：“怎麼啦？這個同志是貧農出身的初級社會計，因未能及時入共青團，曾和我在縣上會計學習班上談過心。他為什麼要投井自盡呢？”
1986年7月28日
暑假到了，引玲又把電視機帶回我家里，當晚就在門房里放開了。晚上演起了《濟公》，來看的人比平時更多，房里也擠不下，我干脆把電視機搬到房門口前，讓大家在院子里看。電視預告要放《西游記》，而且是上午9點鍾放。我怕白天光線太強，看不清楚，便在房門前用帳子和涼席搭起了大涼棚，遮暗了光線。
由于白天光線太強，村委會的大彩電也不放電視，到我家里來看電視的人就更多了，甚至路二大隊的人也來看。電視機跟前的光線暗了點兒，遠處的人卻在太陽底下熱得不行。我便將涼棚再擴大，席不夠用，連新涼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夠坐，拉出長凳子、椅子、門檻、木板、飯桌，連石墩、磚頭都用上了，甯肯自己不坐，也要讓來的人有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