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幕業興盛，其表現之三，就是從上到下各級軍政長官對幕僚的普遍重視，以及智囊咨議機構的設置逐漸規范化。
各級軍政長官對幕僚的重視已經在他們的實際言行中得到充分的表現，他們普遍認為要成就自己的豐功偉業，就必須得到廣大智謀人士的幫助，才有可能成功，因而視智囊為靈魂、左右肱股。
1969年，何應欽在八十歲時寫下《八十誕辰感言》一文，說："我個人極平凡，過去三十多年，對于黨國有一些貢獻者，不外下面三點：第一，得蔣(介石)總統的信任；第二，將士用命，上下一心，精誠合作；第三，每擔任一要職，必選優秀之幕僚相助。"可知他們對幕僚的重視程度。何應欽九十大壽時，國民黨的一位元老谷正綱借用《易經》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與"云從龍，風從虎"來形容蔣、何關系，他把何應欽比作管仲與太公，說："治國之難，在于知賢，而不在自賢；治兵之難，在于知眾，而不在于得眾。是故管仲相齊桓，太公佐周武，云龍契合，而成不世之業者非常之際遇也。"
民國時期，隨著智囊人數的不斷擴大，智囊機構的建設開始著手。為了安排這些眾多的智囊，政府設置了相應的機構，雖然這些機構規模不大，屬于初創階段，且並不十分規范，與西方真正意義上的智囊機構相差甚遠，與中國古代的咨議機構亦沒有本質區別，但在當時中國這些咨議機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這些機構的建設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當時各級軍政長官對智囊人物的普遍重視。
1915年護法軍政府成立，其間曆經大元帥制、總裁會議制和大總統制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元帥府下設參謀、秘書、參軍之處，襄助大元帥處理軍務，參謀處屬于智囊組織。第二階段，除陸海軍部外，另設軍事委員會及參謀部，作為參謀咨詢機構。第三階段，各部照舊。
1925年孫中山逝世，7月廣州軍政府改組，成立國民政府，設軍事委員會，由汪精衛任主席。改革軍制，將國民政府所轄軍隊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下轄參謀部、秘書廳、海軍局、軍需局、航空局、政治訓練部等，參謀部即為參謀咨詢機構。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建立五院制政府，規定軍委會為國民政府最高軍政機構，並在行政院內設軍政部和海軍部，並另設直屬于國民政府的參謀本部(訓練總監、軍事參議院）。參謀本部主掌軍令，軍參院為最高軍事咨詢機構，主要為安置高級閑散軍官而設。
到蔣介石時就組織了專門的智囊機構——侍從室。侍從室把軍事、政治、人事、黨務、財經等全部抓在手中，實際成了蔣介石身邊的一個幕僚機構。
1932年，蔣介石為了"剿共"，在南昌成立了南昌行營，親自指揮部隊。當時，除了他的幾個親信侍從人員如秘書、副官外，還需臨時抽調一二個參謀人員，不斷隨他到各地去工作。後來，蔣介石聽從其智囊楊永泰的建議，把經常隨行的參謀人員和他自己的侍從秘書、副官以及侍衛人員等，組織了侍從室，列入蔣介石南昌行營的編制之內。1936年1月，蔣介石侍從室的機構正式改組，其名全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蔣介石為了抓住軍委會和黨、政的實權，對原來的侍從室進行改組，成立侍從室第一處和第二處，派錢大鈞為侍一處主任，陳布雷為侍二處主任。侍一處掌軍事，侍二處掌政治、黨務，處下面是以組為單位，按順序排列。侍一處下設三個組，分別主管總務、參謀和警衛，侍二處下設兩個組(第四組和第五組)，第四組主管政治、黨務，第五組是侍從秘書組。蔣介石收羅了一批國民黨簡任以上的黨、政人員，給以侍從秘書之名，讓他們在組里，以備咨詢，或隨時外調使用。當時，李惟果、羅貢華、徐道鄰、肖贊育等人都曾在組里做過侍從秘書，他們雖沒有專職工作，但是常向蔣介石面陳意見。
侍從室的規模雖然不大，但它是蔣介石直轄的一個單位，其地位凌駕于國民黨政府各部門之上，因此有人稱它為蔣家王朝的"軍機處"。它使蔣介石的統治權力更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