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國學大師的1949
前言
前言
一
去過台北的人都該會被那些別致的街道名稱所吸引，市區幾條東西向的主干道，從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名，此外還有四維、八德之類典自四書五經的路名，此乃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傑作。他在台灣除了將傳統文化平鋪在了城市的路面上，還煞費苦心地把原來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陽明山"，而這里的公園便順理成章成了陽明山公園。
同時蔣介石用大陸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國版圖位置排列，恍如一張縮微的中國地圖。比方說，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廈門街，那就是在東南方。倘若碰到一個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計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
蔣家王朝在1949年倉皇敗逃時，帶走了故宮的古董字畫，國庫的金條珠寶，但是最寶貴的是，"搶救"走了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這些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知識分子。
而對于生逢鼎革的知識分子來說，1949年則是短暫而漫長的一年，這一年在政治軍事大幕背後，有悲歡離合的社會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躑躅。在這個改朝換代的易轍之時，他們注定要進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與聚合。因為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的命運不可避免地與云譎波詭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國共兩黨的曆史和紛爭無情地影響了他們的選擇，透顯出時代是如何擺布個人命運的。當時整個知識界都得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是留在大陸，還是東渡台灣？
胡適、傅斯年、錢穆、方東美、徐複觀、牟宗三……他們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堅持過"反共"立場，他們或是直接擔任過國民黨軍政要職，或是思想文化立場不認同新政權。在緊張的政治氣氛中，已隱隱預感到將是新時代中被改造拋棄的對象，反複權衡種種利弊之後，帶著生命個體的彷徨與恐懼，無奈地背井離鄉。
最終或走或留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分水嶺，他們的選擇亦成了新中國初建時一道搶眼的風景線。所謂最終，是因為對于想走的人來說，這是最後的機會；而對決定留下的人來說，無疑亦是新生活的開始。無論是走是留，個人命運都將由此而大不相同……
從此以後兩岸長達半個世紀的暌違阻隔，這些去往台灣的知識分子們只能做苦海望鄉人，在滿腹鄉愁下度過余生。幾十年生死兩茫茫，他們逐漸被記憶和曆史所塵封，消失在大陸人的視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遺忘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他們在台灣還好嗎？他們在台灣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作為大陸的人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揮之不去的鄉愁是他們共同的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