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底波瀾
1927年：日曆被鮮血染紅
這是百年中國的又一個轉折點，不幸的是，這一年的日曆幾乎被鮮血所染紅。
北伐軍席卷江南，多少人曾翹首以待，青年王芸生在上海“曾昕夕計算著北伐軍的行程，也曾憂慮焦急過黨人的糾紛”，不料“四一二”把上海浸在了血海之中。4月13日，發行10多萬份、具有全國影響的上海老牌報紙《申報》如實報道了“四一二”的詳情，為曆史留下了見證。這一天午後，上海寶山路上再次發生“空前之屠殺慘劇”，國民黨軍隊悍然向徒手的群眾開槍，“傷斃至百余人”，其中包括一些婦女、兒童。
第二天，目睹了這一“滅絕人道之暴行”的七位知識分子鄭振鐸、馮次行、章錫琛、胡愈之、周予同、吳覺農、李石岑聯名寫信給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國民黨元老，發出憤怒的抗議，並在4月15日的《商報》公開發表。在黑云壓城，到處都是殺戮的日子里，七位來自出版界的知識分子（他們當時大部分在商務印書館工作），幾乎都不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人（胡愈之當時也尚未加入共產黨），但他們說：“革命可以不講，主義可以不問，若並正義人道而不顧，如此次閘北之屠殺慘劇，則凡一切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甚或帝國主義之信徒，皆當為之痛心。”《文史資料選輯》第70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頁2。因此他們“萬難苟安緘默”。鄭振鐸、胡愈之為此亡命歐洲數年。
眾所周知的還有，在蔣介石的“革命”面紗沒有完全撕開之前，郭沫若洞悉幽微，在漢口《中央日報》副刊、《革命生活》（月刊）發表舉世震驚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為此付出亡命日本十年的代價。7月8日，茅盾堅持在漢口《民國日報》發表了最後一篇抗議社論才轉入“地下”。
抗戰初期周恩來曾對夏衍說：“中國知識分子是有勇氣、有骨氣的，四一二事件之後有兩件事我一直不會忘記，一是胡愈之、鄭振鐸他們寫的‘抗議信’，二是郭沫若寫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是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的大無畏的壯舉。”
鄭振鐸、馮次行、章錫琛、胡愈之、周予同、吳覺農、李石岑等七知識分子為“四一二”慘案之抗議信
早在1月16日，在奉系軍閥張作霖治下的北京，張慰慈給遠在異國的胡適寫信就說，“現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閉了，什麼話都不能說，每天的日報、晚報甚而至于周報，都是充滿了空白的地位，這期的《現代評論》也被刪去兩篇論文，這種怪現象是中國報紙的曆史上第一次看見。同時一切書信與電報都受嚴格的檢查，聽說被截留的甚多。並且無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與北京相同。……近來北京的局面是差不多到了法國革命時代的Reignofterror（恐怖統治）了，健全的輿論是不可能的事。”
到了4月26日，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從上海寫信給胡適：“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禍，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
北京《婦女之友》半月刊于3月下旬被取締，張挹蘭等被捕；4月7日，李大釗在北京被捕。28日，張作霖下令將李大釗、張挹蘭等20多人同時絞死。張友鸞曾在《世界日報》發表《莫談國事》的文章，以示抗議。
4月，著名共產黨人蕭楚女在廣州獄中被殺。7月，趙世炎、陳延年在上海被殺。12月，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漢俊、辛亥革命時期《大江報》創辦人詹大悲在武漢被殺。無名青年被殺的更是不計其數。從“四一二”到“七一五”，蔣介石們以各種神聖而動聽的名義大開殺戒，血泊淹沒了那個花照開、草照綠的春天和夏天，淹沒了無數青年男女如花的面容。整個1927年，從上海到北京，從廣州到武漢，整個華夏大地到處都彌漫著血腥氣，真可謂“殺人如草不聞聲”。孫中山如果地下有知，當會發出“南與北，新軍閥與舊軍閥不過一丘之貉”的浩歎。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那樣黑暗的年頭，我們還是聽到了鄭振鐸等出版人來自人性本身的聲音，聽到了張季鸞、周作人、郁達夫等報人、學者、作家的聲音——
4月29日，對共產主義並不信仰、甚至充滿懷疑的張季鸞，在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評《黨禍》，“大聲疾呼，極端抗議”，呼籲停止殺戮“全國有志青年”。7月30日，他發表《黨治與人權》社評，從人權角度再次呼籲停止“軍治殺人”，抨擊國民黨濫殺無辜的行徑——“所犯罪狀，概不宣布，殺者何人，亦秘不宣”。我們更忘不了這一年他著名的“二罵”，11月4日，他在社評《嗚呼領袖欲之罪惡》中痛罵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則直罪惡而已”。12月2日，他發表《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公開批評炙手可熱的蔣介石“不學無術”，“自誤而複誤青年”。
連在苦雨齋咀嚼苦茶，構建“自己的園地”的周作人也憤怒了，從5月到10月，面對李大釗的被殺，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學生以及許多他不知道的人被殺，他在《語絲》不斷地發出抗議的聲音，《談虎集》中觸目都是《人力車與斬決》、《“斬決”共黨》、《怎麼說才好》這樣的短文。他說：“無論是滿清的殺革黨，洪憲的殺民黨，現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卻就把殺人當做目的，借了這個時候盡量地滿足他的殘酷貪淫的本性。”在譴責殺人者的同時，他也譴責了文人幫凶吳稚暉，並對蔡元培、胡適身在上海卻“視若無睹”表示強烈不滿。
敏感的作家郁達夫早在1月7日就寫下《廣州事情》，直言“廣州的情形複雜，事實離奇，……總之，這一次的革命，仍複是去我們的理想很遠”。他的坦誠使他遭到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朋友的批評。在親曆上海流血一幕後，4月28日，他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中華民族，現今在一種新的壓迫之下，其苦悶比前更甚了。現在我們不但集會集社的自由沒有，就是言論的自由，也被那些新軍閥剝奪去了。”他指名道姓地說“蔣介石頭腦昏亂，封建思想未除”，並譴責他的“高壓政策、虐殺政策”。此文在日本左翼刊物《文藝戰線》上一發表，國民黨軍警即搜查了創造社出版部，查問郁達夫的下落，他因事先去了杭州才得以幸免。9月11日，風聲已過，他回到上海，在《民眾》旬刊發刊詞中說：“我們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諛權貴，我們不想執政，所以並沒有黨派，……我們是被壓迫，被絞榨的民眾的一分子”。兩個月後（11月19日），他主編的這本旬刊就被絞殺了。
10月，創辦了三個“世界”的成舍我在南京另創《民生報》，“小報大辦”，一份以“敢言”著稱的報紙出現在新王朝的眼皮底下。
11月，在銀行界服務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獨自創辦了“一個小規模的言論機關”——《新評論》半月刊，批評時政，激濁揚清。從寫稿、編輯、校對到發行，幾乎都是他一個人，而且完全利用業余時間。其時與“四一二”相去不遠，上海依然是黑云壓城、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章乃器的職業、環境足以讓他養尊處優，他之辦刊純粹是激于義憤、出于一種責任感。他竟然獨立堅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發行。這樣的往事聽來仿佛如天方夜譚，卻確實發生過。
面對同伴淋漓的鮮血，先後參加過國、共兩黨的青年王芸生，在天津發表了一則不顯眼的告別政治的啟事，從此選擇了“文章報國”之路。
〔記事〕
1月9日，孫傳芳在上海下令關閉了《民國日報》（3月22日複刊）。
3月27日，鄒韜奮在《生活》周刊提出“力避‘佶屈聱牙’的貴族式文字，采用‘明顯暢快’的平民式的文字。”從9月25日起，《生活》幾乎每期都要發表他的“小言論”，連同“讀者信箱”欄都成為讀者最喜歡的欄目。
3月31日，重慶發生“三三一”慘案，軍閥王陵基搗毀《四川日報》，殺害《新蜀報》主筆漆南熏，通緝總編輯周欽岳。
4月1日，北京世界通訊社社長孫劍秋被捕。
6月4日，北京《益世報》以“造謠淆惑觀聽”、“影響治安”等罪名遭查封，編輯朱鑒堂被傳訊。
7月6日，陝西《國民日報》社長劉天章、編輯白超然被捕，報社被改組。
7月21日，有七年銷售書報曆史的長沙文化書社被湖南軍閥許克祥查封。
10月10日，上海《中國青年》周刊在出版第8卷第3號之後被國民黨查禁停辦。
10月24日，張作霖查封北新書局和《語絲》周刊（之後遷到上海）。此前，《語絲》周刊從第141期起，在南方遭禁止發行。
10月，有20年曆史的《時事新報》也遭查封、“改組”的命運。
11月，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在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