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巴黎，就象巴黎六月的女孩子，穿著筆挺的牛仔褲，薄薄的棉紗T恤，時髦的卷發，靠在路邊咖啡店的藤椅上喝咖啡，隨時從褲袋里摸出一只卡蒂埃打火機來吸一口煙。雖然熱，但是不至于干燥的程度，她們或瘦或胖，都有風姿，瘦的是畢加索粉紅時期，肥的是亥諾亞。
我喜歡巴黎，有一種畸形的偏愛，朋友常嘲笑我，“她呀，她的巴黎不止月圓一點，她的巴黎有兩個月亮。”
每一年考完試，我來不及的到巴黎。我從沒想過可以去別的地方，去了也沒用，去了我也會後悔我沒來巴黎，我喜歡這地方。
來了頭三天先把錢花了再說，剩一、兩百個法郎，天天吃面包，喝自來水，去羅浮宮。下午無聊，躺在印象派畫館的石階上曬太陽。
我常常懷疑我有點發臭，但是這不要緊。
我並不是在印象派的畫館看見他的。我在蒙馬特看見他。
他在蒙馬特搭個攤子跟人寫生，六十法郎一張速寫。
我以為他是日本人。巴黎的日本人很多，學生、游客、生意人，都是日本人。
他也以為我是日本人。
我站在那里看了他的畫很久，他沒有生意。
蒙馬特上聖心堂的那條路，逢我種有陽光的天氣，總有上百的小伙子在那邊搭攤頭寫生，看的人多，光顧的人少，實則他們畫得不好，所以做不到生意。他的速寫還算不錯的呢。
我摸摸口袋，我全身只剩一百個法郎，還想捱一個星期，說什麼也不能拿出來救濟他，況且我是不救濟日本人的。
我想走了。
他叫住我：“中國人？”說的可是國語。
我笑了。“是呀。”我在他的小凳子坐了下來，用手擦擦汗。
“要不要速寫？”他問。
“沒有錢。”我說。
他笑。雪白的牙齒。
“你是巴黎住客？”我問。
“我還是巴黎穌邦大學的大學生呢。”他答。
我笑，“今天放假？”
“今天不上學，凡是天氣好，我們不上學，出來尋外快，即使是巴黎，也還得填飽肚子再說。”他的手已在紙上畫了起來。
“我是游客。”我說。
“一眼看就知道，傻雞似的。”他笑說。
我真為之氣結。
“你喜歡巴黎？”他問我。
“嗯，我沒錢乘車了，只好走上聖心堂去。”我說：“斜坡很吃力。”
“你只一個人？”
“是。”
“哪里來？”
“倫敦。”
“在倫敦念書？”
“是。”我簡單的說。
我在倫敦念法律。我念法律是因為虛榮。到底這年頭誰都要吃飯，而且要吃得漂漂亮亮。我喜歡畫，是，但是畫沒有標准，畫隨時可以欣賞，畫隨手可以作出來。但大律師出庭可不是胡亂使得的。我沒有蔑視藝術的意思。可是藝術到底太有標准了，完全是個人的主觀。
他是一個美術學生吧，一看就看得出來。
此刻我是羨慕他的。我們在陰暗的書院里啃法律，一個案子又一個案子，天天下雨，樹上、石階，遲早連大衣上都會長出青苔來，在太陽下的蒙馬特擺攤子畫畫，多麼逍遙自在，風流快活。
我喜歡畫，可是喜歡管喜歡，我還沒有意思為藝術犧牲本人的前途，我不能為了快活幾年，將來回家孵豆芽，然後埋怨香港是個文化沙漠，不不，我是個庸俗的人，我讀我痛恨的法律，年年升級以後，再到巴黎來覓我的理想與清高。
此刻我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法律科學生。我穿爛褲子薄襯衫，破草鞋，身上發著臭，肚子咕咕的叫，餓得要命。
他說：“畫好了。”他把圖釘取掉，把畫交給我看。
我接過了那張速寫。很漂亮的一張鉛筆畫，技巧很好，但沒有新意，可是六十個法郎，不能太苛求了，那畫中人發呆的樣子，跟我是很神似的。
我說：“我沒有錢。”
“我知道。”他開始收拾他的攤子。
“你不做生意了？”
“不了。”他說：“今天早上畫了兩張，賺夠了，咱們下山去走走，難得碰上一個會說國語的中國人。”
我看著他，這就是藝術家風度吧？賺夠了，就懂得不賺。誰做他的老婆，就夠倒黴的，交了房租，就不去賺奶粉錢。這種人只可遠觀。
可是我懷疑他是有來頭的。他穿著雪白的一條牛仔褲，熨得有紋有路，雖然膝蓋處髒了一點，可是能夠肯定他是今天才穿出來的，他的一雙短靴子也款式可愛，簇簇新，他是一個很登樣的“藝術家”。
“你的肚子在叫，要到什麼地方去吃飯？我請你。”
我想說美心。
“美心？”他仍然笑，雪白的牙齒，光亮的眼睛。
我白了他一眼。
他抱著他的工具，便跟我走下山去，一路上他跟人打招呼。巴黎是一個美麗的地方，萬里無云，在山路上可以看到下面的景色。
“要不要到我的公寓去？”他問：“你放心，我是規矩人。”
我在心中打了一個算盤，我現在是三年級，還有幾年好畢業了，我的性命很值錢，犯不著冒險到一個陌生男人的公寓去。我偷偷看他一眼，然而若不去，他一定說我扭扭捏捏，不夠大方。所以我不響。
“你今天有什麼特別的節目沒有？”他問。
“沒有。”我說。
“看樣子你算是有資格的游客，我請你吃午飯，我會做很好的西班牙奄列，你要不要來？”
“好吧，先讓我看看你住的公寓在哪里。”
“不會在福克大道，是在聖米雪兒。”他說。
我的媽。
“咱們搭地下火車？”
“這種天氣，搭地下火車多可惜？走路回家吧。”
“要走上一小時呢。”我抗議。
“你這個游客，彷佛不大起勁似的。”他取笑我。
“我是個游客，不是步行客。”我說。
“我請你搭計程車如何？”他問。
“太浪費了。”我說。
“喂，小姐，你到底想怎麼樣？”
“走路。”
我們開步走。
在巴黎走路是很有趣的，從蒙馬特到聖米雪兒，我們走了三個鍾頭。途中喝了兩次咖啡，他買了一次棉花糖給我，吃得一塌糊塗，找一個噴泉洗臉，又吃冰淇淋，又在花園站著看了一場木偶戲，又買了一只藍不汽球，後來摔了一跤，把汽球壓破了，又買了一只紅的，又吃了一大只面包，他請我喝可口可樂，在小攤子上買了一條玻璃珠子。
後來他催我走，拉著我，才捱到他的公寓，正門是一家書店，我們自後門上去，二樓，很潔淨，他放下了工具，累得說不出話來。我坐在地上，那身體慢慢往下滑，結果變成躺在地下。
我第一句話是：“西班牙奄列呢？”
他咬牙切齒的說：“當心我殺了你！這個教訓是：別在蒙馬特跟游客勾搭。”
我很滿意，他的確是個規矩人，我拉一拉紅汽球的長繩，汽球碰到天花板上，很開心的樣子。我也很開心。
“你真餓了？”他問。
“並不是，剛才吃了不少東西。”我說了老實話。
“你住什麼酒店？”他又問。
“不會是麗池，住一個小酒店，在羅浮宮旁邊。”
“那還好，還近。”
“你的公寓很漂亮。”我問：“在窗口看得見月鴿嗎？”
他笑，並且搖頭，“你錯了，你的巴黎不是我的巴黎，你想像中的巴黎是不存在的。”
“胡說，我是巴黎老游客。”
“可是你沒有真的住下來，是不是？”他看著我。
“我喜歡巴黎。”我固執的說。
他自櫥里取出一瓶白酒，開了蓋子，再取出兩個杯子，都倒滿了。我取過來喝一口。
“你要不要淋浴？”他問我：“這樓上有位法國小姐，她有一個淋浴的地方，你可以上樓去。”
“你也是天天上去淋浴？”我好奇的問。
“自然不，我到樓下房東那里去。”他說。
“那多不方便。”我同情的說。
“小姐，我早說了，巴黎不是你想象中的巴黎。別多說了，她人很好，會把衣服借給你，我看你都發臭了，你下來，便有西班牙奄列吃。”
我上樓去，敲門。那位小姐會說英文，可是長得不漂亮，人非常好，以為我是樓下住客的女朋友，我痛痛快快的洗了頭，洗了臉，刷了牙，洗了澡，煥然一新。
樓上小姐借給我一件長袍穿，她說我的衣服已經放進洗衣機了，兩小時之後可以取到。我把我那寶貴的一百法郎暫寄她處，她笑了。
巴黎此刻已是黃昏了，在我眼中，這是最美麗的城市。沒有熟人，沒有功課，沒有工作，無憂無慮的一個城市，這是我的逃避所。
法國小姐是她樓下住客的同班同學，她房間里堆滿了畫。為娛樂她自己的，為娛樂她教授的，為娛樂她的顧客的。她說：“教育不是為了謀生，教育是為了培養生命。”
然而隔了一會兒，她聳聳肩，她說：“可惜我們都要吃飯。”
我下樓去。
他為我開門，他自己也洗乾淨了，換上另一條牛仔褲，一件非常漂亮的T恤，手中捧著一個碟，上面是香噴噴的奄列。
我更羨慕的說：“你們是會享受的巴黎人。”
在吃飯的時候，我問他：“誰幫你洗熨衣服？”
“房東太太。”
“幸運的人。”我說。
“你在倫敦，很多人看你，也一樣幸運。”
“或許。”我說：“的確有人這麼說過。”
他笑，“可不是，我看你，你比我好，你看我，我也比你好。幾時我也到倫敦來看你？”
我說：“我把地址給你。”
“你念什麼？”他終于問了。
“法律。”
“噢，失敬失敬。”他說：“真是難得。”
“難得？我不否認。可是至少你們是快樂的。”我說。
“任何科目，但凡要通過考試，都不快樂。”他說。
我們一起笑了。
“做藝術家好不好？”我問。
“很不錯，將來回家，還是要在廣告公司里找一份工作的，你說好不好？”
我搖搖頭，“你父親很有錢吧？”
“他剛剛開著一家廣告公司，你爸呢？”
“他自己也是個律師。”我說。
“那麼咱們就不必多說了。”他笑。
我打量著他的公寓，一個房間，有一個洗手間，一個小廚房，房間內的家具很簡單，床是小小的，地板上鋪著一條手織的麻繩地毯，有幾只陶瓷，床頭有一幅畫，是幅占姆士甸靠在機器腳踏車旁，嘴角吊一只煙。
“很好的畫，你的作品？”
他點點頭。
“你喜歡占姆士甸？”
他點點頭。
“法國人喜歡他。”我說。
房間里很空蕩。
我走近窗口，對面人家大概是不正派的女人，一條晾衣繩上都是內衣內褲，花紅柳綠的樣子。沒到一會兒，那些內衣內褲的女主人把整個身子探出窗外來收衣服，沒有穿什麼，光著胸脯，也不是一個美女，看上去給人一種殘花敗柳的感覺。
我嚇一跳，不是沒有見過外國女人的胸脯，而是沒想到會在這種情形之下看見，我把身子猛地退後幾步。
他笑了，依然是那句話“巴黎不是你想象中的巴黎。”
我辯說：“什麼東西都有兩面的。象這間房間，就象蓮花一樣，連床單都是雪白的，香噴噴的。”
他微笑。“念法律的人不該這麼天真。”
我說：“我不是天真。一到倫敦，我馬上換一個樣子，回到家，又是另一副嘴臉，可是巴黎是我唯一松馳自己的地方，請你不要破壞我的理想。”
“你把理想建築在此。”
“是。”
“你見過凱塞林公園里樹林掩映的小凱旋門嗎？”他問。
“見過。”
“那就比大凱旋門好看。”他說：“因為看不清楚，因為沒有人知道。巴黎是一個曝光過度的城市。”
我不出聲。
他在這里住的太久了，自然不喜歡。可是他是一個說話的好對象。有很多人，對于愛惡便沒有宗旨，碰上什麼是什麼，今天紅色，明天綠色，無所謂的。他可以說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人。至于我，那是更不用說了，我念的是什麼，我執行的也是什麼。
我披著一件過大的袍子，坐在一個陌生男子的房間，說起家中的笑話，說起家里的人，話象是不斷的，他開了一瓶酒又一瓶酒，盧亞谷的白酒象蜜水一樣，並不醉人，只是我為別的理由而有酒意了。
我們離開了公寓，出外散步，走得很遠，過了橋，又走回來，我們說著各個畫家的畫，我堅持著我喜歡的一派，他堅持他一派。
有一段時間，我多麼希望我是一個讀美術的學生。
我們為不相干的事爭執著，巴黎忽然下雨了。
“天呀，”我說：“我的頭發還沒有干，此刻又淋髒了。”
我們躲在一顆樹下，我把頭靠在他肩上。
有一對中年男女走過，撐著傘，很明了地向我們微笑，表示頎賞。
他推推我，“他們以為我們是愛人。”
如果談戀愛有這麼簡單，我十分願意談戀愛，我並不天真，戀愛是很複雜的，但凡是複雜的事，都有一種齷齟感。
我覺得涼，摸摸手臂。
他問：“幾時回去？”
“就這幾天了。”
“回去干什麼？”
“准備下學期的功課，我們真是長期抗戰。”
“有沒有男朋友？”他忽然問。
“沒有。”
“應該有。”他說。
“真滑稽，什麼叫應該有？你有沒有女朋友？”我反問。
他笑，“沒有。”他是一個漂亮的男子，也應該有女朋友。
“找不到？”
“開頭有很多，太多了，很是討厭，于是決定一個也不要。現在我已經過了‘客串女朋友’的年齡，要找一個真正耐久的，不那麼簡單，所以先擱一會兒。”
“我也是客串的。”我說。
“不不，你是游客。”他說。
我笑，雨還是沒有停，有點象春雨似的，細如油。
我問：“你的法文好不好？”
“不好就要死了，我都住了三年了。”他說。
“我不會法文，”我說：“說來聽聽，一向認為除了國語，法文是最好聽的，你到底是兩樣都說得好。說來聽聽。”
他用法文問：“你要我說什麼？”
“隨便什麼。”我說。
他說了一大堆，聲音很低，我聽不出來，可是我一邊微笑，一邊聽著。
“說了什麼？”
他用英文翻譯：“在這種天氣里，在一個這樣被公認美麗的城市，遇見一個可愛的同鄉女子，很容易愛上她，然而換一種天氣，換一個地方，又怎麼樣呢，人是很奇怪的一種動物。”
我微笑。
雨停了，我們慢慢走回去。
出來的時候沒有鎖門，我發覺我的襯衫與褲子都放在他的床上，樓上的小姐真是一位可愛的小姐。
但是我身上的袍子又髒了。
他說：“沒關系，這次我幫你洗好了送上去。”
我摸摸褲袋，那一百法郎還在。
“你今天快樂嗎？”他問。
我努力的點點頭。
我抬頭看我的紅汽球，氫氣漏了一點，它下降了一點。快樂要適可而止，不要象這汽球，等它的氣全漏光了，才放手，就沒有意思了。
他是一個漂亮的人，但是換一個地方，又怎麼樣呢？大概是不行的，很少有國際性的人，通常一個人，離開了他的地盤，就變得失措無常了。
我借他的洗手間換了衣服，拿起他給我畫的速寫。
我道別。
“夜未深，”他說：“你知道，巴黎人痛恨睡覺。”
“該走了，”我說：“我沒有資格做巴黎人。”
“我送你回去。”他說。
“不用，我會叫計程車。”我說：“而且雨已經停了，明天我要出去買一把傘。”
“我替你叫車子。”他說。
他陪我下樓，叫了計程車。我站在車門口，看了他很久，他的長褲的褲管已經濕了，憑他的習慣，這條褲子又該換了，一個很修邊幅的藝術家。
“謝謝一切。”我說。
“不用客氣。”
“特別是這張畫。”我說。
他微笑。
我上了車，走了。
回到酒店，把那張速寫藏在箱子底下，非常寶貝的樣子，他真的畫並不是這樣的，這不過是為游客而作，六十法郎一張的貨。
我又微笑了。
第二天又是個下雨天，可是我沒有去買傘，我沒有上蒙馬特，我叫了車子到奧利機場，我飛回倫敦了。
我把汽球漏在他家里，但是汽球的生命很短，不打緊，對他來說，不算是一種負累。
我覺得這麼多次數來巴黎，沒有比這一次更開心的了。
說不定有一天我會在香港碰見他，他穿得西裝筆挺，在中環，自他父親的廣告公司出來，我會向他擠擠眼，說：“喂……”假如我們還記得對方的話。
回到了家，經過暑假，什麼也沒有發生。
我把那張速寫鑲了框子，掛在床頭。
同學們見了，總是很了解的樣子，“噢，蒙馬特的貨色。”
我微笑。
又過了幾個月，由校方轉來了一個極大的包裹，一看就知道是一幅畫，上面貼滿巴黎的郵票。校方責備我說：“這包裹真是煩死人，又沒有姓名，又不能退回，只是說：‘中國小姐，法科，倫敦大學，’法科有十多位中國小姐，都說不是她們的，這是不是你的？你可以拆開來看看。”
我知道是我的，臉上泛起一個微笑。
校方說：“以後叫你朋友寄東西，寫得清楚一點。”
是一幅真的畫。
那是我，一件長袍，站在樹下，頭頂一道虹，背後一個灰色的占姆士甸，他手中拿著正義女神的天稱，我的左手拿著一只藍汽球，右手做一個OK的姿態，是一幅極好的半超現實畫，寫盡了我的矛盾。
我把那麼大的一張油畫按在胸前，熱淚滾滾的流下來，這真是一個知己。
看看郵戳的日子，這張畫是航空來的，可是因為輾轉的關系，經過兩個月才到我手里。由此可知他是在我走了以後，馬上動手畫的。
畫上沒有簽名。
我馬上把畫掛在那張速寫旁邊。然後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到蘇邦大學去。我沒有他的姓名，可是我附著我自己的姓名地址。我到底是念法律的，我不是一個藝術家。我沖出去把那封信寄了。
那幅畫得到了同學們的激賞。甚至有美術系的人跑來看。
我的臉被畫得很美。
他們都說：“這可不是她？一天到晚嚷法律悶，可是年年考了第一，升了級，年年說念不下去了，眼看就會畢業，整天與教授吵架，可是功課准時交，到了圖書館，專門看畫冊，好象很反叛的樣子，其實最妥協，幻想力又特豐富，情緒不穩定，說老實話，這個人是再了解你沒有了，不然怎麼在一幅畫里全表達了出來？”
我不響。
我在等那封信的回音。
可是一直沒有等到，也沒有退回，我在信封上注明了姓名地址，但是一直沒有被退回，他到底有沒有收到信呢？我不知道。
我等了很久，等到我畢業，還是沒有收到他的信，我放棄，對于一個藝術家，要求不能太高。我抱著那張畫回家，掛在房間里。
有朋友來看見，都說好，他們說：“怎麼沒有署名？”
有一天，他成了名，我會知道他是誰吧？
有一天，我成了名，他也會知道我是誰吧？
以後我畢業竟沒有再去巴黎。巴黎要年紀輕去才好，年紀大了，眼光就不一樣了，沒意思。象那一年，我才廿一歲，法科三年級學生，穿破褲、破衣服、破鞋，一身臭汗，碰見那樣一個人，才有意思。
我也不是國際性的啊，到巴黎，穿破衣服，到香港，穿巴黎時裝，誰知道呢？
後來的朋友只是說是一張漂亮的畫，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因為我變了。我想我是變了。
但是我記得巴黎，巴黎對我來說是再熟沒有的一個地方，從蒙馬特走到聖米雪兒，可以走上三個小時，或是四個小時，走累了，可以隨時坐在地下休息。
老實說，換了是今天，我就不玩那種瀟灑了，我就會回去找他，真正跟他做一個朋友。可是如果我那麼做，就不會有張畫了吧？
每每想起這件事，我就微笑。
除了微笑，還能做些什麼事？
我沒有成名，也沒有成為一個大律師，我結婚了。
那張畫始終掛在娘家原來的臥房中。
我的一生很平凡，沒有波浪的，沒有值得回憶的事。只除了這一件。與丈夫去旅行，總是避開了巴黎，反正他也去過，我不想有比較。
我們去瑞士、奧國、美國、巴哈馬，很多地方，但沒有巴黎。
丈夫跟別人說：“她不喜歡巴黎，我也不喜歡，太繁華了，有種不堪的味道，況且也被去濫了，況且那是個藝術家去的地方，不是嗎？我是醫生，她是律師，我們不去那地方。”他理由充分。
我不響，有很多事他是不知道的。丈夫的事，妻子知道得越少越好，妻子的事，丈夫也知道得越少越好，千萬不要互相了解，了解才糟糕呢。
所以我總是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