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底波瀾
1898年：戊戌變法被絞殺之後
最終將維新運動推向高潮，言論之功永不可沒。
戊戌春天誕生的《湘報》（日刊）比《湘學報》的文字更淺顯，議論也更進一步。3月18日，譚嗣同在《湘報後敘》中指出有了報紙如同“國有口”，他引用梁啟超的話說，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一家一姓的曆史（“君史”），報紙則是“民史”，是人民自己書寫曆史。這樣的言論自然是專制的衛道士（哪怕是比較開明的）也難以接受的。
上一年還稱贊過《湘學報》、下令各地訂閱“以開風氣”的張之洞，到了這年5月，開始對這份報紙及《湘報》主張民權等言論大表不滿，認為“近來《湘學報》謬論甚多”，《湘報》“其偏尤甚”，他不僅致電陳寶箴、黃遵憲，指責其“悖謬”，而且致電湖南學政徐仁鑄以“不敢代為傳播”相威脅。譚嗣同對此憤憤不平，“既不許美，又不許罵，世間何必有報館”！
因為種種複雜的人事因素和思想分歧，風靡一時的《時務報》出現了內訌，矛盾主要發生在梁啟超（同時代表了康有為）和汪康年之間。汪康年兄弟另辦的《時務日報》是獨立于《時務報》之外的，它首開報紙兩面印刷的先例，而且“一切版面的編排也和那些老式不同”。當年的訂戶包天笑回憶，這個報紙的出版“使人耳目為之一新。因為當時申、新兩報，都是用那些油光紙一面印的”。
《時務報》經理汪康年
7月17日，百日維新正進入高潮，為了爭奪對《時務報》的控制權，康有為借禦史宋伯魯之手上書光緒帝，一方面極言“報館之益”，一方面建議將《時務報》改為官辦。7月26日，光緒帝發布一條上諭，同意將《時務報》改為官辦，並派康有為前往上海督辦。上諭稱：
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達民情，必應官為倡辦。……
各報體例，自應臚陳利弊，開拓見聞為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轉引自《炎黃春秋》2003年第8期，頁64。
將民辦的《時務報》改為官辦自是一個不智之舉，是百日維新中一支不和諧的、讓後人痛心的插曲。但光緒上諭中所透露的一些新聞思想，仍為後世史家所稱道。此前7月23日，出使美、日等國大臣伍廷芳也曾奏請光緒推廣報館，認為這是輿論所在、公論所出，“風聲所播，民智自開”。這些觀點對光緒帝恐怕也有所影響。他在8月26日發布的上諭中，還批准了梁啟超提出的要求，宣布“書籍報紙一律免稅”。
8月8日，《時務報》停刊。17日，汪康年另辦了《昌言報》旬刊（出至10期停刊），同時將《時務日報》改名為《中外日報》繼續出版，只留下《時務報》這個報名給朝廷來辦。但糾紛並沒有因此結束，8月22日起，梁啟超連續在《國聞報》發表《創辦〈時務報〉原委記》，對汪康年的一些說法提出質疑，將矛盾公之于眾。汪康年、黃遵憲等《時務報》創始人也紛紛發表文章，一個曾經共同創造了刹那輝煌的知識群體分崩離析。25日，康有為致電兩江、湖廣總督，更是指責汪康年私自將《時務報》改為《昌言報》，抗旨不交，要求禁發《昌言報》。這場風波一時牽動朝野，引起各方議論，民間輿論普遍偏向于汪康年，嚴複直截了當地指出“叩其所爭，則僅僅萬余金捐款，萬余張銷報之權與利而已”。並批評了梁啟超。假如不是百日維新很快流產，這段是非還不知會如何了斷。
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宮廷政變，幽禁了光緒帝（所有毀滅維新新政的上諭照樣還是以他的名義發出的），各地報刊紛紛凋零。9月25日，《中外日報》以《康有為到吳淞口》為題，報道了戊戌政變第四天（9月24日）清廷派人在上海吳淞口搜捕、英領事以船艦截救康有為和他脫身到香港的消息。從采寫到發表前後不到24小時。27日的《詳志都城近事》報道了捉拿六君子等人的情況。
9月26日，清廷宣布停辦計劃中收回官辦的《時務報》。29日，通令各地緝拿康有為、梁啟超，稱梁啟超“所著文字，語多狂謬”。10月9日，清廷發出上諭，查禁各地報館，捉拿主筆。僅上海就有近10家報紙關門，其他城市的14家中文報紙只剩下6家。10月14日，上海英文《字林西報》總主筆立德祿發表評論，“對文明來說，這道上諭真是一個罪惡。”“慈禧太後是和那位企圖以抹布吸盡海水的帕丁頓夫人一樣的”。同一天，小說家李寶嘉（伯元）主辦的《游戲報》在顯著位置發表專文《責報館主筆》，對此舉冷嘲熱諷。另一小說家吳沃堯（趼人）則在他辦的《采風報》以“捉康有為梁啟超法”為題征求答案，征文千奇百怪，令人捧腹。這些休閑報紙以游戲筆墨極盡諷刺之能事，也算是晚清有報紙以來的一大特色。為避免《中外日報》受牽連被封，汪康年倒填日期刊出一則啟事，聲明自8月21日起就已改屬英商，自己與報館事務無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