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讓理想與命運和解
最初想寫這本書的念頭起于1989年，那時的中國正發生著一些變化，我也發生著一些變化，離開了福建省北部的建陽地區，帶著許多夢幻般的理想，考取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專業和研究方向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在校的時間只有兩年，雖然必修的課程很多，但我在課外還是特意選修了"蘇聯問題研究"，師從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張康琴教授。那時，許多研究生都選擇研究西方，每周上張老師課的只有兩個研究生。我是選修，另一個是必修。我對蘇聯始終充滿了向往，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蘇聯的現代化，也始終認為蘇聯的變革探索是有意義的。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如煙花般的燦爛，我非常地著迷。當時的資訊不像現在這麼快捷，有關蘇聯改革的最新消息，報刊上只言片語，好在張老師經常給我們許多內部資料，以及她的最前沿的俄文資料。記得我們曾經爭論過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成敗，我期盼並肯定他能成功，但張老師斷言他必定失敗，"他過于妥協了"，她說。此前我從事過共青團和學生工作，對政治理想有如宗教般地虔誠。多年以後，我領會了她這句話的內涵。理想，尤其政治理想，在現實詰難面前是非常脆弱的。我的父母都是黨的農村基層干部，我從小的信仰教育非常純粹，就是"時刻准備著"，那是銘心刻骨的。後來看了蔡和森、瞿秋白等一批我們黨的早期領導人的資料，才明白這種信仰非常的崇高和莊嚴，純粹得甚至付出整個生命去踐行和捍衛，仿佛是流淌在生命中的風。在北大期間讀了一本北大人寫的《精神的魅力》，我就有了想寫"統治的魅力"的念頭。
古今中外的君主和領袖們，有的成功、有的失敗，有的偉大、有的平庸，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遺臭萬年。這些領導者登上權力巔峰的過程，固然充滿了傳奇，但是他們如何駕馭權力、統治國家、甚至創造一個時代，更是充滿魅力，盡管隱藏著殘酷。
1991年4月，我從北大畢業的時候，正是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改革窮途末路，同時也是美國的克林頓、英國的布萊爾、日本的橋本龍太郎、秘魯的藤森、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俄羅斯的普京等年輕一代領袖，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開始。他們更多地展現了現代領導者的英氣、灑脫、陽光般的非凡魅力，一掃以往政壇的暮氣、狡詐、陰謀等病夫治國，給現代世界政壇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吹來了一股清新的風。即使是後來克林頓沸沸揚揚的"拉鏈門"事件，我們已能夠更為客觀地評價和接受。因為這樣的領導者，他們把自己非常的一面和平常的一面，都展現給了世界，好比風行水上。
寫這本書，我做了近10年的准備。在我閱讀大量古今中外元首傳記的過程中，自己也逐漸從觀察政治、學習政治，到親曆政治、參與政治。從北大畢業後，我到黨委政策研究部門工作，後又給一位地級市的主要領導當秘書。曾任過縣委副書記，任過省委重點黨刊的常務副主編。當然，我的政治實踐可能非常表層、甚至是浮淺的，但感受深刻。
閱世事變遷，總有一段蒼涼爬上額頭。
我想，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區域、一個組織、一家企業，駕馭權力或者說統治的技術和藝術，總有共通的東西。正如2002年，我因工作關系，采訪了近70個縣、市委書記，他們中的許多人告訴我：此生當過"縣官"足矣。我理解他們這句話背後的東西，那是一種"統治"的感覺。把一個縣放大到一個國家，從駕馭權力來說都差不多，不同的無非是多了外交和軍隊。當然，這麼比較可能過于簡單和機械，但有一點，那就是說，"統治"指的不僅僅是國家的統治，可以理解為"駕馭權力"或者"運作權力"。換句話說，現代領導者，首先得是"強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強人"和"權威"；然後是"民主"，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人緣"和"開明"；同時，還得擁有人格魅力，讓大家從情感以及道德的層面，不由自主地被你所吸引，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實際上，這些要求在現實世界里是非常苛刻的，也很難完整體現。俄羅斯總統普京說過："政治的藝術就在于必要和可能之間找到黃金中點"。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統治的魅力就在于理想和現實之間找到黃金中點"。
這本書初稿完成的時候，2005年的日曆剛剛打開，世界正發生一些質的變化。在變化中，我國電影《孔雀》從柏林電影節捧回了一只"銀熊"。我關注這部電影，是因為影片所表達的東西，和我的書稿想要折射出來的東西相似。這部電影講述的是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一個普通家庭三個孩子的成長故事。姐姐是理想主義，夢想鐫刻出執著、無奈和感傷；哥哥是現實主義，生存鐫刻出功利、忍辱和周旋；弟弟是悲觀主義，心靈鐫刻出放棄、決絕和逃避。如果說姐弟三人有什麼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堅韌地承受下滑的命運。影片的結尾，都已步入中年的姐弟三人和各自的家庭，相繼走過冬季的公園，公園里的孔雀沒有開屏。當他們淹沒在成千上萬的人群中時，孔雀開屏了，在庸常的丑陋中，突然綻放出刹那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