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剛才的話題伊拉克，我們並沒有派遣很多記者去前方——而且也沒有多少記者願意去如此危險的地方做采訪。但從戰爭開始以來的這幾年，我們派了兩到三名記者去伊拉克做采訪，那可是費用不菲啊！與在紐約采訪的記者相比，在伊拉克工作一年的花費簡直大得不協調——在紐約，不需要差旅費，不需要消費賬戶，你也無須去花10,000美金雇一輛武裝防彈車送記者進城。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紐約客》非常非常成功，當時大量的廣告爭相湧入。現在，我們的廣告氣候和那時完全不同，現在的世界也大為不同，今天我們面臨著種種不同的挑戰。
盡管有這麼高昂的運作費用，面臨如此多的挑戰，而且已經存在了那麼多年，《紐約客》依然屹立不倒，並且還相當健康。《紐約客》永遠也不會像《名利場》那樣每年帶來驚人的廣告收入，因為它們是兩種類型的雜志，這兩本雜志的讀者群不同，在美國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王棟：回到剛才我們討論的話題，您能否給我一些"十分耗時"的報道的例子？
多蘿西·威肯登：我這里有一個很適合的例子可以說給你聽聽，從去年開始到現在，我們才把該稿刊載完畢，如今，這樣的情況很不尋常。那是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關于"全球氣候變暖"的報道，作者伊麗莎白·克爾伯特（ElizabethKolbert），是我們的一位專職作家。她對"全球氣候變暖"這一現象在科學層面和政治層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她用了整整一年時間才把報道寫好交給總編輯戴維。伊麗莎白·克爾伯特是一名極為專注又很善于利用時間的記者，而在過去的一年里，除了這一篇深度報道，她其他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對我們而言，這篇報道雖然非常耗時但的確是物有所值。在寫這篇東西之前，她在為《紐約客》寫日常性的稿件，但我們讓她從日常報道中抽身而出，一心一意把那篇報道寫深寫透。現在，文章剛剛刊登完，讀者反應如何目前還不清楚，但我肯定這篇報道最後一定會結集成書出版。
過去，《紐約客》經常這樣操作深度報道，許多《紐約客》的著名文章都是從《紐約客》的系列報道開始，然後結集成書——或者後來作者對文章有所增補，或者他們只是從中選取一部分出版成書。（王棟：《大西洋月刊》和《哈潑斯》也是這樣的）是的，很多紐約的出版經紀人介入其中，他們讀我們這幾本雜志，說"我喜歡這篇報道"，接著他們就努力說服作者出書，跟找劇本拍電影一樣。
王棟：您曾經在不同的雜志社工作，而《紐約客》與其他雜志相比差異非常大，能否給我講講《紐約客》在運作方面的獨特之處？
多蘿西·威肯登：大學畢業後，一開始我在一家季刊工作，這是一本位于華盛頓的學術期刊，前後一共工作了大約一年半。但那兒的工作進度很慢，有點太慢了。後來我加入了《新共和》（NewRepublic），一本政治雜志。它是周刊，我喜歡周刊的速度。在《新共和》我工作了將近15年，在那兒我真正學會了全面而快速地編輯文章。那時，我主要負責雜志最前面的幾頁，上面都是關于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文章。雜志前面的版面是政治內容，後面的版面則安排了針對它們的評論。總之我編輯時政稿件。在這之後，我去了《新聞周刊》（Newsweek）工作。作為國內要聞編輯，我主要編輯政治方面的報道，也涉及"洪澇"和"自然災害"這樣的題材。那時候，《新共和》的發行量是100,000份，《新聞周刊》的發行量大約為3,500,00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