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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戈爾巴喬夫時期
（1983－1991）
1984年的最後幾個月，戈爾季耶夫斯基和倫敦情報機構都已知道，克格勃擁護候選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作為奄奄一息的契爾年科的接班人。1984年12月，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議會代表團團長訪問英國期間，與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進行了會晤。在他來英國之前，總部多次要求倫敦情報機構為他准備材料。令人驚奇的是，材料發出之後，總部又來了許多附加要求。顯而易見。戈爾巴喬夫在與克格勃人員交談後，又詢問了別的什麼。比如：礦工罷工8個月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礦工靠什麼生活；罷工期間他們的生活費從何而來；他們每周多少工資；他們的工資能保證生活嗎等。在戈巴喬夫訪問期間，總部一直使戈爾季耶夫斯基處于高度緊張狀態，令他每天報告情況。訪問顯然很成功。“核導彈攻擊間諜戰”被徹底扔進了曆史的垃圾堆里。
然而，總部還是擔心美國和北約各國，會竭力取得對蘇的強大戰略優勢。1985年2月，倫敦情報機構接到總部一份篇幅短小的文章，其標題為《美國太空軍國主義化政策》。隨同這份資料還有三處處長尼古拉·彼得洛維奇·格里賓的一封附函，描述了美國的太空計劃，這是“美國當局頑固堅持要取得對蘇軍事優勢”的證明。信中說，美國計劃給它的太空站裝備“武器，把這個飛船作為轟炸機使用，以擊毀蘇聯的衛星定向系統”。現在。總部比兩年前更害怕。駐倫敦使館武官A·H·薩任中校在外交官和情報人員會議上宣布，據莫斯科核算，“星球大戰”系統遲早能截擊蘇聯90％以上的戰略導彈。他認為，蘇聯在研究“星球大戰”計劃方面很難與美國並駕齊驅。
蘇聯糟糕的經濟形勢使它難于與西方競爭。第一總局非常了解西方各國的情況，對其不斷增長的巨大的經濟優勢有精確的估計。西方國家只把蘇聯看作“帶導彈的牛皮大王”，而並非真正的超級大國。蘇聯以前對西方國家的核打擊有一種偏執狂的害怕，現在卻擔心西方利用它的經濟弱點制造陰謀。總部在收到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後特別震驚，因為情報列舉了美國要搜集蘇聯各部門的消息，包括蘇聯糧食和其它國家產品的輸入額、外彙儲備、國外貸款、糧食的進口與分配等。
1985年年初，第一總局向駐西方各情報機構發出緊急警告：有人要搞“破壞活動”，以“造成蘇聯經濟的嚴重衰退”，最直接的危險表現在蘇聯進口糧食方面：“美國企圖利用我國農業生產中出現的一些困難，迫使蘇聯糧食依賴進口，以達到它在將來把糧食作為對蘇聯施加壓力的武器之目的”。一家經營糧食公司的總經理曾說：“與俄國人打交道很容易，他們不善經商，每噸糧食平均超付了八美元”。第一總局建議說，蘇聯對外貿易部門要“積極利用”情報員去發現受賄者。進口糧食產品在運輸過程中質量變得低劣，這造成了“重大財政損失”：不排除這種可能——敵人有專門機構，利用糧食接收公司在直達運輸港汙染了這些准備供給蘇聯的貨物。
克格勃認為，如果蘇聯領導層沒有變化，蘇聯經濟問題就不能得到徹底解決，這就意味著，西方國家就不會停止它們的剝削企圖。由于不了解問題就出在蘇聯的制度本身，克格勃期待著戈爾巴喬夫能帶來新的活力，制定必要的紀律，以解決蘇聯經濟停滯問題，並同西方建立可靠的“力量對比關系”。克格勃在不久前等待著契爾年科去世的幾個月里（契爾年科于1985年9月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就各方面問題給了戈爾巴喬夫以詳細咨詢，期待著他能以自己對蘇聯和國際問題的真知灼見，給政治局留下深刻印象。克格勃送給政治局的報告，完全支持戈爾巴喬夫的立場，當然這並不是說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當選為總書記完全是克格勃的功勞，但總部認為這是自己的一次重大勝利。4月，從1983年12月起就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切布里科夫，終于當選為政治局委員，而國防部長照樣還是候補委員。
戈爾巴喬夫很快就表現出對克格勃在蘇聯國內和國外活動的支持。過去，當西方國家把蘇聯間諜驅逐出境時，莫斯科雖然以牙還牙，但是驅逐的人員比較少，因為駐莫斯科的西方代表機構本身就不多。1977年，“哈維克事件”時，挪威驅逐6名蘇聯情報軍官，而蘇聯只驅逐了3名挪威人。然而，1985—1986年，戈爾巴喬夫在這個問題上立場強硬，以牙還牙。1985年9月，英國驅逐32名克格勃人員，作為回報，莫斯科驅逐的英國人數量與此相當；1986年9、10月間，美國從華盛頓、紐約、舊金山驅逐大約80名蘇聯間諜，蘇聯立即趕走了同樣多的同級別的美國大使館人員。當時，克里姆林宮根據克格勃的建議，命令在美國大使館的全體蘇聯服務人員停止工作。戈爾巴喬夫在支持克格勃的這段時間內，完全是按照葛羅米柯給他的著名信條去做的，即“帶著慈祥的微笑和鋼鐵般的牙齒”。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開始之前，蘇聯在近20年的時間里完成了對其情報機構的無限擴大工作。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建立了全球電子偵察網，它的任務是監視別國陸軍和海軍軍事設施，這項“榮譽職責”主要是由情報總局承擔。到80年代中期，蘇軍共有40個雷達團，170個營，近700個連。情報總局在20種不同飛機和60艘水面艦艇的協助下，搜集電子偵察方面的情報。在1967年“太空一189”衛星發射以後的20年內，蘇聯又把120多顆偵察衛星送入軌道，完成情報總局太空偵察的任務。
克格勃從事電子偵察的第十六局，規模雖比情報總局第六局小得多，但它也得到了迅速的擴充。十六局除了坐落在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克格動主樓內的核心機構外，在莫斯科市中心還有它的計算中心，在莫斯科亞謝涅沃西北15公里處的昆采沃城，有它的規模龐大的科研試驗室。像情報總局一樣，十六局在遍布世界上60多個國家的蘇聯外交和商務代表團內，有自己的分支機構，其中大部分主要從事電子偵察情報搜集工作，而對情報的處理和密碼破譯則在莫斯科進行。克格勃和情報總局的偵察站主要分布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親蘇國家，其中規模最大的位于古巴的盧爾傑斯，距亞丁灣不遠的南也門和越南的金蘭灣，克格勃和情報總局共同利用這些電子偵察站。情報總局原則上只從事軍事通訊和電子偵察，但它和十六局一樣，也利用電子偵察手段搜集政治和經濟情報，這兩個局在行動上好像是互相仿效。
克格勃十六局一般是依靠第一總局十六處，來獲取由外國間諜搞到的密碼材料。1985年，第十六處倫敦情報機構的一名工作人員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現在他們在不列顛沒有能夠接近高級密碼的間諜。但是，十六處在第三世界國家卻取得了很大成績，因為在那些國家，對于十六處的密碼分析人員來說，當地的通訊聯系就是一本明碼冊。北約其它成員國的情形也大致如此。1984年總部通知倫敦情報機構，北約一成員國外交部的密碼譯員（他為克格勃賣命已10年）將調住倫敦大使館，但在調任前夕，該間諜突然死亡。
1986年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再次出現防守薄弱的缺口。當時兩名海軍陸戰隊警衛人員承認，是他們為克格勃間諜潛入大使館開了綠燈。1987年，警衛人員、中士克萊頓·洛溫特里因受克格勃間諜維奧萊塔·塞娜誘惑，被判處30年監禁。但與上一輩大使館工作人員的此類事件相比，因完善了安全措施，顯而易見，洛溫特里帶來的損失要小得多。現在克格勃人員再想順利地潛入了大使館的密碼室，或者在大使館其它能引起特工人員興趣的地方安裝竊聽裝置，恐怕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80年代初，在對美國的電子偵察滲透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羅納爾德·威廉·佩爾頓事件。佩爾頓1964-1979年在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1980年1月他自己主動表示，願為華盛頓的克格勃情報機構效勞。在被捕前6年中（1985年11月被捕），他向克格勃提供了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局在70年代的活動和安全系統的詳細情報。雖然這些情報已很陳舊，但十六處卻認為它們異常重要。佩爾頓還編寫了一份長達60頁的文件，標題為《通訊參數集》，他分析了美國國家安全局認為最重要的通訊手段，提供了分析程序和結果。他甚至泄露了五個搜集情報的電子偵察系統，其中包括要從蘇聯鄂霍次克海海底電纜中獲取情報的行動。後來，克格勃叛逃人員維塔利·尤爾琴科于1985年出賣了佩爾頓，這也是尤爾琴科所知道的唯—一個潛入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克格勃人員。
在戈爾巴喬夫登上黨的總書記寶座之前，克格勃已是一個安全和情報的大帝國，它在國內總計有將近40萬工作人員，20萬邊防部隊和大量的預備役人員。十六局雖然搜集到了許多重要的電子偵察情報，但它卻沒有被授予總局的地位。而對外偵察是克格勃內最富名聲的部門，所以，雖然第一總局對內而言規模並不大。但它在20年內發展得異常迅速。1985年，在亞謝涅沃又落成了一座11層的建築，作為原有的芬蘭式20層大樓的輔樓。60年代中期，第一總局只有大約3000名工作人員，而80年代中期卻猛增到12000名，活動的范圍也不斷擴大，愈來愈引起日本和太平洋地區國家的關注。
1983年成為克格勃東京機構負責人的亞曆山大·亞曆山德羅維奇·沙波什尼科夫，在第一總局內有很高的威望。70年代，克格勃在日本的間諜網包括顯赫的政治家、記者、實業家和國家公務員，但1979年在東京情報機構的工作人員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逃跑後，它第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沙波什尼科夫擔任領導時，情報機構的活動似乎又有了生氣。第一總局在1982——1985年的工作計劃中，第一次把太平洋地區置于首要地位，雖然日本的名次至今還排在美國、中國、印度、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之後。80年代中期以前，澳大利亞和亞洲地區還沒有特別意義，在三處只有3名人員研究該地區事務（他們同時還要監視愛爾蘭和馬耳他島）。
1984年秋天，第一總局召開黨委會，大部分高層軍官都出席了會議。在會上有人向三處處長尼古拉·格里賓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澳大利亞有大量的中國僑民，但為什麼澳大利亞方面的情報卻很少呢？格里賓反問：提問者是否知道情報機構有幾個人在那里工作呢？發問人不知道，其他高級軍官們也不知道。格里賓回答道：在澳大利亞只有7名具有合法身份的克格勃人員，而從事地下工作的完全沒有。于是大會決定，要加強克格勃在澳大利亞的實力。1984年，新西蘭工黨政府靠代維德·倫加的反核計劃在選舉中大獲全勝，此後，克格勃在澳大利亞一亞洲地區的活動逐漸活躍起來。在此之前，克格勃在新西蘭的力量非常弱小。1979年年底，那里的克格勃負責人尼古拉·亞曆山德羅維奇·沙茨基赫去休假，另一名克格勃人員也于不久前被驅逐出境，所以B·H·索芬斯基大使受命親自出馬，向社會主義統一黨秘密轉交援助款項，而這樣的事通常都是由克格勃來完成的。索芬斯基因此事被抓往把柄，最後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然而，總部為倫加在大選中的獲勝而感到高興，它通知倫敦情報機構，要組織相應活動，讓歐洲方面支持新西蘭不允許裝有核武器的美國船進港的決定，支持反核的政策方針，要把它當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來對待。
戈爾巴喬夫時代開始時，克格勃除在太平洋地區及其它一些地區的新領事館內稍微擴編外，並沒擴大在國外的實力。在和以色列、南韓、智利和南非建立或恢複外交關系後，克格勃經過深思熟慮，計劃公開在這些國家的情報機構。由于石油價格下降和不斷加深的經濟危機，蘇聯不得不緊縮了克格勃擴大活動范圍所必需的外彙支出。
畢竟還有許多人朝思暮想在第一總局內找到工作。安德羅波夫學院教學中心每年要招收300名學員進人一年級學習，但競爭得相當厲害。通過莫斯科幾個有威望的學院、特別是莫斯科國立國際關系學院進入第一總局，是傳統之途，戈爾季耶夫斯基就是1962年從國際關系學院畢業的。國立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列別傑夫，也十分坦然地受納克格勃的軍官們效勞，因為他們都要求把自己的兒子送人該學院。院長曾讓一個軍官給他寄一份狩獵器具清單，然後他從中挑選了一支帶有光學瞄准儀的獵槍。這個克格勃軍官很快便把獵槍寄去，他的兒子也順利地被國立國際關系學院錄取。但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他在院長的位置上只干了一年半，1986年年底，他丟人地被趕了下去。
80年代中期，第一總局越來越抱怨，從莫斯科名牌學院畢業來工作的都是嬌生慣養的高干子弟，他們不思努力，卻追求腐化墮落的生活。安德羅波夫采取相應措施，越來越多地從外省招收學員。總部定期要求各地克格勃機關給第一、第二總局輸送優秀的年輕軍官作為候選人。因此，許多來安德羅波夫學院之前根本就沒見過莫斯科的學員開始進人第一總局接受訓練。
對中學應屆畢業生一直按民族挑選，猶太人進人克格勃的路已被堵死。特殊情況下，只有母親是猶太人，而正式民族不是猶太族的猶太人，才可以招收入人克格勃。二戰時期被驅趕到西伯利亞的少數民族（包括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卡拉恰耶夫人、卡爾梅克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和希臘人、德國人、朝鮮人、芬蘭人也不能進入克格勃工作。有趣的是，波蘭人也不能在每天給亞謝涅沃的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紀念碑敬獻鮮花的機關，最起碼不能在第一總局工作。在捷爾任斯基時期的契卡“中起過重要作用的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也受到懷疑禁止在亞謝涅沃工作。亞美尼亞人也不被接收，因為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有國外親戚。70年代在馬耳他島唯一的一名亞美尼亞籍的克格勃軍官是姆克爾強，他當時是以塔斯社記者的身份在那里活動。當他竭力想得到去美國的委派時，總部發現他在美國有親戚，于是就把他趕出了第一總局。然而總部對其他少數民族並未限制。克格勃內部統計表明，格魯吉亞人、阿塞拜疆人、烏茲別克人及其他中亞人比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可靠。安德羅波夫學院還進行性別和宗教歧視，它只招收男性（第一總局的女職員除外，她們在專門的班級學習），不錄取信教者。
1990年第一總局第一次頒布了安德羅波夫學院報考條件：“當然，希望體魄強健，有外語天賦。第一總局的每位工作人員都要懂兩門外語，許多人還要懂3門以上……燃而，毫無例外，對未來從事情報工作的工作人員最主要的要求是絕對可靠，忠誠事業！”1990年還得知，所有准備到第一總局工作的候選人都應該學會跳傘：“我們不需要膽小鬼”。
安德羅波夫學院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對學制略有改變。鑒于過去的教育效果和學員的經驗，內設有l、2、3年制班，學員來後要起新名字、造假履曆，這些在他們學習期間一直要保存。通常他們的名字和父稱不變，而姓要改變，但姓的起始字母還應同原性相同。學員們的家信要由院工作人員親手轉交給他們，防止他人知道他們的真實姓氏。學員們雖都有軍銜，但他們平常都穿便裝。3年制班每周學習6天44小時：14小時學語言，12小時上情報專業課，8小對學政治和國情學，4小時科學社會主義，4小時體育課和兩小時軍事訓練。學院內部有兩個圖書館，可以借到許多在蘇聯禁止的外國出版物；閱覽室有克格勃的秘密行動材料和學位論文。如米哈伊爾·柳比莫夫的《不列顛的民族特征及其在業務工作中的運用》。
80年代中期，安德羅波夫學院的3個主要系的領導，均由1971年蘇聯情報人員被英國大批驅逐出境前，在倫敦情報處得以升遷的3位間諜擔任，他們分別為：政治情報處處長尤里·莫金，反間諜處處長伊萬·希什金、科技情報處處長弗拉基米爾·巴爾科夫斯基。最有趣的課是邀請已經退休的間諜們，講述他們在西方活動時的親身經曆。
學員們每半年要到莫斯科“別墅”一一一業務培訓中心生活一周，在那里他們要接受單獨訓練和集體訓練，內容有：如何招募間諜、同間諜接頭、發現盯梢者、瞬間秘密碰頭、使用秘室及其它行動方法。國情學被認為是最難的課程之一，內容是西方的傳統和習慣，大多數學員難以理解像抵押貸款這樣的簡單的日常生活現象。訓練駕駛技術也被列人課程，克格勃年輕軍官的開車技術都不太過硬，這是他們初次被派往國外後出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80年代中期的安德羅波夫學院畢業生；只有在接到去亞謝捏沃的任命後，才得以參觀第一總局的核心機構（毫不懷疑地說，現在還是如此）。第一周或稍長時間他們跟隨克格勃軍官見習，因為這些軍官的工作正是他們以後要完成的工作，如：監聽電話談話。學會填表、開辟新業務、從檔案室索借資料等。然後是交接業務的手續，他們還要填寫專門的准入證。平時從國外情報機構來的電報要先由處長過目，由他決定哪些要轉給部下們回電或解釋。
第一總局的年輕軍官在接到首次到國外的任命前，要經過一系列手續。如果是蘇共預備黨員，必須先履行轉正手續；必須是已婚男人——第一總局拒絕委派單身漢，認為在國外的戀愛關系會嚴重損害其事業。軍官們要非常習慣于自己的“掩護身份”，通常是外交人員、記者、商務代表團成員或運輸局成員的身份。每人都要熟記自己的假履曆，專門由一個“可惡的律師”對他們進行詳細詢問，看是否能發現破綻。接著到了檢查的決定性時刻。在1979年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叛逃前，每個准備出國的人都應該有3名同事的個人推薦信，後來增加到5名。
每個軍官在檢查、驗證之後，緊接著要制定出一份自己的“訓練計劃”，並要獲得認可才行。戈爾季耶夫斯基想起了一位年輕的政治情報人員在三處（負責英國、愛爾蘭、斯堪的納維亞、澳大利亞一亞洲地區的情報工作）時的經曆。當時他已接到前往哥本哈根的委派今，于是他為自己制定了“行動計劃”（對非丹麥目標實施行動）和“訓練計劃”。在此期間，他用一個多星期跑遍了一處（主管北美方面事務）、五處北約分處（主管北約、南歐方面事務）和六處（主管中國方面事務）熟悉資料，接著他在間諜情報局呆了一個多月，在K局（反間諜機關）呆了幾周，在A處（特別行動處）和技術戰役處又呆了三周。後又參加了一個實踐駕駛和提高駕駛技術短期訓練班，最後又為使用“掩護身份”工作做准備：先在外交部工作三個多月，然後又到《新聞》出版社新聞處去熟悉了六個月的記者“身份”。
在整個准備階段，克格勃人員要學習將前往的國家的語言、閱讀有關的書和小冊子。派去倫敦赴任的人員要按計劃閱讀狄更斯的作品和上級推薦的一系列書籍，其中包括文學藝術作品，從菲爾丁格的《湯姆·約翰斯》到新近出版的列·卡雷的長篇小說，最新出版的恩頓尼·塞姆普松的小冊子《不列顛剖析》也非讀不可。所有這些要求都是針對米哈伊爾·柳比莫夫的秘密論文和原《真理報》記者B·奧夫欽尼科夫有關不列顛的書提出來的。
克格勃人員的妻子也要參加為期三個月的培訓班，每周一次，常在晚上，有時是白天。培訓班位于莫斯科中心、祖博夫斯基廣場上的特別培訓中心，該中心是在1980年建成的。在那里，她們要聽關于克格勃工作和所到國情況的講座，他們還被告知，如果丈夫晚間工作，不許嘮嘮叨叨抱怨不休。1983年8月，安德羅波夫學院為專門招收來的婦女們開設了一年制學習班，這些婦女都將要隨其丈夫走南闖北，一起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戈爾巴喬夫統治初期，在第一總局內工作的婦女要比斯大林後期少，而在國內，90％的中小學教師，80％的醫生和30％的工程師都是婦女（政治局委員和老外交官中沒有女性）。在亞謝涅沃婦女占不到10％，僅有的一些女性一般都是秘書、打字員、程序編制員、清掃工或者是廚師、食堂的洗碗工等，而在總局的走廊內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在為數不多的女軍官中，有一位在A處（特別行動處）法國分處工作，但她是男人們糾纏不休、褻讀的目標，常被稱作“吃法國飯的女人”。
克格勃的許多重要崗位上沒有女性，這是令人難堪的事實，于是克格勃在1988年開始向社會各界修正自己的形象，但其人員成分實際上並沒有改變。1989年莫斯科晚間電視節目主持人采訪了5名年邁的克格勃人員（當然全是男性）：“克格勃內有女性嗎？如果有，她們占百分之幾？從事什麼工作？”阿納托利·彼得羅維奇·邦達列夫少將有點難堪地答道：“克格勃內有女性，在一些方面她們是不可缺少的。至于說她們占百分之幾，我很難回答。坦誠地說，我沒料到這樣的問題，手頭也沒有統計數字。”邦達列夫的同事中誰都不願提到婦女所占的百分比及她們所從事的不可替代的工作（主要是在食堂和打字室）。
第一總局工作人員在國外的日常活動和在亞謝涅沃的一樣，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並沒有很大變化。對外情報機構的大部分軍官都按照三個方向之一在進行著活動：政治情報方向，反間諜和安全方向，以及科技情報方向。這三方向人員的相互配量大致是這樣：政治情報占40％，反間諜和安全各占30％。新的工作人員在到達指定地點之前通常都要接到謹防西方情報機構挑撥離間危險的指示。戈爾耶夫斯基回憶說，他們一到達目的地，就開始懷疑自己的鄰居、附近商店的售貨員和他們每天上班經過的倫敦公園的園丁；他們總認為經常有人監視他們，然而，對于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員來說，這段時期很快就過去了。
情報機構每天八點半上班。政治情報人員每天先研究報刊，他們要閱讀倫敦所有的重要的日報、周報和定期發行的刊物。每天情報機構人員先從保險櫃內拿出標有“急電”字樣的雙層公文夾，它比公文包要大的多。夾內最重要的文件大概是工作記錄本，其中大部分是行動聯絡的情報和總部來的重要信件，還有一個記錄本是供向莫斯科發電報和彙報情況所用。每個軍官都有刻有特殊圖案和編號的私人印章，經常帶在鑰匙鏈上。每天下班前，每人都要收拾起自己的公文夾，在鎖上用蠟泥塑料貼上“急電”，然後再蓋上印章，封好。
蘇聯大使館向莫斯種彙報時用普通紙張，而克格勃情報機構用35毫米的攝影膠卷。克格勃技術人員先破譯出情報，再由戰役技術人員轉拍到膠卷上。總部收到材料後，通常先把它們沖洗顯影，然後再對他們進行研究。戈爾巴喬夫時期，所有重要材料都開始采取這種辦法——從縮微膠片洗印到紙上。給總部的電報首行通常是公式化的標題：
伊凡諾夫同志收
P—77—81090一91一111—126
下面我們解釋一下這個標題：
“伊凡諾夫”，這是總部發電報時的密碼，這里是指一局（主管北美方面事務）。“P”意思是“間諜”，區別于特別行動或由奸細傳送的戰役情報；
下面從“7”開始的數字，暗指材料來源。“77”就是情報機構，“78”是文獻資料，“79”是官方文件翻譯；
數字“8”後面的是起草文件的月、年，本文中即是“1990年10月”；
下面以“9”開頭，暗指文件類型，“91”是間諜活動（本文中即是），“92”是機密，“93”是分析，“94”是官方；
數字“11”後面的是情報的可靠性。“111”是可靠（如本文），“112”是未經核查，“113”是不可靠；
數字“12”是指情報提供者從事的職業，如“12”是指提供情報的人在政府機關工作。“126”是指外交部，“1213”是指新聞界。
可是，戈爾季耶夫斯基說，克格勃的彙報並不特別准確。如果情報來自招募的間諜，那麼，負責人就很少再在此基礎上憑空虛構或偽造；對詳細的分類情報，他們一般要進行一下查證；而對那些從大眾傳媒搜集來的消息則較為隨便，甚至再臆造一些細節討好總部。戈爾巴喬夫當政初期，像這樣的少量的杜撰是很平常的事情。1985年3月25日，要求倫敦情報機構送交一份有關英國對戈爾巴喬夫參加社會黨國際咨詢委員會會談反應的特急情報，政治情報處沒來得及同自己的情報人員聯系，就憑空捏造了一些評論以討好戈爾巴喬夫，然後再寫上幾個真實的聯系人姓名作為情報源。第二天，情報機構又接到一封急電，要求提供有關西班牙和葡萄牙參加歐共體談判的情況。政治情報處人員B·K·紮莫林到英國報界隨便走了一圈，便粗制濫造了一份報告，署上幾個聯系人或秘密間諜的名字。事後情報機構很快就查明，報告摘自經濟學家福林·里波爾特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章講的是蘇聯成功地竊取西方先進技術一些失敗行動的趣聞。情報機構清楚地知道，總部不會接受這篇文章，並會說它是虛構的，因此便又起草一篇報告，內有情報機構情報提供者的親筆證明。在國外活動的總部人員有一個通病：很少懷疑所收到的情報的可靠性。
和招募的間諜保持聯系，這是所有負責人不費吹灰之力搜集情報的最重要的方式，而且這一切都輔之于一套經過精心考慮的反監視程序。為了在下午4點鍾同間諜接頭，情報人員要在下午1點鍾離開情報機構，經過事先選定的巧妙的途徑到達接頭地——最好的是在高層建築旁邊的小停車場。私人樓房邊的小停車場不很合適，因為外交車牌將招致不必要的注意，而大停車場通常有許多警察。克格勃人員把車停到車場後，就朝約定地點走去，那里有另一個克格勃人員駕車等候，接著他們駕車在城里轉悠一小時，看看有沒有“尾巴”。與此同時，反間諜處在截聽可能出現的當地安全機關監視人員的無線電聯系，或注意發現其它跟蹤跡象，這種行為稱作“脈沖”。去接頭的人員和他的同事的車內都裝有接收機，通過它可使用密碼與大使館通話，密碼通常是一個字母（這個字母就是克格勃人員本人的代號及通信代碼）。如果沒發現有被監視的跡象，克格勃人員大約3點鍾走出同事的汽車，以普通人的步速步行前往接頭點，在4點鍾准時趕到。
近半個世紀來，克格勃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它的對外偵察的主要戰役手段，從招募“五傑”至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克留奇科夫在發往國外情報機構的1984年戰役工作計劃中再次強調傳統的做法：“應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募間諜的工作上。”他號召情報處研究新的招募突破口，“特別要注意青年，讓他們滲透到我們感興趣的目標中”。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升為克格勃主席後大概沒有改變自己的這一觀點。
1985年3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一上台就看到了克格勃國外活動的兩個優勢。第一，他確信，瞬息萬變的同際政治要求反應靈敏的情報機構；他的聞所未聞的對外政策的首創性要求最大限度提供西方對此反應的政治情報。
在戈爾季耶夫斯基逃離俄羅斯之前，總部就給政治情報處提出了過高的要求，而從1985年夏季開始，這種要求無疑更高了。90年代第一總局的主要優勢在于任命了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羅維奇·舍巴爾申為局長，他于1988年10月接替了克留奇科夫。舍巴爾申同1953——1956年的第一總局局長亞曆山大·謝苗諾維奇·帕紐什金一樣，是在外交舞台上開始升遷的。1958—1962年、1966－1968年，他在巴基斯坦工作，此後調到克格勃，在安德羅波夫學院培訓後開始在亞謝涅沃工作。1971年他被派往印度領導政治情報處工作，直到1975年才提升為新德里方面主要負責人，在那里工作到1977年；1979年沙赫倒台後，他前往德黑蘭任負責人，直到1983年被驅逐出境。1985年夏天戈爾季耶夫斯基離開第一總局時，舍巴爾申已擔任了一年的副局長工作，主要是起草第一總局給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報告。他擊敗了覬覦總局局長一職的占據高位的候選人，他的報告給政治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能給政治局留下深刻印象，肯定是觸及了一些重大問題，如西方對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反應。1984年，正是因為戈爾季耶夫斯基向戈爾巴喬夫提供了咨詢材料而升為倫敦情報機構負責人，與此同時，幫助舍巴爾申後來升為第一總局局長的顯然是他呈送的那些報告。
顯而易見，90年代克格勃利用蘇聯領導人像過去一樣地對秘密報告的嗜痹心理，繼續把由公開消息源搜集來的情報作為秘密間諜的報告，呈交上去。舍巴爾申說：“第一總局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向蘇聯領導人提供可信、准確的有關西方主要國家對我國及最重要的國際問題的現實計劃和陰謀的情報。”第一總局努力維護這樣一種神話：只有他們才能正確理解西方，蘇聯在軍事、意識形態和經濟方面的問題只會有助于加強他們的影響。隨著華約組織的解體，克里姆林宮從東歐撤出了幾萬軍隊。蘇維埃國家的思想基礎崩潰了，作為共產主義信仰中心的莫斯科，其威信也隨即崩潰了。蘇聯的經濟危機必然導致它停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因而，間諜活動越來越顯出它的巨大的重要性：它成了保證蘇聯在全球影響的主要手段。
在戈爾巴喬夫看來，蘇聯對外偵察的第二個主要職能是從事科技間諜活動。1984年12月5日，戈爾巴喬夫在倫敦大使館一次非公開性談話時（當時戈爾季耶夫斯基也在場），禁不住稱贊了第一總局T局以及它在國外情報機構中的科技情報處所堅持的工作方向。顯然，那時戈爾巴喬夫就把秘密搞到西方的技術作為經濟改革的重要部分來研究。
幾年中第一總局T局的行動很有成效。T局局長列昂尼德·謝爾蓋耶維奇·紮伊采夫活躍而謹慎，他早在60年代就開始從事科技間諜活動，當時他在倫敦情報機構工作。他試圖把T局從第一總局分出去，成為克格勃的一個獨立部門。可是，克留奇科夫完全不允許自己間諜帝國的這一重要部分被分離出去。紮伊采夫表示，T局財政上不僅要自給自足，還將承擔克格勃國外活動的整個系統的費用。T局雖沒從第一總局分離出去，但它有了足夠的獨立性。它的學員在安德羅波夫學院單獨學習它自己的課程，幾乎所有人都曾受過技術教育。在國外情報機構中的科技情報人員很少同其它部門的同行們交往。盡管如此，應該說，T局是按集科技情報龐大機構的最重要的部門。
搜集科技情報的主要領域是國防領域，在80年代初，軍事工業委員會負責協調這方面的工作。戈爾巴喬夫時期，軍事工業委員會（軍工委）地位相當于國家軍事工業綜合委員會，它的主席由一位副總理擔任，協調5個情報部門的行動：情報總局、克格勃第一總局T局，國家科技委員會、科學院秘密處和國家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據80年代初化名法爾韋爾的T局法國間諜說，1980年，軍工委曾3617次下令搜集詳細的科技情報，到年底完成了1085個命令，這些情報被用于3396項科學方案和研究設計試驗。在軍工委看來，30年代初90％的有價值的情報來自情報總局和克格勃。大量的科技情報在西方可以公開搜集到、如從科學大會、技術小冊子等，所以情報工作被賦予了極大意義、1985年，軍工委的情報61．5％來自美國的情報源（不一定來自美國），10．5％來自西德，8％來自法國，7．5％來自英國，3％來自日本。
盡管沒有近年來的可靠數據統計，但所有跡象表明，大規模的科技間諜活動正呈上升趨勢。軍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國空中預防和控制系統、美國“B－IB”轟炸機（即蘇聯“海盜旗”轟炸機）、計算機IBM系列等。
蘇軍質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這些“成績”之上的，據估計，大約150個蘇聯武器系統依靠從西方偷來的技術。
T局將近一半的工作都用來完成軍工委下達的任務。至1980年，他們搞到5456個“樣品”（設備、樞紐站、微型系統圖等），其中，4．4％用于國防領域，28％通過國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領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組織。在T局搜集來的情報中，一半以上來自“盟國”的情報機構，更確切地說，主要來自東德和捷克。1989年前，蘇聯盟國的科技間諜活動組織不斷擴大。1990年年初，東歐的一些對外情報機構想討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順利地用于工業現代化的科技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懷布斯特說，克格勃在繼續擴展行動，“尤其是在美國。在這里，它們企圖招募大量的懂得技術知識或能夠搞到技術情報的人員”。
在西歐，T局從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為北約研制的“卡特林”無線電電子通訊的情報，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設計員潛入五角大樓和其它科研、軍工電子系統的情報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報處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東亞地區，企圖滲透到日本、韓國等國家。
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報，為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政策作出了巨大貢獻，並使之更加鞏固。正如埃內斯特·格爾涅爾所再三重複的那樣，蘇聯打破一黨體制經曆了漫長的過程。斯大林時期這種體制建立在恐怖和官方信仰的基礎之上，而對這種信仰很少有人懷疑過。赫魯曉夫時期，那種恐怖消失了，官方信仰的人和國教教徒都感到遠離了斯大林主義的災難，相對安全了，要知道在過去那種災難能降臨到每個人頭上。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曾有一段短期的幻想熱潮。但在安德羅波夫時期，如同恐怖一樣，對原有體制的信仰也消失殆盡。蘇聯文學家n·巴特金稱這段時間是“灰色官僚”時期，即統治灰暗、平淡無奇、蕭條停滯、行賄受賄、官僚主義。
由于蘇聯領導人對周圍世界，特別是對西方的原有看法已經改變，因此，內部體制變得衰敗，而開始實施新的，最文明的對外政策。從斯大林的獨裁到戈爾巴喬夫時代開始這段時期內，沒有一位政治局委員真正了解西方，他們的天才就在于善于理解克格勃政治情報處提供的情報的深層含義，而這種含義由于情報處思想上的局限性和對陰謀理論的熱衷而變得令人費解。在同西方打交道過程中，他們用戰術上的狡滑、殘酷無情，企圖在一些小事上不斷取得勝利，和從外交官和情報機構了解到的西方的一些弱點，來掩蓋自己的無知。蘇聯建立了龐大的外交官、間諜、記者和科學人員隊伍，由他們去搜集大量的有關西方危機的情報，以幫助蘇聯實現世界超級大國的美夢。但到頭來卻破壞了已經從內部開始腐朽的蘇聯政體。
蘇聯終于發現，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是一位新型的領袖人物，盡管他也有許多傳統的教條以及對外部世界的不正確觀點。但他很清楚共產主義制度已入了歧途，他准備采取新的思想。戈爾巴喬夫的最有聲望的顧問亞曆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在他上台前是一位政治家，他1973—1983年10年間是蘇聯駐加拿大大使；憑自己的親身經曆，他很了解西方。雅科夫列夫的腦袋只是部分被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武裝。他在克格勃與戈爾巴喬夫的多次會見中，對新思維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克格勃在將核導彈攻擊間諜戰計劃撤銷並鎖人檔案櫃以後，也開始更加清醒地一觀察周圍的一切。
1987年，維克多·切布里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速度過快、規模過大。他利用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110周年紀念日，重提關于西方情報機構（其中包括托洛茨基主義）陰謀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滲透的舊理論，“我們社會的道德、政治潛力和蘇聯哲學仍是一些特別機構和帝國主義超級大國搞破壞活動的主要目標之—……因此，它們不僅致力意識形態方面的滲透，而且企圖破壞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政策，竭盡全力阻礙蘇維埃國家的發展道路和社會主義的建設實踐。為此，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多次兜售他們那些腐朽的理論，經常從托洛茨基主義和其它機會主義學派的倉庫中，搬出些陳詞濫調作為論據”。遭到切布里科夫攻擊的帝國主義情報機構的“意識形態破壞形式”有兩種，第一種是他們試圖“破壞黨和人民這一不可分離的統一體，實行政治和意識形態多元化”；第二種是傳播“民族主義病毒”，這種“民族主義”，“不久前已導致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者出現挑釁性襲擊”。切布里科夫自己也完全有可能相信這種胡言亂語，這使戈爾巴喬夫感到難堪。1987年前，切布里科夫同善于隨機應變的克留奇科夫非常親近，他曾勸說後者稍微壓制一下傳統的陰謀理論，以適合新思維的要求。戈爾巴喬夫甚至邁出了破天荒的一步，1987年12月，他第一次華盛頓之行時竟帶上了克留奇科夫。這次訪問將簽署中短程導彈條約——第一個限制超級大國核軍備的法律性文件。克留奇科夫按照慣例，並沒有大肆炫耀自己的華盛頓之行。但在此之前，蘇聯首液從未帶著第一總局領導人一起訪問西方。
1989年夏天，戈爾巴喬夫熱情地評論克格勃和第一總局領導人“在我們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和民主進程混亂的條件下，有針對性地工作”。這之前，擔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已感到自己的時日將至，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了他的職務。切布里科夫在不得不把克格勃主席的位置讓給克留奇科夫前11個月的時候成為政治局委員。任命克格勃對外情報機構負責人擔任克格勃主席（以前從未發生類似情況）。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第一總局威望和克格勃重要性提高的最好證明。
克留奇科夫在外交部會議上宣讀了他的題為《對世界的客觀看法》的告別演說。發言中新舊思維以奇怪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克留奇科夫的這次發言證明，第一總局自核導彈攻擊間諜戰5年來對西方的看法已有巨大改變。總之，他的講話比較樂觀。他特別強調，消除和“避免大規模軍事沖突的危險”已最終成為“完全可以達到”的目標。蘇聯的國際形象隨著改革也已改變：“敵人的形象以及蘇聯被看作極權主義和半文明社會的形象都正在被洗刷，我們在思想意識和政治方面的論敵，正在承認我們改革的深度和它對國際政治的積極影響。”克留奇科夫說：“我們很難劃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各社會政治階層，同具體地區或國家富有特色的政治力量派別之間的區別。客觀地講，至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還不客觀，還沒有擺脫刻板的論調和陳規舊矩，所有說我們對外政策行動很有成效的說法還不切合實際。”克留奇科夫的講話表明，昔日的對陰謀理論的懷疑還在他的心中徘徊。他沒具體提到核導彈攻擊間諜戰，但他還試圖再證明它的存在：“許多從前的任務（第一總局的）還在日程上，其中主要的一項還是來自核沖突的直接危險。”與此同時，克留奇科夫還因循守舊地攻擊西方、“首先是美國”的情報機關：“他們完全扮演著右翼保守勢力突擊隊的角色，他們是帝國主義‘制動系統’的一件最銳利的武器，是我們改善國際形勢道路上的阻礙因素。在西方，間諜狂的廣泛行動，和對付蘇聯國外機構的粗暴的挑撥離間行為沒有失去活力，這並非偶然。”克留奇科夫宣稱，僅1988年上半年，針對蘇聯國外使團和公民的挑釁行為就達900起。
克留奇科夫擔任克格勃主席之職後，至少在公開場合的立場變得靈活了，他開始了一場活躍社會輿論的運動。他宣稱：“不僅在我們國家，而且在全世界克格勃的形象都應同其高尚的目標一致，那些目標是我們的工作所要努力達到的。”1989年初，克留奇科夫成為克格勃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的辦公室接見美國大使的主席。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他同其他的克格勃高層人員接受了西方記者采訪，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甚至在國外電視公司放映的《今日克格勃》電影中頻頻露面。克留奇科夫舉行了一系列記者招待會，接受蘇聯觀眾電視采訪，出現在最高蘇維埃舉行的任命儀式上，在那里被迫回答了代表們的96個問題。雖然許多人同意任命克留奇科夫為克格勃主席，但在表決時，仍有26名代表棄權，6名投了反對票。
在克格勃的全部活動中，克留奇科夫關于要與社會各界保持密切聯系的主張一直未變。他認為，克格勃的行動要“同蘇聯法律制度嚴格一致”，置于黨的監督之下，愉快地、主動地接受最高蘇維埃在國防和國家安全領域新設的委員會的監察，完全拋棄過去斯大林的恐怖。他建議建立“完善的保障系統”，以防止曆史悲劇重演。雖然克留奇科夫的言行富有新意，但他卻明顯地有些過分了。他宣稱，克格勃內沒有告密者，“只有助手”，告密是受千千萬萬蘇聯人鄙視的行為。鮑里斯·葉利欽當面對他說：“首先，在大多數規模龐大的組織中工作的不是“助手”，而是相關的國家安全機關的間諜網，這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巨大道德損害……在民主化時期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不能容忍的。”雖然克格勃積極組織行動，破壞葉利欽的威信，但1990年5月他還是當選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之後，他也邁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拒絕接受克格勃的警衛。警衛任務由最高蘇維埃秘書處新成立的分隊擔任。
80年代末期，克格勃國外行動最重大的變化是開放程度和演說水平的提高。1990年，列昂尼德一舍巴爾申的第一總局局長任命書第一次刊登在報紙上。《真理報》記者獲准進入位于亞謝涅祆的第一總局總部，舍巴爾申辦公室給他的印象不像克留奇科夫任總局局長時的辦公室那樣令人望而卻步、陰森可怕。擱架上立著一張合巴爾申的孫子的照片，書架上排放著西方出版的有關克格勃的書、索爾仁尼琴及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以前這些書都被認為是反蘇作品。舍巴爾申對《真理報》記者說：“現在我們嘗試著向國際政治表現出積極的一面，利用一切機會改善國際關系，達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決議。”然而，他對那種對第一總局曆史所作的修正主義的詮釋卻持不贊成的態度。“我堅決反對現在有人試圖把“冷戰”的罪過推到蘇聯頭上的做法。”西方的威脅並未消失：“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敵人的陰謀詭計。”
戈爾巴喬夫執政前5年第一總局的變化主要是表面上的。但在行動上也不能說毫無變化，我們可以從“積極行動”談起。戈爾巴喬夫當上總書記後，並未試圖介入該行動領域。1975－1985年10年間A處（特別行動處）的人員從50人增加到80人。A處機關設在亞謝涅沃，普希金廣場的《新聞》出版社還有它30－40名人員。克留奇科夫本人滿懷熱情地支持“積極行動”、在戈爾季耶夫斯基看來，他對其行動成功抱的幻想過高。他常同中央委員會國際部一起全面“積極行動”，他的熱情似乎由此也感染了國際部。1985年初，A處第一副處長N·X·索茨科夫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A處在行動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三個方面：准備破壞美國各項政策威信的材料；組織加深美國與其北約盟國之間沖突的行動；支持西方保護和平的運動。戈爾巴喬夫時代初期，A處特別引以為驕傲的是組織了“煽風點火”行動，對1985年5月里根總統在歐洲議會上的講話進行抵毀。一位從事“積極行動”的克格勃高級軍官有根有據地對戈爾季耶夫斯基說，克格勃甚至能偷偷把標語塞給游手好閑的人。
在國外情報機構工作的政治情報軍官，通常應把25％的工作時間用于“積極行動”，而實際上他們這方面花費的時間要比規定的少得多。就像A處偽造的文件和材料的質量不—一樣，它的人員也形形色色，紛繁複雜。其中，有近50％的軍官是“積極行動”專家，但其余的人大都是各處拋掉的渣滓。第一總局中有才能和虛榮心的副博士中很少有人想去A處工作。它被看作是一潭死水，無人員流動，只要進了A處出國的機會就很少了。由于戈爾季耶夫斯基的叛逃，整個積極行動計劃不得不中止，其中包括兩項最重要的計劃——破壞監督前來蘇聯宗教生活的凱斯頓·科列吉威信的計劃和偽造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寄給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國際政策的文件。
80年代末。蘇聯在西方（而非第三世界）的積極行動的挑釁性減弱了。A處在80年代初曾為阿爾涅·彼德森這樣的西方間諜准備了大量的攻訐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檄文和抨擊性文章，但都逐步棄之不用了，蘇聯對那些曾為克格勃行動作掩護身份的許多組織也冷談起來。1986年，多年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的羅默什·昌德拉被迫做了自我批評，這對他來說可能不是心甘情願的。他承認：“對理事會主席工作的批評應引起注意，同時對這項工作也應給予必要的糾正。”“糾正”的主要方法是任命來自芬蘭的約翰內斯·卡斯拉赫季為新的秘書長，正如所預料的那樣，日後他將替代羅默什·昌德拉擔任理事會主席之職。但人事的變更未能恢複理事會的威信。1988年，克留奇科夫的妻弟，蘇聯維護和平委員會主席亨里希·博羅維克呼籲世界和平理事會要成為“真正的多元組織”。1989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承認其經費的90％來自蘇聯後，它失掉了最後的信任。戈爾巴喬夫時代，它的行動和優先地位有所改觀，似乎一些積極措施還在發揮作用。蘇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繼續通過其它組織和渠道（蘇聯並未明顯介入），監督它的“灰色的”半合法化的積極行動。A處繼續同國際部合作，組織“黑色的”或秘密的積極行動，但蘇聯在這些行動中相當隱蔽。
第三世界國家是國際部和A處采取積極行動的主要領域。80年代末期，A處每年假借美國官方材料偽造l0－l5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是所謂“冷門”贗品，它們悄悄地向第三世界國家有威望的人物證明，中央情報局和其它美國機關正在他們國家進行敵對活動；還有一部分是依據大眾傳媒編造的。在這些偽造文件中，有一封偽造的中央情報局局長烏里亞姆·凱西的信，內載1988年，里根總統破壞巴拿馬穩定的有關指示；還有一封偽造的南非外交部長皮克·博塔1989年給美國國會的信，內有同美國進行軍事、偵察、經濟合作的秘密協定。
戈爾巴喬夫時代初期，“積極行動”在第三世界最富有成效的戰役，大概是把艾滋病出現的罪過歸咎于美國細菌武器試驗室。這次戰役由公開宣傳和A處秘密行動兩部分組成。這件事開始于1983年夏天刊登在印度親蘇報紙《愛國者報》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稱艾滋病病毒是美國在馬里蘭卅進行遺傳工程試驗時產生的。開始時文章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但後來在1985年10月份的蘇聯《文學報》上被一再渲染。在此期間，俄羅斯出身的東德退休生物物理學家雅科夫·謝加爾教授用“間接證據”試圖向人們展示，艾滋病病毒是由人工手段從自然界自然存在的兩種病毒交合而來的。後來、這種間接證明被完全推翻了，然而，這次偽造的有關艾滋病的充滿科學術語的說法不僅風行了第三世界國家，而且引起了西方大眾傳媒的興趣。1986年10月，保守的不列顛《蘇格蘭人快報》頭版刊登了一篇由謝加爾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講話改寫而成的冗長的文章。1987年上半年這件事在4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得到了廣泛的闡釋。
可惜這次“積極行動”在即將達到成功的頂峰時，被蘇聯對外政策的新思維敗壞了名聲。1987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我們講真話，只講真話。”顯然，他和他的顧問們都擔心西方會揭露蘇聯時常出現的虛偽報道，這會威脅到蘇聯在西方的新形象。在從國際科學組織收到美國官方關于這次艾滋病事件的抗議書和反駁書後，蘇聯首席艾滋病專家維克多·日丹諾夫和克里姆林宮都深為“積極行動”的這次成功戰役感到難堪。1987年8月，莫斯科向美國官方人士聲明，關于這次艾滋病事件蘇聯官方已予以批駁。的確，報刊已完全停止刊登這方面的文章，而從1988年9月開始，蘇聯的大眾傳媒再沒提及過這件事。
雖然蘇聯官方在1987年8月駁斥了艾滋病的說法，但它同時卻在第三世界用下流無恥的積極反美行動來補償。最成功的一次行動，是刊登了美國人將拉美孩子解剖後進行器官移植的事件。1988年夏天，在布魯塞爾的親蘇組織國際民主法學家協會再次提到了此事，後來報界在50多個國家就此事大肆渲染。1988年9月，法國共產黨員、歐洲議會議員達內麗·傑瑪爾什女士建議官方給買賣兒童器官的人判罪，並把要控訴的材料作為報告寄給國際民主法學家協會。在眾多會員缺席的情況下，協會就此建議進行了公開表決。一些與克格勃無關的人員也參加了這場粗制濫造的鬧劇，如葉戈娃領導的情報網，1989年在它的雜志《覺醒》上刊登了一篇有關這方面情況的文章，該雜志發行量達l100萬份，用54種語言出版。希臘一家報紙寫道：在美國可以隨便買到人的心髒，價格從10萬到100萬美元不等。其它捏造的說法在1990年也遍及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如有一種謠言，說美國正在研制或已經研制出“民族武器”，專門消滅有色人種。1990年之前，新思維政治完全禁止蘇聯報界反西方虛偽報道潮流的泛濫，但對A處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大規模行動卻沒有多大影響。
戈爾巴喬夫時代初期，克格勃對恐怖主義的態度有了一些變化。莫斯科對它的第三世界的幾個恐怖主義者朋友的惡感不斷增加，這在卡紮菲上校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1984年4月17日，利比亞人在倫敦塞恩特·詹姆斯街心公園的利比亞大使館（利比亞人稱大使館為“人民委員會”）前游行示威，這成了蘇聯和卡紮菲關系的轉折點。利比亞安全機構的一軍官從一樓窗戶向示威人群開了槍，打死了女警察伊馮·弗萊切爾。不列顛馬上同利比亞斷絕外交關系，把60多名利比亞官員和卡紮菲的一些追隨者驅逐出境。當時《真理報》就此槍殺事件異常坦率地寫道：“沒想到開了槍……結果一名女警察被打死，數人受傷……更有甚者，華盛頓散發的報告說，借助間諜衛星截獲了一封從的黎波里寄往倫敦的密碼信件，信中命令，大使館人員可以向游行人群開槍。在這些事件發生後的次日，不列顛當局通過了同利比亞斷絕外交關系的決議。”《真理報》刊登了利比亞的反駁文章，但讀者毫不懷疑大使館內有人確實開了槍。
順便說一下，克格勃對槍殺弗萊切爾事件的了解，要比《真理報》對讀者講的多得多。1984年4月18日蘇聯駐倫敦情報機構，接到總部的電報，其中有可靠消息說，是卡紮菲親自命令開的槍。電報還說，為了監督這次行動，利比亞情報機構這方面的專家專程從東柏林飛往倫敦。後來里根總統稱卡紮菲是“古怪的下流坯子”，總部對此很贊同。1985年3月，卡紮菲在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3個小時的報告，稱開槍時打死了“一條野狗”。總部評價說，這個講話證明卡紮菲本人是一個徹底的行為偏激狂。卡紮菲聲明說：“我們全國人民具有合法的和神聖的權力去消滅我們的敵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無論在白天，還是在夜晚。”他還解釋說，建立由150名經過培訓的恐怖分子組成的“穆塔拉比索溫”（意思是“時刻准備著！”）新縱隊是為了在全球肅清利比亞的敵人。
總部不贊成卡紮菲把從社會主義國家得到的資金、武器、炸藥再提供給愛爾蘭共和軍。70年代末英國報界曾宣稱，愛爾蘭共和軍中的恐怖分子獲得了蘇聯武器。後來克格勃一名高層領導做了緊急調查，查出武器來自利比亞。當時莫斯科正式介入此事並聲明，它對于卡紮菲這一作法及購買蘇聯武器的詭計所帶來的後果不負責任。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立場改變了，蘇聯十分不安地盯著恐怖分子使用蘇聯武器。
70年代和80年代，愛爾蘭共和軍曾不止一次地試圖與在都柏林的克格勃軍官和以記者身份來到貝爾法斯特的駐倫敦情報機構人員建立聯系，但總部對此不予理睬。克格勃駐都柏林情報機構通常很不樂意去同這些非法組織有所接觸，因為他們認為在愛爾蘭似乎沒有任何保密的可能性。克格勃軍官們說，隨便走進一個啤酒館，聽聽那里的談語，都可令人驚奇地了解到許多情況。而總部對來自愛爾蘭的間諜的彙報並不特別滿意。1985年2月，三處處長尼古拉·格里賓來到都柏林檢查工作，並想竭力提高當地克格勃情報機構的工作效率。此前幾年，他曾寫了關于北愛爾蘭情況的書。當時，總部把愛爾蘭作為年輕地下工作者的訓練場，他們一般先在那里干上一年半載，以便在接到去更重要的國家的（按克格勃的觀點）任命之前，了解愛爾蘭和不列顛的生活。
總部不太想和恐怖主義者小組有牽連，特別是在80年代中期這方面的表現更明顯，這是因為過分害怕自己也成為恐怖主義行動襲擊的目標。1985年4月，總部發出由克留奇科夫親自簽發的通令，要求對8、9月間發生在保加利亞的一系列爆炸事件予以重視。雖然制造爆炸的凶手還未查明，但克留奇科夫宣稱，炸彈裝置的複雜性證明有一個西方的“特別行動組織”參與了爆炸事件。克留奇科夫自然傾向于西方可能耍各種各樣的陰謀，因此他認為，西方可能試圖利用恐怖主義破壞蘇聯盟國的穩定。他擔心西方利用保加利亞僑民進行恐怖主義活動，這就有可能成為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類似活動的惡劣先例。克留奇科夫建議各駐外情報機構與當地警察局取得聯系，並向它們強調對付恐怖主義危險的國際間合作的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協商合作已經開始了。古克在1980－1984年任倫敦情報機構負責人的4年間，先後約有10次同當地警察局取得了聯系，向它們提供了來自中東的恐怖主義者的情報。當然，他主要是通報恐怖主義者對蘇聯目標的潛在威脅，但他很少提供恐怖主義者可能襲擊自己仆從國的情報。
約在同一時期，即當戈爾季耶夫斯基接到克留奇科夫關于保加利亞爆炸事件的通令後，C局（從事地下活動和特別行動）局長尤里·伊萬諾維奇·德羅茲多夫（前紐約情報機構負責人）以個人名義請他寄來了一套有關如何對付恐怖主義和西方特別行動的材料。其中，最令人奇怪的請求莫過于索要彩色電影《制勝的勇士》的拷貝，德羅茲多夫認為，通過這部電影能找到英國特別航空機構一些戰役方法的秘訣。除此要求外，他還要求提供左翼恐怖主義分子小組、不列顛“特別軍事分隊”、武器交易行動及古怪、神秘暗殺行動的情報。C局甚至想知道英國生產的防彈背心的詳細情況，這種防彈背心重量不足2公斤。德羅茲多夫是作家弗雷傑里克·福爾賽特的忠實崇拜者，他再三建議戈爾季耶夫斯基讀一讀他的小說《第四備忘錄》——它是克格勃人員的案頭必備書。如德羅茲多夫所說。該書描寫的是一名克格勃特別行動專家朝夕思慕的幻想：為了使左翼政府掌權，在大選之前，蘇聯間諜在英國的一個美國航空基地制造了一起小規模的核裝置爆炸案。
根據德羅茲多夫開列的這張清單可以看出，他很想更多地了解特別行動和恐怖主義行動的情況。但戈爾季耶夫斯基猜想，他可能想在英國實施一項克格勃早已計劃好了的特別行動，德羅茲多夫一再要求倫敦情報機構租一些空倉庫、這引起了戈爾季耶夫斯基的懷疑：他確實在尋找儲存武器和特殊設備的地方。除此之外，他還一再索要一些情報，而這些情報只有在為克格勃某項戰役組織掩護時才需要。
顯然，克留奇科夫對恐怖主義向蘇聯蔓延的擔心壓倒了德羅茲多夫在西方掀起冒險的“特別行動”計劃。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切布里科夫任克格勃主席之職後，東西方合作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必要性，成為他的一系列文章和接受記者采訪時的主要題目。
1988．年12月，一架從高加索起飛的“伊爾”客機被劫往以色列後，克留奇科夫說：“我們的工作開始了新階段。”在此之前的15年間曾發生過15次劫機事件，它們雖都被及時制止了，但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報界對此只字未提）。1988年12月亞美尼亞劫機犯要求飛機在以色列著陸時，克留奇科夫說，“克格勃沒反對，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同以色列能相互理解”。結果沒發生流血，“沒有一個孩子，沒有一名參加該行動的工作人員遇難，甚至沒有一個恐怖分子喪生”。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對以色列為和平解決該事件，並遣返劫機犯方面所提供的幫助公開表示感謝。克格勃對此表示贊同。克留奇科夫的副手維塔利·波譜馬廖夫將軍在就劫機事件首次舉行的西方記者招待會上宣稱：“‘這是蘇聯和其它國家就此類事件進行的首例合作。”克留奇科夫的另一副手格尼·阿格耶夫將軍向塔斯社提供了事件的詳細情況，他說，劫機小組的策劃者帕維爾。亞克什揚茲是個吸毒者，克格勃給了他麻醉劑。“因為我們認為，這能使他平靜下來。”
1989年克留奇科夫的一系列講話中，都號召克格勃同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它西方間諜組織在與恐怖主義斗爭時進行合作：“恐怖主義者的一只翅膀用來對付美國，另一只對付蘇聯。我們對消除本世紀的這種可怕現象都很感興趣。如果我們采取最果斷的措施，那我們就會很快結束這種罪惡。恐怖主義的殘余部分還可能存在，但它僅僅是殘余部分，不是恐怖主義本身。”7月，克留奇科夫在對最高蘇維埃的一次講話中和後來接受記者采訪時，都強調指出正在增加的核恐怖主義的危險，這也是東西方國家間情報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高蘇維埃的聽證會上我曾講錯了一句話，即當今世界已丟失了幾噸濃縮鈾。可不是幾噸，而是幾百噸。雖然我們可以猜測，但我們不知道它們到哪里去了。當今世界上知識迅速傳播，技術潛能越來越高，以致于很容易地就能組裝出一個核裝置，它恫嚇的已不再是一個城市，而是整個民族。我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為全球罪犯猖撅。簡短地說，我們都准備在同恐怖主義和毒品交易的斗爭中合作。”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宣布解散研究持不同政見者的五局（它的職能轉給了第二總局，但在形式上已被淡化）和成立維護蘇聯憲法體制的新局，該局要協調同“70年代初以來席卷全球的恐怖主義”的斗爭。他還宣布說，克格勃70年代在蘇聯揭露並打擊了“1500多名帶有恐怖主義企圖的人”。同時，克留奇科夫還派了兩名不久前剛剛退役的克格勃高級軍官，前去參加在加利福尼亞舉行的同美國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的秘密會議，並討論同恐怖主義斗爭的方法，他們是前第二總局副局長費奧多爾·謝爾巴克中將和前第二總局反恐怖主義專家瓦連京·茲韋茲堅科夫少將。
但是克留奇科夫對其本人建議的，這種和平時期進行循史無前例的情報合作劃定了界線：“偵察，這是一種無規則的游戲。雖然它具有一些特點，但這些特點，很遺憾，並不能使我們簽署一些協議，規定我們如何、按什麼原則來進行相互爭斗的情報戰役。但是我想，干我們這一行的應該始終烙守‘禮貌的准則’。”克留奇科夫提出的這種有限合作，使西方情報部門傳統的惡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我們知道，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蘇聯報界經常指責美國中央情報局，把它描寫成“令人極端厭惡的啊牙裂嘴的丑八怪，貪婪地吞食誠實的納稅人錢財的吸血鬼，粗暴踐踏一切道德准則、凌辱全民族尊嚴的惡魔”。70年代，第一總局內敢于明目張膽地極力批評克留奇科夫的，是英國事務專家米哈伊爾·柳比莫夫和美國事務專家奧列格·卡盧金；前者1980年被解職，後者是第一總局內最年輕的將軍，1980年被派往列甯格勒，他們都漸漸地被人忘掉了。
雖然柳比莫夫把罪過平均地推到東方和西方情報機構頭上，但他還是常常鄙薄地譏笑克格勃的自命不凡：“一次甚至極微小的成功都要頒授勳章。秘密情報機構好像劉易斯·凱羅爾童話中的百獸和群鳥，圍著一個問題轉圈：誰是勝者。一聽到這樣的問題他們就會一齊回答：‘我們！’克格勃與其在西方的同行一樣，變成了間諜狂，‘破壞積極的外交努力’、‘在惡化國際形勢方面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柳比莫夫認為，衛星偵察帶來了“穩定的效果”，減少了雙方突然襲擊的可能性。但當他在1989年成為克格勃第一個離任的駐外間諜頭目後，他在蘇聯報紙上呼籲裁減第一總局以及克格勃龐大的國內機構。1990年柳比莫夫出版了《關于傳說的傳說》——克格勃和中央情報局之間有價值的秘密戰滑稽劇。《莫斯科新聞》報認為可以把柳比莫夫的這本書改編成一部“很好的音樂喜劇”。
奧列格·卡盧金由于著手調查幾個帶有政治背景的受賄事件，而于1987年被解除列甯格勒克格勃副主席之職，此後，他開始公開批評克格勃。1988年他開始對在第一總局掌權14年的偏執狂克留奇科夫，發起了幾乎毫不隱蔽的攻擊：“就在幾年前，上面有人強迫我們相信，我們的事業不成體統，其根源不是隱匿在我們體制內的弊病，而是由于敵人的包圍、帝國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的極力壓制、少數人的反社會行為和國內犯，這些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惡意的宣傳和挑撥離間的結果。”卡盧金1980年被克留奇科夫從第一總局解職也是因為類似的言論。即使在批評美國的秘密行動時，卡盧金也是從克格勃的角度來抨擊中央情報局這個傳統的敵人。他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擔任駐華盛頓政治情報處處長時，對以下情報就曾深思良久；中央情報局對越南戰爭結局的觀點要比五角大樓的現實得多。他說：“我曾多次同中央情報局人員見面，但他們都沒告訴我從事什麼職業。他們是些極其敏感，富有教養的交談者，在發議論時不會走極端。我並沒被他們善意的微笑所迷惑。但我認為，他們對全體蘇聯人民並不懷有階級仇恨。”卡盧金認為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懷布斯捷爾是一個值得稱道的人：“當他感到要維護正義的事業時，就不怕影響自己同白宮的關系。”顯然，卡盧金對克留奇科夫並沒有太大的好感，他在1990年稱克留奇科夫的改革是在給自己的臉上塗粉。“克格勃的爪子和陰影充斥了生活的各個領域，所有關于克格勃新形象的議論都只不過是偽裝而已”。
克格勃和整個世界一樣，都未能預見到東歐的共產主義盟國解體的速度和時間，而實際上，解體早在1989年就已經開始了。但可能是它首先感覺到二戰末期形成的蘇聯集團注定必遭滅亡。80年代初期和中期，總部對東歐未來的態度就表現出絕望和宿命論一一一80年代末更加深了。戈爾巴喬夫時代初期，戈爾季耶夫斯基就聽到一些悲觀的抱怨、說共產主義制度不可信，責備說“我們推行了蘇聯的堡壘政策，但這些國家都要完蛋了！”盡管這種說法未必很嚴肅，但類似的議論卻在1989年的變革中被東歐國家所證實。
在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接替契爾年科任總書記以前，三個東歐國家就根據不同的原因，嚴肅地向總部表示了他們的擔心。第一個國家是波蘭。1980－1981年間，由于團結工會力量的迅速壯大，第一總局在波蘭的地位已經動搖。1981年12月，雅魯澤爾斯基、波蘭軍隊和波蘭國家安全部聯合發動軍事政變，鎮壓了團結工會。雖然其嫻熟的手段得到了莫斯科總部的贊賞，但克格勃比大部分西方觀察員都明白目前的情形只是暫時的。
總部主要擔心羅馬教皇在波蘭的威望迅速提高並壓倒波蘭政府。當然，任何一個蘇聯領導人都可以重複二戰末期斯大林那個自負的問題：“教皇有幾個師？”但那個時代已成為曆史。總部的大部分波蘭專家回顧過去時都認為，波蘭危機始于1978年波蘭紅衣主教卡羅爾·沃伊特雷（後來改名為約安·帕維爾二世）被選為羅馬教皇之前。7個月後，當沃伊特雷以新羅馬教皇身份來到波蘭時，全國幾乎四分之一的居民前去迎接他，其余的則通過電視注視著他9天凱旋式的訪問。訪問結束時新羅馬教皇回到了他的故鄉克拉克夫，他說這里的“每一塊石頭對我都是非常珍貴的”，感動得許多人在街上號陶大哭。當時已經腐朽的國家政治體制同教會的道德威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總部對克格勃參與1981年謀殺教皇的企圖的說法不一致。幾乎有一半同戈爾季耶夫斯基談過話的人都表示相信，克格勃不會干這類謀殺活動，即使是借保加利亞人之手。而其余的人則懷疑從事特別行動的總局八處與此事有牽連，也有一些人對謀殺未遂表示遺憾。
1983年約安·帕維爾回到故鄉，當他號召對波蘭體制持反對意見的人起來保護教堂時，共產黨政府再一次暴露出它缺乏威望的弱點。1984年10月，波蘭國家安全部宗教事務處綁架和殺死了支持團結工會的神甫——葉日·波佩留什科的父親，大約5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瓦文薩在他的墓旁高呼。“團結工會永存，因為你為它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雅魯澤爾斯基為表示此事與自己無關，命令公開審判凶手，這引起了第一總局新的不安。1984年年末，總部在通令中命令，要在1985年進行一系列積極行動，破壞教皇約安·帕維爾二世的威信。
總部對東德並不像對波蘭那樣感到憂慮。總部雖然對東德的共產黨制度沒抱任何幻想，但它在戈爾巴喬夫初期，也沒希望那里的共產主義迅速崩潰。令總部最不安的是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納克越來越不聽命于莫斯科。1971年78歲的瓦爾特·烏布里希離開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位置之後、莫斯科想扶持維利·施托弗，但在選舉時昂納克戰勝了他。惱羞成怒的施托弗告訴莫斯科，昂納克的民族主義會威脅到蘇德關系。後來證明確實如此。
烏布里希能忍耐肆無忌憚的蘇聯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員，昂納克卻不能，因此就出現了一系列事件。70年代中期，德國當局發現一名克格勃人員喝醉後在卡爾斯魯厄市中心開車，便逮捕了他，此後，克格勃東德中心局局長阿納托利·伊萬諾維奇·拉紮列夫將軍，向莫斯科抱怨，說東德當局用“納粹的方法”對待自己的友好大國（指蘇聯）。當時昂納克對拉紮列夫滿懷牢騷，在他的堅決要求下，拉紮列夫將軍被召回了莫斯科。1983年昂納克又對蘇聯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維奇·阿布拉西莫夫的舉止傲慢產生不滿，于是，後者也被召回，派任旅游局局長一職。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埃里希·米爾克和任職多年的情報總局局長馬庫斯·沃爾夫，向莫斯科總部抱怨說，昂納克阻撓蘇德間建立密切的情報合作關系。後來，當米爾克和沃爾夫兩人結仇後、情況就變得更為複雜了、關于如何鞏固米爾克和沃爾夫的影響以對付昂納克、如何保證他們二人最後不分道揚鍵的問題在總部爭論不休，其中一部分辯論在格魯什科的辦公室舉行，戈爾季耶夫斯基也參加了。盡管如此，1985年總部還是不希望蘇聯的改革再給蘇德關系帶來緊張因素。
在東歐各國中，總部最擔心的莫過于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建立的腐敗的新斯大林主義體制。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齊奧塞斯庫已同華沙條約組織貌合神離。1983年第一總局十一處（負責東歐事務）提供的一份詳細的有關羅馬尼亞情況的資料預言。該國在近幾年內將會出現經濟崩潰——目前它已踏在破產的門坎上。那份資料證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羅馬尼亞失去蘇聯的控制，它就可能投入西方懷抱。戈爾巴喬夫接替契爾年科之前，就已開始非常嚴肅地對待這種可能性。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倫敦的最後兩年內（他先是副職，後任駐倫敦機構的第一把手），總部曾幾次詢問他西方各國對羅馬尼亞的態度。1989年齊奧塞斯庫的獨裁制度最終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倒塌了。它垮台得比其它華約組織成員國迅速，而且還伴隨著巨大的流血事件。
東歐各國共產主義制度開始衰落之前，總部大概已經容忍了它們的解體（在公文中總部習慣上稱它們為“社會主義大家庭”）。但是，它們的解體威脅到了“冷戰”以來蘇聯各盟國間精心編織的情報合作網。在東歐各國，按照克格勃模式組建的當地安全部門毫無例外地都是主要的鎮壓工具，因此它們是民主改革的主要目標，90年代初期它們大部分都已失去了以前的威力。
到1990年年初，克格勃就已經感到力不從心，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指望在對付北約和西德的行動中得到東德情報總局的幫助，在針對法國的行動中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安全部門、波蘭國家安全部門的幫助，在反對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臘的行動中得到保加利亞國家安全部的幫助了。蘇聯同東德的情報聯盟已遭到失敗的命運，因為在統一的德國內，原來的情報總局對外分部和對內的國家安全部門一樣，都將不複存在。雖然要徹底破壞克格勃在卡爾斯霍爾斯特的基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那時蘇聯將失去國外規模最大的情報基地。蘇德情報聯盟的結束對克格勃自身的一些行動構成了威脅，比如著名的克格勃情報中心的建立，就是利用了東德的計算機設備。
蘇聯及其盟國的衰落對克格勃的拉美盟國也構成了威脅。卡斯特羅雖比昂納克在位時間長，但他越來越懷疑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1987年克格勃駐哈瓦那的代表團抱怨說，古巴對外情報部根本不允許沾它的邊。局勢變得嚴重了，切布里科夫親自前往古巴，試圖恢複正在破裂的情報合作關系。他的這次古巴之行大概沒有什麼有價值的結果。克格勃顯然沒預料到，桑地諾分子在1990年2月的尼加拉瓜大選中落選，此次失敗威脅到了克格勃在尼加拉瓜的四個電子偵察站。由于蘇聯大量削減對古巴的援助，將給卡斯特羅的前途帶來影響，同時也將對克格勃在盧爾達斯的一個規模宏大的電子偵察站的前途蒙上了一層陰影。
克格勃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為它的未來埋下了禍根。通過位于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總部，克格勃在斯大林主義統治下領導了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和歐洲曆史上最大的集中營。1989年蘇聯人民代表、前體育明星尤里·弗拉索夫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說：“克格勃不僅僅是一個機關，它是真正的地下帝國，至今為止沒向我們公開過秘密，卻只給我們開辟墳墓。”總部對開放檔案館的每一次要求都很神經過敏，這表明了檔案內容的極其重要性。1990年立陶宛要求獨立時，克格勃的主要反應是首先銷毀了當地檔案館內成千上萬的案卷。《維爾紐斯廣播》宣布，立陶宛的克格勃主席愛德華達斯·艾斯蒙塔斯承認，大部分檔案或銷毀，或運往了莫斯科。艾斯蒙塔斯在發表這一聲明之後就退休了。
對克格勃來說，最危險的是對外行動的檔案。80年代末期，克格勃竭盡全力，想把二戰時期在卡延森林殺死一批波蘭軍官的責任推脫掉。1989年3月，波蘭共產黨終于決心把那次槍殺的罪過推給克格勃。波蘭報紙刊登了在死者口袋中找到的資料，這些資料證明，他們是被作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俘虜被處決的。但整整一年的時間中，克格勃新聞局把所有過錯都歸咎于德國人，並拒絕對延緩召開的蘇波聯合會議做出預估。當《莫斯科新聞》報要求克格勃對波蘭提供的證據要麼“承認”、要麼“駁斥”時，各種威脅使朝該報主編一擁而來。一些被告知卡廷槍殺事件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老將們向《莫斯科新聞》報宣稱，好像是克格勃命令他們對此事守口如瓶。只是在1990年4月。戈爾巴喬夫總統親手把一些證明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這次槍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文件交給雅魯澤爾斯基後，克格勃才最終承認了這個逃脫不掉的責任。在此後的幾個月內又陸續發現了幾處填埋大批波蘭軍官的墳墓。
總部害怕公布任何一個有背景的外國人的檔案資料，這在瑞典外交官勞爾·瓦倫貝格一事中能得到很好的證明。瓦倫貝格1944－1945年在布達佩斯時曾救過數千名猶太人，為他們提供了瑞典的外交保護。但蘇聯紅軍占領匈牙利後，他就神秘地失蹤了。他一失蹤，瑞典政府、他的家庭和社會都要求莫斯科說出他的下落，但克格勃拒絕吐露事件真相，這就使得一些毫無根據的小道消息四處傳播，說瓦倫貝格至今仍活著，他被關押在某個監獄里。1957年，外交部副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交給瑞典駐莫斯科大使一份備忘錄，內稱瓦倫貝格在1947年因心肌梗塞死于蘇聯監獄。蘇聯當局至今還把這份偽造文件視作“確鑿事實”。可是，克格勃為了減輕國際社會對它的壓力，在1989年10月邀請勞爾·瓦倫貝格的親友代表，包括他的同母異父的妹妹尼娜·拉格爾格連、弟弟加伊·馮·達爾傑爾赴莫斯科談判、克格勃副主席瓦季姆、彼得洛維奇·皮羅日科夫和外交部副部長瓦連京·米哈伊洛維奇·尼基福羅夫接待了他們，並把瓦倫貝格的護照、一些私人物品和1947年7月17日由盧比揚卡監獄主治醫生署名的瓦倫貝格死亡偽造證明交給他們。皮羅日科夫和尼基福羅夫表示了“深深的遺憾”’，說盡管在克格勃檔案館內“仔細”搜尋，但沒找到更多的有關文件。安德烈·薩哈羅夫等人公開表示懷疑：克格勃關于如此重要的外國外交官事件的記錄怎麼會突然消失了呢？其實，有關瓦倫貝格的大量文件並未失蹤，只是克格勃認為不便公布而已。克格勃保存的瓦倫貝格案卷中說，蘇聯紅軍占領布達佩斯之後，內務人民委員部便竭力要招募他，但瓦倫貝格隨即便拒絕了。于是內務人民委員部擔心他將其企圖張揚出去，便逮捕了他，轉送到蘇聯。莫斯科後來繼續采取措施招募他，但都失敗了。他被槍決的時間不晚于1947年、1989年，克格勃為了制造謠言、混淆視聽，便強拉硬拽把原“積極行動”的宿將拉多米爾·波格丹諾夫請了出來，他曾是前蘇聯科學院美國、加拿大事務研究所副所長和蘇聯維護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波格丹諾夫1957——1967年任克格勃新德里機構負責人，在把印度變成蘇聯“積極行動”的一個中心方面起了主導作用。1989年春天，他開始報道在莫斯科的外國客人和記者的情況，其中說瓦倫貝格曾是1944年拉夫連季·貝利亞同納粹德國國家安全部部長亨里希·吉姆列爾秘密談判的調停人。莫斯科《新時代》周刊過去是“積極行動”的一個渠道，現在繼續干著這種誣蔑行動，它把瓦倫貝格描寫成花花公子、好色之徒和阿道夫·艾希馬恩的朋友一一此人是最終解決猶太問題的主要人物。
目前克格勃已無法保住自己的秘密了。東歐的民主革命就像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樣，來勢凶猛，這樣，通過蘇聯集團以前的盟國公布的一些秘密就使克格勃陷于尷尬境地。
保加利亞國家安全部門關于克格勃1978年10月暗殺保加利亞僑民、作家格奧爾吉·馬爾科夫的專案文件，無疑會使克留奇科夫坐立不安。在馬爾科夫死前幾個月，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托多爾·日夫科夫尋求克格勃共同行動，以堵住以馬爾科夫為靠山的僑民的嘴，因為他們通過西方大眾傳媒攻擊日夫科夫本人。總部立即答應，並從克格勃現代化秘密實驗室的倉庫中給日夫科夫和保加利亞國家安全部門提供了一些樣品。這個秘密實驗室隸屬于技術戰役局，受克格勃主席的直接控制。克留奇科夫親自批調第一總局K局的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戈盧別夫將軍同保加利亞”國家安全部聯系，使用克格勃實驗室研制的毒藥。7年後戈盧別夫領導這個實驗室毒藥的研制和使用，在一次試驗失敗後他被迫向戈爾季耶夫斯基承認了試驗的實情。1978年戈盧別夫曾三次或是四次前往索非亞，幫助那里的同行們策劃對付僑民的行動。
住在英國的一位保加利亞僑民是這次行動的第一個靶子。當他到歐洲大陸過節時，保加利亞國家安全部門招募的間諜把毒藥塗在他住室的屋頂上，像克格勃實驗室保證的那樣，毒藥滴下來滲進皮膚，將人致死但不留痕跡。此人後來雖大病一場，但還是活過來了。在得到克留奇科夫同意之後，戈盧別夫又來到索非亞開始了下一個襲擊行動。按照戈盧別夫的請求，克格勃駐華盛頓中心機構買了幾把雨傘寄給總部。技術戰役局取下傘頭，然後換上一個含有劇毒蓖麻毒素的金屬傘頭，尖利的傘頭能刺進受害者的身體。戈盧別夫帶上這樣的傘前往索非亞，教給保加利亞國家安全部刺客使用的方法。格奧爾吉·馬爾科夫是這種毒辣手段的第一個犧牲品，當時他在BBC國際部保加利亞處工作。馬爾科夫在醫院臨死前對醫生說，他在威斯敏斯特橋上遇到一位陌生人，那人用傘刺傷了他，但道了歉。後來在馬爾科夫右大腿上發現了一處小傷口以及如同針頭大小或稍大一點的遺留物。但是，開刀前蓖麻毒素已經擴散了。
保加利亞僑民的第二個受害者是弗拉基米爾·科斯托夫，謀殺發生在馬爾科夫遇害後一周，這次是在巴黎，但以失敗而告終。在蓖麻毒素侵人血液以前，金屬頭就從他的身體里被取出來了。在1989年末托多爾·日夫科夫被逮捕以前，馬爾科夫的遺孀來到索非亞，要求盡力查到殺害丈夫的凶手。不管保加利亞國家安全部關于馬爾科夫的專案文件是銷毀了，還是送往莫斯科了，但是，前國家安全部了解該謀殺案真相的人肯定還健在。隨著保加利亞民主進程的發展，他們很可能會大膽說出真相。
盡管“公開性”、“民主化”的宣傳運動已經展開，但克格勃似乎仍是戈爾巴喬夫時代改組最小的組織之一。現在克留奇科夫被看作克格勃曆史的象征。他認為戈爾巴喬夫開始了破壞蘇維埃制度的進程。1991年8月，他成為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領導人之一。然而政變沒能推翻戈爾巴喬夫，卻使他自己和其他幾位陰謀家成了階下囚。
克格勃正企圖努力掩飾它曾參與斯大林的恐怖活動和“停滯”時期的一系列犯罪活動的事實。但蘇聯公民越了解克格勃令人厭惡的曆史的詳情，越禁不住要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不能徹底改造這樣的組織嗎？東歐各國的人民已經開始譴責所有像克格勃一樣的國家安全部門。人民遲早會擯棄克格勃。1989年人們舉著蠟燭在克格勃總部大樓周圍游行，以紀念幾百萬恐怖手段的犧牲者們，這是“擯棄”的第一步。1990年在距克格勃大本營不遠的捷爾任斯基廣場上建起了一座“殉難者”紀念碑，1991年8月政變時，激奮的人們推倒了克格勃的象征標志——委員會創始者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紀念碑。
同其它任何大國一樣，蘇聯既需要對內的安全機構，也需要對外的情報部門。但是，要想擁有人民尊重的情報機構，就必須關閉克格勃，一切從頭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