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斯坦德萊獨自個兒坐在寫字桌旁，臉色深紅，怒氣沖沖。將軍隔著桌子將一包切斯菲爾牌香煙朝他一丟，帕格撿起香煙。外殼上用鮮明的紫紅色油墨蓋上這樣幾個字：紐約工人兄弟的黨敬贈。
“這都是紅十字會或《租借法案》的香煙，”將軍幾乎話都說不出來了。“不可能是別的！我們把幾百萬包這樣的香煙送給紅軍。這一包是昨天晚上從一個捷克人那兒弄到的。那個家伙說是一個紅軍軍官送給他的，並告訴他在紐約那些慷慨大方的共產主義同志正源源不斷地為全體紅軍戰士供應香煙。”
維克多·亨利只能搖頭表示厭惡。
“記者們十分鍾後到達這兒，”斯坦德萊咬牙切齒地說，“他們可要聽個夠。”
“將軍，新《租借法案》在本星期就要表決。現在是揭蓋子的時候嗎？”
“只能在現在揭，給這些惡棍以當頭一棒。讓他們知道，在和美國人民打交道的時候，忘恩負義結果會怎樣。”
帕格指著香煙殼說：“這是非常低級的無賴行為。我不想拿它小題大做。”
“這個？我完全同意。不值得談論。”
記者們進來了，全都流露出厭煩的神色，這次到前方的訪問顯然使他們大失所望。他們說，跟往常一樣，他們沒法接近前線。賓主邊喝咖啡邊閑談，斯坦德萊問他們在野外有沒有看見任何美國裝備。他們沒看見。有一個記者問大使是否認為國會將會通過新的《租借法案》。
“我不敢這樣說。”斯坦德萊看了維克多·亨利一眼，然後把十只瘦骨嶙峋的指頭全部平放在他面前的書桌上，像艦上主炮塔准備舷側齊射一樣。“你們知道，孩子們，自從我到這里之後，我一直在尋找證據，表明俄國人在接受英國人和我們的援助。不僅僅是租借物資，而且還有紅十字會和俄國救濟協會的物資。我還沒找到任何這種證據。”
記者們互相望望，然後看著大使。
“是這樣，”他接下去說，一邊用指頭不斷地敲著桌面。“我們試圖尋找證據，表明俄國人確實在戰場上使用我們提供的軍需品。我找不到這樣的證據。俄國當局看來想掩蓋他們正在接受外援這個事實。顯而易見，他們要他們的人民相信，紅軍正在這場戰爭中獨力奮戰。”
“大使先生，這些話當然是不供發表的吧？”一個記者說，盡管記者們都在取出本子和鉛筆。
“不，可以發表。”斯坦德萊慢吞吞地說下去，事實上在向他們進行口授。他指頭的敲打聲越來越急，在他停頓的時刻，記者們疾書的筆發出憤怒的嘶嘶聲。“蘇維埃當局顯然試圖在國內外造成這樣的印象，即他們在依靠自己的資源獨力奮戰。我認為如果你們願意的話，盡可以把我的這些話發表出去。”
記者們再問了幾個心情激動的問題，接著走出房間。
第二天早上，當帕格走過積雪堆得很高的街道，從國家旅館走向斯巴索大廈的時候，他心里感到疑慮，不知大使會不會已被召回。在旅館里和記者們共進早餐時，他得悉斯坦德萊的聲明已登在美國和英國各地報紙的頭版上。國務院拒絕發表評論，總統已取消一次定期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國會像開了鍋。全世界都在問，到底斯坦德萊是代表他自己還是代表羅斯福講這番話的。有謠言說，准許這個談話發往國外的俄國新聞檢查官已被逮捕。
在這些寬闊恬靜的莫斯科街道上，到處都是隨風飄來、積得高高的新降的雪花。幾百個俄國人拖著沉重的步伐在走路，經常出現的滿載士兵的卡車來回奔馳。在這一切當中，這個轟動一時的事件顯得有點無聊，又好像已經事過境遷了。不過，斯坦德萊仍然做了一件難以相信的事情：在美蘇兩國政府之間的一個微妙而充滿爆炸性的問題上，他公開地發泄了他的私憤。他能夠保住他的職位嗎？
在分配給他作為臨時辦公室的一個小間里，他在書桌上發現電話接線員留下的一張字條：請撥電話給0743。他撥了號碼，聽到莫斯科電話系統里通常有的劈啪的響聲以及一些雜音，然後一個粗聲粗氣的男低音：“誰啊？”
“我是海軍上校維克多·亨利。”
“知道了。我是葉甫連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