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孫先生同時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症結所在，希望不必根據曆史、社會學、心理學、科學等所得的知識，就把事情辦好，更不願根據科學知識來訂定國家的建設計劃。因此他們誣蔑孫先生的計劃是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他們的"現實的"眼光根本看不到遠大的問題，更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缺點就是無知和淺見，缺乏實際能力倒在其次。以實在而論，他們自己認為知道的東西，實只限于淺薄的個人經驗或不過根據一種常識的推論。這樣的知識雖然容易獲得，但以此為實踐基礎反常常會遭受最後的失敗。
在西洋人看起來，這些或許只是理論與實踐，或者知識與行為的哲學論爭，似乎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不發生關系。但是中山先生卻把它看得很嚴重，認為心理建設是其他建設的基礎，不論是政治建設、實業建設或社會建設。有一天我和羅志希同杜威先生謁見孫先生談到知難行易問題，杜威教授對中山先生說："過重實用，則反不切實用。沒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風氣的影響，一方面因為我個人受到中山先生的啟示，所以在教學法上主張自發自動，強調兒童的需要，擁護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與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張。在中國的教育原理方面，《新教育》擁護孟子的性善主張，因此認為教育就是使兒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發展。事實上孔子以後，中國教育的主流一直都遵循著性善的原則。不過年代一久，所謂人性中的"善"就慢慢地變為受古代傳統所規范的某些道德教條了。因此我們的主張在理論上似很新鮮，實踐起來卻可能離本來的原則很遠很遠。所謂"發展本性"在事實上可能變為只是遵守傳統教條，中國發生的實際情形正是如此。
自從盧梭、裴斯塔洛齊、福祿培，以及後來的杜威等人的學說被介紹至中國思想界以後，大家對孟子學說開始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中國兒童應該從不合現代需要的刻板的行為規律中解放出來。我們應該誘導兒童自行思想，協助他們根據他們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根據大人的需要，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我們應該啟發兒童對自然環境的興趣。根據兒童心理學的原則，兒童只能看做兒童；他不是一個小大人，不能單拿知識來填，更不應拿書本來填，教育應該幫助兒童在心智、身體和團體活動各方面成長。
這些就是指導《新教育》的思想原則。讀者不難覺察，這與當時國內的革命思想是恰好符合的。《新教育》月刊與北京大學師生間知識上的密切關系，終于使我在第二年跑進這個知識革命的大漩渦，擔任了教育學教授，並于校長蔡先生請假時代理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