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底波瀾
1899年：《清議報》一枝獨秀
年輕的梁啟超亡命日本，並沒有停下他手中的筆。他創辦的《清議報》“專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主義”，繼續《時務報》未竟的事業。從第26期起，《清議報》開設“國聞短評”的欄目，比後來《時報》采用“時評”、“短評”要整整早了五年，實際上開創了一種新聞評論的新形式。曾是《清議報》讀者的郭沫若後來在《少年時代》中回憶：
《清議報》很容易看懂，雖然言論很淺薄，但他卻表現得很有一種新的氣象。那時候，梁任公已經成了保皇黨了。我們心里很鄙夷他，但卻喜歡他的著書。他著的《意大利建國三傑》，他譯的《經國美談》，以輕靈的筆調描寫那亡命的志士、建國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侖、俾斯麥之余，便是崇拜加富爾、加里波蒂、瑪志尼了。
其實，《清議報》的言論並不像郭沫若說的那樣淺薄，梁啟超在《愛國論》一文中清楚地闡明了“國”和“愛國”的關系，“國者何？積民而成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無，則國權亡”，“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在《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國民”概念，他認為中國幾千年來只知有“國家”，不知有“國民”，無國民，則只有奴隸。
這些觀點都富有濃郁的近代氣息，確實代表了當時新型知識分子對中國最深刻的認識，在19世紀末的長夜里，一言既出，豈能不振聾發聵。
至于後世采用的“記者”、“黨報”、“機關報”等新名詞也都是梁啟超那時率先從日文轉譯或創造的。那個時候的梁啟超意氣風發，繼續站在時代的最前面，不是郭沫若用“保皇黨”這頂大帽子所能蓋得住的。不過“平心而論”，郭沫若接下來對梁啟超的評價還是中肯的：
他負載著時代的使命，標榜思想自由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
梁啟超創辦的《清議報》創刊號
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
盡管清廷一再嚴令禁閱，但《清議報》還是通過日本僑民和租界中的日本洋行在中國內地傳布。3月2日，張之洞指責《清議報》“謗議中國時政，變亂是非，捏造誣罔，信口狂吠，……種種悖逆，令人發指”。建議通過外交途徑和日本交涉，將康有為、梁啟超等驅逐出境。19日，他在給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的電文中要求，首先必須禁止梁啟超他們“妄發議論”。
從5月4日起，唐才常擔任上海《亞東時報》主編，發表了許多為戊戌變法叫好的文章。章太炎也曾和這份報紙發生過關系，遺憾的是敢言的《亞東時報》畢竟是日本背景的。在變法的呼聲被鮮血吞沒之後，在慈禧太後的禁報令下，整個中國無不噤若寒蟬，大半年中上海都沒有什麼新報刊誕生，士氣沉悶，一片蕭索。梁啟超的《清議報》從日本島上發出的那些聲音仿佛是空谷足音。
〔記事〕
1月2日起，梁啟超在《清議報》連載譚嗣同的遺著《仁學》。
1月31日起，上海《亞東時報》開始連載《仁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