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後孝子
徐複觀一踏進學術的大門，就旗幟鮮明地為中國文化搖旗吶喊。他並不是因為生活困窘而賣文為生，之所以拿起筆來是寫文章，只因為身經巨變，耳聞目睹了很多自以為尊貴偉大的東西一轉眼便跌得云散煙消，在困惑的靈魂和博大心靈的逼迫下，在感歎激蕩的情懷中，如何能不把看到的傾訴于人們之前？徐複觀以感憤之心寫政論性的文章，以感憤之心寫文化評論性的文章，依然是感憤之心，迫使他做閉門讀書著書的工作。最奈何不得的就是他自己這顆感憤之心。知他者謂他心憂，不知他者謂他何求？
1956年身為東海大學教授的徐複觀雖已遠離政治，卻發表了一篇轟動台灣的涉及政治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此文刊于《自由中國》。蔣介石對徐複觀有知遇之恩，兩人有著很好的私人交誼。徐在該文中對蔣的措辭雖客氣恭敬，但實質上對蔣氏的政治性格進行了一次十分嚴厲的批評。文中批蔣氏在受言納諫藝術方面修養拙劣，揭露蔣存在著不遵守典章法制的問題。在用人問題上批評蔣容易感情用事，比如一個下屬若做了一件合乎其情意的事，則不論因此而受到多大損失，其內心還是喜歡。于是常常因為一人的"喑惡叱咤"，而使政府內的"千人皆廢"。徐複觀大膽地指出主要是由于蔣氏這種政治性格，導致國民黨政權整個失敗了。
如果說直接涉及蔣介石的文字還不能不出于恭敬的話，那麼在論及一般現實政治時，徐複觀的措辭更加坦率激烈。他將民國時期的政治狀況概括成"由上到下層層宰制的專制體制，社會要以不德相競而後始能生活"。在這一體制之下的平民百姓則是專制政治的絕對的犧牲品。在此，徐複觀不僅僅揭露和批判了現實政治的專制本質，而且代廣大百姓發出了沉痛的控訴！這正是他所謂"萬分痛恨政治"、"非常討厭現實政治"的注腳。
在當時台灣的政治氣氛下，能對國民黨威權獨裁統治公開進行最嚴峻的批判，只有像徐複觀這樣有副錚錚鐵骨而不去屈媚阿世的知識分子才敢做出。徐複觀之所以能寫出如此入木三分的批評之文，是來自他對現實政治專橫黑暗的切身感受，來自他對兩千年來專制主義的黑暗統治和傳統社會的痛恨。此文一出便在島內激起軒然大波，許多愛國的自由主義人士奔走相告，登載此文的《自由中國》一時洛陽紙貴，重印了11次之久，為此徐複觀也付出了代價——最終脫離國民黨。
1957年徐複觀又操起像投槍匕首般的筆，矛頭對向日益專制的《中央日報》，在題為《悲憤的抗議》中他駁斥道："你們對于愛好自由主義的人士都當作敵人，則建國大業，由你們這一小撮人可以包辦得下去嗎？你們說這是你們的反共，我為此而悲，為此而憤，我為此而對代表國民黨黨意的《中央日報》提出抗議!"他以飽讀詩書所熏染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直指國民黨要害，這是他對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理念的誠摯認同和身體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