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都市里沒有當初我的夢想。
但我還是來到了北京，然後繼續懷疑這樣的生活。陳寅恪總結王國維的自殺，說是因為他已經被那種文化所化，我也已經被北京文化所化吧。
我為自己抵抗不住這種選擇而沮喪。也許，我根本就不是一個堅定的人。
如果不是二十八歲那麼年輕，我大概就不會選擇漂泊北京了。
石家莊那樣的中等城市，待著好舒服啊，“溫時指數”好低啊。在那里，我發明了許多睡覺的方式，如“頭碰頭”，即從晚上十一點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點，或“頭蓋頭”，可以從凌晨兩點睡到第二天下午四點，直到睡得睡不著為止；興之所至下，我可以半夜從床上爬起來，溜達到朋友家里找他聊會兒天（那個城市出租車的起步價是五元，兩公里，我所需要的路程多在這個里程之內）；在那里生活實在不需要許多錢的，哥幾個去吃次火鍋，飽得直哼哼，算下賬來，七個人花了六十元，我那套兩室一廳的房子交給單位不到六千元就算自己的了……在那樣的一個城市里，每天只需拿出幾個小時應付一下就可以滿足自己的溫飽，剩下的時間和空間全是自己的：用各種姿勢躺在床上看書，跑遍整座城市去尋覓一張影碟，打麻將和拖拉機的戰士更是隨叫隨到……
我們往往是抱著學以致用的態度來看書，在悠閑的地方讀書，再去忙碌的城市里施展，被那里吸干你的精血後，然後無聊地老去。我就是這樣甘心把自己交給了一個吸血鬼。
像我比較佩服的兩個人，李皖和三七。李皖在武漢，當年的一幫媒體精英紛紛到了北京或廣州或外國，做成了一些看起來很大的成就，李皖還守望在武漢。這幾年過去後，大家升官發財泡妞離婚買車買房，李皖卻聽者有心，聽了那麼多的歌，寫出了那麼好的文章。幾個當年的酒友聊起故事，比較一致的結論是，也只有武漢那種寂寞平靜的生活，才能讓李皖修煉成那樣。
當然，不成就什麼事業也行，就像三七那樣，我曾經這樣寫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