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滿清末年 第29節:第八章  西化運動(1)

第八章西化運動

雖然新舊之爭仍在方興未艾,立憲與革命孰長孰短亦無定論,中國這時已經無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日本對帝俄的勝利,更使中國的西化運動獲得新的鼓勵,這時聚集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已近五萬人,東京已經成為新知識的中心。國內方面,政府也已經開始一連串的革新運動,教育、軍事、警政都已根據日本的藍圖采取新制度。許多人相信:經過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組織,要比純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他們主張通過日本接受西洋文化。但是也有一班人認為:既然我們必須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學習?

我是主張直接向西方學習的,雖然許多留學日本的朋友來信辯難,我卻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進了南洋公學,就是想給自己打點基礎,以便到美國留學。這里一切西洋學科的課本都是英文的,剛好合了我的心意。

南洋公學開辦時,采納了美國傳教士福開森博士的許多意見。南洋公學是交通大學的前身,交通大學附近的福開森路,就是為紀念這位美國傳教士而命名的。南洋公學的預科,一切按照美國的中學學制辦理,因此南洋公學可說是升入美國大學的最好階梯。學校里有好幾位講授現代學科的美國人。在校兩年,在英文閱讀方面已經沒有多大困難,不過講卻始終講不好。學校教的英文並不根據語音學原理,我的舌頭又太硬,始終跟不上。

課程方面分為兩類,一類是中國舊學,一類是西洋學科。我在兩方面的成績都還過得去,有一次還同時僥幸獲得兩類考試的榮譽獎。因此蒙校長召見,謬承獎勉。

校舍是根據西洋設計而建築的,主要建築的中心有一座鍾樓,數里之外就可以望見。有一排房子的前面是一個足球場,常年綠草如茵,而且打掃得很整齊。學校當局鼓勵學生玩足球和棒球,學生們對一般的運動也都很感興趣。

我生來體弱,進了南洋公學以後,開始體會到要有高深的學問,必須先有強健的體魄。除了每日的體操和輕度的運動之外,還給自己定了一套鍛煉身體的辦法。每天六點鍾光景,練習半小時的啞鈴,晚問就寢前再練一刻鍾。繼續不斷地練了三年,此後身體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總是很愉快。

包括德、智、體三要素的斯賓塞爾教育原則這時已經介紹到中國。為了發展德育,就溫習了四書,同時開始研究宋明的哲學家以及曆代中外偉人的傳記,希望借此學習他們的榜樣,碰到認為足資借鑒的言行時,就把它們摘錄在日記本上。然後仔細加以思考,試著照樣去做,同時注意其成績。這些成績也記載在日記上,以備進一步的考核。

每當發現對某些問題的中西見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時,我總有難以形容的喜悅。如果中西賢哲都持同一見解,那末照著做自然就不會錯了。當發現歧見時,就加以研究,設法找出其中的原因。這樣就不知不覺地做了一項東西道德行為標准的比較研究。這種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結果是學到了如何在道德觀念中區別重要的與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與浮面的東西。

從此以後,對于如何立身處世開始有了比較肯定、比較確切、也比較自信的見解,因為道德觀念是指導行為的准繩。

我開始了解東西方的整體性,同時也更深切地體會到宋儒陸象山所說的"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同時開始體會到紊亂中的統一,因為我發現基本道理原極有限,了解這些基本道理之間的異同矛盾正可以互相發明,互相印證。使我感到頭暈眼花的只是細微末節的紛擾而已。孟子和陸象山告訴我們,做學問要抓住要點而舍棄細節,要完全憑我們的理智辨別是非。于是我開始發展以理解為基礎的判斷能力。不再依賴傳統的信仰。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脫下一身緊繃繃的衫褲那樣舒服而自由。

但是,理解力也不能憑空生存。想得太多,結果除失望外一無成就。這樣是犯了孔子所說的"思而不學"的毛病。當然,導向正確思想的途徑還是從思想本身開始,然後從經驗中學習如何思想。你不可能教導一個根本不用腦筋的人如何去思想。後來我留美時讀到杜威的《我們如何思想》,使我的信念更為加強。

儒家說,正心誠意是修身的出發點,修身則是治國、平天下的根基。因此,我想,救國必先救己。于是決心努力讀書、思考,努力鍛煉身體,努力敦品勵行。我想,這就是修身的正確途徑了,有了良好的身心修養,將來才能為國服務。

在南洋公學讀書的時候,清廷終于在一九0五年采取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驟,毅然宣布廢止科舉。年輕一代迷戀過去的大門從此關閉。廢科舉的詔書是日本戰勝帝俄所促成的。代替科舉的是抄襲自日本的一套新教育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是模仿西方的。追本溯源,中國的新教育制度仍舊來自西方。中國現在總算不折不扣地踏上西化的途程了。

在這以前,上海曾經是我國革命分子文化運動的中心。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領袖,躲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地,可以享受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犯和激烈分子在租界里討論,發表他們的見解,思想自由而且蓬勃一時,情形足與希臘的城邦媲美。

我自己除了在南洋公學接受課本知識之外,也參加了各式各樣的活動,但是學習的性質居多,談不到積極工作。到禮拜六和禮拜天時,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館去坐坐。那時候,上海所有的學生都喜歡到"奇芳"去吃茶,同時參加熱烈的討論。茶館里有一位叫"野雞大王"的,每日在那里兜售新書,他那副樣子,去過"奇芳"的人沒有一個會忘記的。他穿著一身破爛的西裝,頭上戴著一頂灰色的滿是油垢的鴨舌頭帽。他專門販賣革命書刊給學生,他的貨色當中還包括一本叫《性學新論》的小冊子,據他解釋,那只是用來吸引讀者的。誰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吳稚暉先生說,他知道他是誰,並告訴了我他的名字,我卻忘記了。我們也不曉得他住在什麼地方。任何革命書刊都可以從他那里買得到。這些書,因租界當局應中國政府之請,在名義上是禁止販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