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們還進一步論述說，實際上，多爾袞的封號是一步一步疊加累積才到了皇父攝政王這兒，你看最開始他就是一個攝政王，後來呢？他立了功，所以被封為叔父攝政王。再後來諸位注意，據《清世祖實錄》記載，有一個漢族人禦史，他這個人的名叫趙開心，他就注意到了叔父攝政王在漢語中的問題，叔父攝政王到底是誰的叔父，是我的叔父，是你的叔父，咱們家一共祖孫三代人，到底誰管他叫叔父，這個叔父成為官稱了，他說這個不對，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就上了一道疏，說：“夫叔父，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稱之，若臣庶皆呼，則尊卑無異矣。”你就說不明白了，所以，在他的強烈建議之下，各部開始討論，討論他的建議，最後通過了他的建議。把叔父攝政王改稱為皇叔父攝政王，皇帝也很高興。
那再後來呢？也就是到了順治五年，1647年10月的時候，據《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皇帝又覺得，多爾袞又立了大功了，所以頒詔，大赦天下。大赦天下，第一句就開始這麼寫：“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勳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最後各部各院集體討論，應該叫什麼，前面已經叫皇叔父了，現在應該叫什麼，最後大家討論的結果是皇父攝政王。反對者們認為，從此以後，直到多爾袞病逝，清朝的所有公文，在涉及到多爾袞的問題上，您查，《清實錄》，或者去查中國曆史第一檔案館的檔案，清史檔案。您在那里能夠找到什麼呢？皇父攝政王這個詞，是專門指多爾袞的，而且不光在中國的史書上您可以找到，您可以看朝鮮的《李朝實錄》，它這里面也記載的是。從順治六年以後，一直開始記載，就叫皇父攝政王，他們認為皇父攝政王這個詞，在中國的史書上，從順治五年十一月就開始出現了，在朝鮮的史書上是順治六年二月開始出現了，而我們人所共知的太後下嫁是順治七年年初，從時間上不對，所以，不存在太後下嫁的問題。
另外，反對者們還對這個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他們認為皇父攝政王這個詞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就跟我們漢族人的一些政權，他們的一些統治者對自己的臣下立了大功，覺得這人太棒了太牛了，最後怎麼辦呢？給他一些稱謂，也就是叫父的，比如說西周，有一個姜尚，周武王就稱姜尚為尚父。春秋有一個齊桓公，齊桓公就管管仲稱為仲父。還有，三國，蜀漢的後主劉禪，他就管諸葛亮叫相父，相是丞相的意思。他說，怎麼就許你們漢族人，漢族的皇帝管他的臣下叫尚父、仲父、相父，我們滿洲人叫一回皇父就怎麼了呢？有什麼新鮮的，不一樣的道理嗎？他們還進一步論述說，你看，光緒管慈禧太後叫皇阿瑪。盡人皆知，這阿瑪是爸爸的意思？那慈禧太後就變性了？就變成男的了？你不能這麼論述吧，所以他們認為，叫皇父，恰恰證明她沒有下嫁給多爾袞，這是他的第三個方面的批駁。
反對者們認為，張煌言的確寫了《建夷宮詞》，而且他們認為呢？張煌言的《建夷宮詞》是正方所提八個觀點中惟一的一個直接涉及到太後下嫁的，所以，如果把這個批倒了，那你認為已經下嫁的人你就沒戲了，所以他們全力以赴對《建夷宮詞》進行批駁。
他們認為，《建夷宮詞》有三個原因導致它不能作為論據使用。《建夷宮詞》的第一個不符合，從《建夷宮詞》的名字，就不對，它帶有濃厚的民族偏見，本來人家是清朝，或者您最不濟叫後金也可以，叫金也可以，不叫，非得按照漢人傳統的您原來在那兒建過一個州叫建州，叫建。夷呢？對東方少數民族誣蔑性的稱謂，夷蠻戎狄，東方是夷，南方是蠻，西方是戎，北方是狄，夷蠻戎狄。這個詩，從頭到尾，十首詩徹頭徹尾的內容都是對滿洲的誣蔑。所以，這是第一，偏見，不能成為證據。
第二，他認為張煌言本人出生在異地之口，他寫的書，寫在異地之口，記在異國之文，你不是在這兒寫的，你人不在這兒看著他寫的，你好幾千里地以外，你寫人家的事，這就不可信，這就不能成為曆史的證據。除此之外，他的第三點論述，他認為，這個詩詞跟史料不是一回事，詩詞可以比賦，可以誇張，所以詩詞就不能算史料。你拿什麼說都可以，就是不能拿詩詞說，詩詞就靠邊站，我這曆史考證里頭沒有詩詞，這是他的對于論據四的批駁。
對于論據五，順治諭旨露出的破綻，反對者們進行了考證。他們說，有的人說，順治有諭旨，太後下嫁。可直到現在，我看到的順治諭旨都不知打哪兒抄的，誰能告訴我原文在哪兒，在哪本書里，你從哪本書里看的，在第幾頁，這本書的可信度如何，這本書現在在哪兒？史料在哪兒？沒有。天下文章一大抄，你抄我抄他也抄，最後這諭旨就真的了？所以他們認為，你要想說這順治諭旨是真的，可以，拿來讓我看看。我要看不見，抱歉，沒有。我認為這個不值一提，您拿來讓我看看，行不？看完了我就還你。這是他對第五個方面的批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