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長期加在《大公報》頭上的“小罵大幫忙”帽子遮掩了它曾經的光環，不說張季鸞、王芸生那些直截了當批評國民黨當局腐敗、專制的社評，就是在國民黨要求各報一律稱共產黨為“共匪”、稱紅軍為“匪軍”的壓力面前，《大公報》也沒有照辦。毛澤東在延安見到《大公報》記者孔昭愷時曾動情地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不會是無的放矢。張季鸞和蔣介石有私交是事實，但《大公報》從未放棄過獨立的民間立場，始終如一地堅持了“四不”方針。王芸生一篇《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評令蔣介石龍顏震怒，《大公報》被停刊三天。胡政之曾說：“我辦《大公報》，心里總拿《朝日新聞》作榜樣，兼容並蓄。”有這樣的胸懷和氣度，他才會大膽起用青年蕭乾編文藝副刊，不憚“南京下警告，工部局來傳票”，發表范長江名動一時的通訊《陝北之行》、《動蕩中之西北大局》，甚至不惜“違檢”得罪當道。這些都不是一句“小罵大幫忙”所能輕易加以定論的。
從1934年元旦起，《大公報》開辟了“星期論文”專欄，由報館以外的知識分子執筆，前後共有200多位撰稿人，包括教授、學者、專家、作家，還有個別實業家和軍政顯要。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其中以胡適、傅斯年所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為主體，言論影響也最大。這是一份日報和知識精英結合的一次嘗試，“星期論文”的出現是《大公報》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論政平台的鮮明標志。無可爭議，《大公報》代表了當時中國報紙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它的身影覆蓋了一個時代，以它為代表，包括《新民報》系、“世界”報系、《文彙報》等在內的民間報紙，共同構築了一個國民黨專制下脆弱的公共輿論空間，那是值得我們長久記憶的“《大公報》時代”。
百年言論史上的最後一環是由儲安平來完成的。1946年，也是9月1日，他在上海創辦《觀察》周刊，以“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追求，迅速成為“全國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名列《觀察》的78位特約撰稿人幾乎都是一時之選，既有李純青、楊剛等中共地下黨員和趙超構等“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以及張東蓀、費孝通、許德珩、傅雷等參加了民主黨派的知識分子，也有傅斯年、胡適、梁實秋等有真才實學的自由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像馮至、宗白華、錢鍾書那樣學有專長、不問政治的知識分子。他們彙合在《觀察》的旗幟下並非曆史的偶然，“五四”以後成長起來的知識精英，以“特約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數之眾、陣營之強、影響之大，超過了當年的《現代評論》、《新月》和《獨立評論》，這是一種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識分子的道義理想在硝煙中放射出最後一次奪目的光華。儲安平本人那些金石般的政論也達到了舊時代“文人論政”的最高峰，從《失敗的統治》到《一場爛汙》、《政治失常》，他為國民黨的統治下了最後的斷語，言辭之激烈、論述之精辟，無不令人歎為觀止。
1947年5月，當國民黨政府封殺上海《文彙報》、《新民報》等三報時，儲安平和《觀察》沒有顧及自身的安危。當民盟被定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時，1947年11月8日，《觀察》竟在頭條位置發表周炳琳、金岳霖等48位教授《我們對于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時進《我對于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報》遭永久停刊處分，國民黨政府磨刀霍霍，當月17日，儲安平還在《觀察》發表了彌漫著一股浩然之氣的《政府利刃，指向觀察》。5個多月後，《觀察》終于被封。儲安平以他的執著、熱情和勇氣完成了百年言論史上蔚為壯觀的謝幕演出，為一個黑暗的時代畫上了一個感歎號，也成為世紀絕響。
回顧百年史，我同樣忘不了新聞界、知識界群體三次爭取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浪潮。第一次是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為了廢除袁世凱制定的可以任意解釋、入人以罪的《出版法》，新聞界、知識界前後經過了將近十年的抗爭和呼籲，“五四”之後逐漸形成高潮。從1921年到1926年，中華全國報界聯合會、北京72個民間團體、上海書報聯合會、日報公會、書業商會、書業公所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北洋政府提出廢止《出版法》的要求，北京先後成立言論自由期成會、新聞界爭自由大同盟。最後，1926年1月27日，在段祺瑞主持召開的國務會議上通過了廢止《出版法》的決議。
第二次浪潮發生在1933年，江蘇鎮江《江聲日報》主辦人劉煜生被顧祝同下令槍決之後，從鎮江到南京，從上海到北平，乃至全國各地新聞界紛紛集會發表宣言、通電，呼籲保障新聞自由，上海新聞記者公會召開緊急會議，作出設立劉煜生案專門委員會等五項決議，239名記者聯合發表宣言，《申報》、《生活》周刊等眾多報刊紛紛發表評論，抨擊當局摧殘言論自由、草菅人命。全國律師協會等社會團體也要求追究、懲辦責任者，于右任主持的監察院在此前後也依法彈劾顧祝同。在全國新聞界、人權組織、律師協會等各界社團的抗議浪潮中，國民黨當局被迫于8月和9月1日先後發出《保障正當輿論》、《切實保障新聞從業人員》的通令。“9月1日”後來曾被新聞界自行定為“記者節”。
第三次浪潮就是抗戰勝利之際的“拒檢運動”。1945年8月17日，在未經國民黨當局檢查就出版的《延安歸來》（黃炎培著）遭到搜禁後，16家不同背景的雜志聯名發表了《重慶雜志界拒檢聯合聲明》，他們鄭重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檢。10天後，在拒檢聲明上簽字的雜志增至33家。一時間山鳴谷應，成都、昆明、西安、桂林等地新聞界、文化界紛紛響應。9月8日，成都16家報刊、通訊社聯名發表葉聖陶執筆的《致重慶雜志界聯誼會公開信》，聲援拒檢運動，兩天後，在公開信上簽名的新聞出版機構增加到22家。9月15日，昆明11個新聞出版機構集會響應“拒檢運動”。到9月下旬，民間拒檢運動已成燎原之勢。9月30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布了《出版檢查明日廢除》的消息。
三次民間的呼聲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發出，而且最後都以勝利告終。盡管勝利並不可靠，從北洋軍閥到蔣介石政府，從來沒有停止過對言論自由的侵犯，但這些勝利依然來之不易。1945年9月1日，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記者節”，也正是“拒檢運動”在重慶揭開序幕之後不久，在國民黨眼皮底下共合法存在了9年的共產黨報紙《新華日報》發表《為筆的解放而斗爭》社論。在1949之前風雨如磐黯故園的歲月里，“筆的解放”，那曾是一個多麼激動人心的呼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