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兩難的選擇——中國"安樂死"第一人
王明成給自己的母親實行了"安樂死"，身患癌症的他也希望自己能夠"安樂死"，但他沒有成功，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絕望地嘶喊："我好想活呀！"生或者死，對他來說，都意味著痛苦——
編者
我們有生的權利，也有死的權利。當我們不能承受生之痛苦時，我們能否尊嚴而痛快地死去？這是一個困擾我們很多人很久的一個問題。從而，"安樂死"作為我們輕松地迎接死亡的一種方式出現在我們的視野里。我國學者對"安樂死"的定義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的過程。""安樂死"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關于"安樂死"行為是否可以合法化而不被追究罪責的問題，在國內外都曾展開過相當廣泛而激烈的討論與爭鳴，至今余熱不減。
1986年，王明成不忍心已到肝病晚期的母親受病痛折磨，要求醫院為母親實施"安樂死"，王明成成了我國首例"安樂死"案的主要當事人，轟動了整個司法界。隨後，他和執行"安樂死"的醫生蒲連升被公安機關以涉嫌故意殺人罪逮捕。6年後，最高人民法院宣告他們無罪。無罪釋放的法理依據是：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屬性，是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的基礎，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標志，"安樂死"不僅不具有社會危害性，而且對社會是有益的，所以不應認為是犯罪。幾年後荷蘭派出專家組專赴中國，荷蘭"安樂死"能合法化，此案法理成為其重要理由。17年後，胃癌晚期的王明成要求"安樂死"，但被拒絕。他臨終前表示，不能如願很遺憾。經曆了漫長而痛苦的折磨，8月3日凌晨3時30分，他終于走完了多舛的一生。他的死讓"安樂死"這個沉重的話題再回到人們的面前。
1984年10月，王明成的母親夏素文被醫院診斷為：肝硬變腹水。夏素文受了很多苦，她一個單身女人，靠打零工把王明成他們4個孩子養大。1986年初，夏素文病情加重，腹脹伴嚴重腹水，多次昏迷。在這期間，夏素文一直靠在家自己買些藥物維持生命。1986年6月23日，夏素文病危，王明成與其大姐、二姐、妹妹一起將其母送往漢中市傳染病醫院治療。入院當日，醫院就給患者家屬發了病危通知書，後經常規治療，症狀稍有緩解，但夏素文仍感到疼痛難忍，喊叫想死。6月25日，王明成向主管醫生蒲連升詢問其母病情，蒲連升說治療無望。王明成問該院院長其母是否還有救，院長搖了一下頭說："病人已是晚期，現在不行了。"王明成說："既然我媽的病沒有救，能不能采取措施，讓她免受痛苦。"院長說："不行，在國外，對絕症可以進行所謂'安樂死'，但我國沒有立法。"王明成再次向院長要求給其母采取"安樂死"，並就革命人道主義的真正含義與院長進行了辯論，院長仍不同意。但是，看著母親痛苦的樣子，王明成心里特別難受。此時，母親骨瘦如柴，身體已經不像人樣了，而且常年臥床，背上長滿了褥瘡，後背已經爛了，稍微翻動一下身子就痛得厲害，幾次都要拿褲帶把自己勒死……與其讓母親承受這樣的痛苦，不如尋求一種使母親能夠解脫的方式，所以王明成和妹妹將減輕母親痛苦的希望寄托到"安樂死"上。6月28日上午，王明成和他的妹妹又到蒲連升的辦公室，要求給母親實施"安樂死"。蒲連升先是不同意，後因王明成和其妹苦苦哀求，並表示願意承擔一切責任，蒲連升便先給夏素文辦理了出院手續（實際上並未出院），後給夏素文開了100毫克複方冬眠靈處方一張，在處方上注明"家屬要求'安樂死'"，並讓王明成也在處方上簽了名。王明成顫顫巍巍地在處方上簽了字，他知道一筆下去就意味著母親生命的終結，但是也代表著母親從此就不再忍受非人的痛苦，所以他態度堅決，沒有退縮。當天中午到下午，醫院實習生蔡某和值班護士分兩次給夏注射了冬眠靈。6月29日凌晨5時，夏素文離開人世。
母親安詳地去了，王明成的人生卻掀起了巨大的波瀾。他不但被抓了兩次，還擔著"殺母"的罪名。夏素文死亡後，王明成的大姐、二姐為了讓醫院賠償其母的醫療費用和埋葬費用找了院長，院長讓她們向檢察機關控告。1986年7月3日，兩人向漢中市公安局、檢察院控告蒲連升故意殺人。漢中市公安局遂對此案立案偵查，並于9月20日以故意殺人罪將蒲連升、醫生李某、王明成及其妹4人收容審查。王明成的兩個姐姐見其弟和其妹被收審，頗感後悔，多次要求撤訴，但公安和檢察機關以此案屬于公訴案件為由拒絕了。王明成此次被關押3個月，同年12月20日，公安機關對4名被告人解除收審，轉為取保候審。1988年2月，漢中市人民檢察院就此案向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當時此案在國內法學界和新聞界引起強烈反響，經媒體披露後，在全國形成了第一次"安樂死"討論的高潮。當時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任建新同志批示：此案要公開審理。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于1990年3月對此案進行了公開審理，並報至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法院"不作犯罪處理"的批複下，漢中法院于1992年3月做出終審判決：王明成及蒲連升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