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父母的墓在周恩來的關心過問下，得以修複，但這次掘墓給宋慶齡帶來的刺激和傷害不可能被痛快地埋進土里，而是同脖子上的神經性頑癬一樣地長在了心房的房壁上。
1981年5月29日，八十八歲高齡的宋慶齡在後海北沿46號寓所逝世。
宋慶齡故居大院每天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被緩緩降下。這面僅小于天安門廣場一號國旗一個號，與新華門前的二號國旗一個規格的共和國國旗，在這里隨宋慶齡飄揚了十八年。
在一個人的居家院中，懸掛國旗，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除了宋慶齡，別無它例，這是一個國家給予她的至高無上的榮譽！
七
從宋慶齡故居西旁門出來，已是傍晚時分，順著後海沿馬路一路南行，不知不覺就到了前海的酒吧一條街。光怪陸離的燈光，嘈雜刺耳的音樂，使白天還安安靜靜的湖面瞬間搖頭甩尾地咆哮起來，儼然成了一個叮咣作響的大酒缸。就在酒缸沿上，新建了幾座富麗堂皇的四合院。朋友對我說，這是為當今的"貴族"們量身打造的，價格不菲，貴的要上億。
"貴族"？難道只要坐寶馬、開奔馳，天天出入五星級大酒店，手里有著花不完的錢，就是貴族？
真是社會越是缺什麼，就有人越是吆喝什麼！要是連他們都貴族了，那宋慶齡這樣的人該被劃入哪個階層？
想到這兒，禁不住噗哧一聲笑出聲來。
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北京的胡同是老百姓們一磚一瓦壘起來的，因此，骨氣錚錚的胡同，甯願流作一條汩汩的下水道，也不願變成一道貼金磚的巍峨長城；甯願光著腳拎酒壺串走各家各戶，也不願黃袍馬褂高坐廟宇之端。
然而，當舊時北京的燒酒胡同矜貴地改稱為韶九胡同，內府庫胡同討好地變名為納福胡同，賢孝牌胡同被矯情地喚作先曉胡同，這些胡同，便一個個無不由新奇淪為平庸；由活潑流為俗氣。過去與百姓居家過日子貼心相處，隨處可刮起市井民風的劈柴胡同，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改成今天的辟才胡同了。
一
1924年夏日的一天，初到北京的丁玲，與曹孟君一起住進了西城劈柴胡同的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里，這年她剛剛二十歲。
北京的天，藍得有些刺眼，白云像老百姓晾在院里的一床床白棉絮，在空中一聳一聳地挪動，駱駝三五成群，穿過古城的街巷胡同，撇下零散而不成氣候的銅鈴聲。
丁玲的同室好友曹孟君正在與左恭談戀愛，左恭與胡也頻同住在一個公寓里。跟著曹孟君去左恭住處串門的丁玲，就此認識了胡也頻。
兩年後，他們在沙灘銀閘公寓同居了。
這是一處極其簡陋的學生公寓，三合房，長長的。丁玲除了每天在家讀書，也隔三差五地去北京大學聽聽課。在此之前，他們曾在西山腳下碧云寺附近的一個山村里居住過，靠丁玲母親每月從湖南老家寄的二十元錢維持生活。
這時的丁玲，追求生活解放、個性自由，是標准的社會憤青。她認為一對青年男女，只要真心相愛，兩個人搬到一起住不就得了，用不著托媒人、下彩禮、進教堂、大紅燈籠高高掛，甚至連婚姻登記都多余。
丁玲雖然沒趕上五四運動，但她的一些思想，顯然比五四時期的一些革命者更激進。受五四運動的感召，性情激昂的丁玲，于1922年入陳獨秀辦的上海平民女子學校。1923年就讀了上海大學中文系。1924年來到北京。
胡也頻，原名胡崇軒，福州人，1903年出生，1921年入天津大沽口海軍預備學校，1922年因學校停辦來到北京，與項拙、荊有麟為《京報》合編副刊，從1926年起，開始用胡也頻的筆名發表作品。
丁玲後來在文章中，把胡也頻比作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是有著最完美的品質的人，"比起那些光滑的燒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麼地方去"。
從1926年10月起，胡也頻的稿子有了出路，每月能收到二十元稿費。到這時，這兩個青年組成的小家庭，總算有了生活來源，結束了吃上頓沒下頓、靠親友接濟的困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