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1年:王芸生揭穿“飛機洋狗”的丑聞

筆底波瀾

1941年:王芸生揭穿“飛機洋狗”的丑聞

3月15日,胡政之未雨綢繆,遠在香港淪陷之前,安排了《大公報》桂林版的出版。病中的張季鸞以“老兵”的筆名發了多次重慶專電。

5月15日,《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的世界性榮譽,在《本社同人的聲明》社評中,張季鸞不無驕傲地說:“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自從1926年接辦《大公報》,15年來,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擎起一支禿筆,從天津到上海,從漢口到重慶,從香港到桂林,輾轉南北,在大時代里鼓與呼,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其言論影響之大、之遠是我們今天的人無法想像的。“文人論政”四個字既是他們對《大公報》的自我定位,也是對百年中國言論史的概括。正是他們將王韜、梁啟超等開創的“文人論政”傳統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

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如此殊榮,張季鸞有幸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迎來了這一天。9月6日,長星墜地,一代報人在重慶一病不起,他的《季鸞文存》將作為少有的幾部傳世經典之一長留在中國言論史上。誠如胡政之序言中所言:“季鸞是一位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尚在文人論政的階段,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曆史。讀者今日重讀其文,將處處接觸到他的人格與熱情,也必將時時體認到這一段時代的曆史。”

12月13日,香港即將陷落,《大公報》香港版發表《暫別讀者》的社評,以“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王芸生等在重慶為滯留香港的胡政之感到擔憂,當他們在機場上一次次等待,一次次失望。然而就在包括胡政之在內“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之時,12月9日,香港至重慶的最後一班飛機降落在珊瑚壩機場上,“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被男裝的孔小姐接走。王芸生憤怒了,12月22日,他在重慶《大公報》發表的《擁護修明政治案》社評,揭穿了“飛機洋狗”的丑聞,還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買私人豪宅的黑幕。他說:

此等事例,已傳遍重慶,乃一不見于監察院的彈章,二不見于輿論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義泯滅。要知道一個國家若是正氣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王芝琛、劉自立編:《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頁161。

《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榮譽獎章慶典

此文一出,前者引發了昆明、貴州等地大學生反對孔祥熙的學潮,後者直接導致郭的下台。24日,遠在美國的胡適得知這一消息,激動得在日記中寫下:“一個報館的言論可以趕掉一個外交部長,偉大哉《大公報》!”

之前,12月11日,重慶《新民報》也以花絮集錦的形式躲過疏而有漏的新聞檢查,在“社會新聞”版頭條發表了浦熙修采寫的“飛機洋狗”消息。《佇候天外飛機來》注定了和王芸生的社評一起成為大時代一支令人難忘的插曲。

據國民黨中宣部統計,1937年全國報刊有1031家,到1941年10月,獲核准的只有273家,大部分還是親國民黨的或消遣、娛樂性的刊物。僅這一年被查禁的抗戰以後出版的書刊就有961種。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印發的《取締書刊一覽》,收入了1938年以來查禁的書刊目錄,共計961種。

從2月8日到21日,生活書店除重慶分店外,成都、桂林、貴陽、昆明等地55處分店被封閉或被迫停業,貴陽分店有13人被捕,其中經理周積涵被押4年多,最後越獄脫險。2月22日,鄒韜奮等主辦、發行量最高達30萬份的《全民抗戰》三日刊,也在出至第157期後被查封。至此,他16年來慘淡經營的事業幾乎全部被毀。兩天後,他憤然辭去參政員一職,出走香港。

在上海“孤島”,《申報》記者金華亭、《大美晚報》副經理李駿英、《華美晚報》社長朱作同、《正言報》經理馮夢云等相繼遭暗殺,讀書生活出版社的鄭易里、羅稷南等曾被捕。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堅守“孤島”發出抗戰聲音的人們無疑也是那個時代“最可愛的人”,他們以筆為槍,把自己鮮紅的血液一點點灑在了自己祖國的土地上。

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上海“孤島”,當天上午,日軍查封了《申報》、《新聞報》、《大美晚報》、《中美日報》、《正言報》、《大美周報》、《大晚報》、《大英夜報》、《華美晚報》等外商報紙,連《良友》畫報也未能幸免。26日起,日軍對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光明書局、良友圖書公司、兄弟圖書公司等八家出版機構封門檢查達一月之久,被認為抗日的書刊一律被抄去焚毀,連紙張都遭沒收。文化生活出版社曾被查抄,魯迅夫人許廣平也曾遭日本憲兵拘捕。

12月15日,日軍以刺刀命令《申報》、《新聞報》仍以美商名義恢複出版,以欺騙輿論。望平街上,有著悠久曆史的“申”、“新”二報,曆經了多少風雨滄桑,改朝移代,最終在日本入侵時代失去了品格,淪落凋謝了。

〔記事〕

1月8日,重慶《國民公報》、河南許昌《大河報》遭查封。

1月16日,湖南衡陽《開明日報》被迫停刊,總編輯等11人被捕。

1月24、25日,汪偽政府修正公布了《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細則》,不准出版物刊載“違反國策”的言論與新聞,以及主管部門禁止登載的文字,違者處罰。

年初皖南事變發生之後,《新華日報》自貢分銷處被迫關閉,桂林營業分處則被國民黨武力查封(營業實際上一直維持到1944年秋)。在重慶,僅2月4日到16日的短短13天中,國民黨軍警憲特拘捕毆打《新華日報》的報童報丁就有35人次。最為嚴重的是2月6日,國民黨秘密作出了《新華日報》“只准印,不准發”的決定,大量《新華日報》被沒收,周恩來親往交涉,潘梓年先後5次致函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

新知書店、讀書書店除重慶一家分店以外,其余都遭查封或被迫停業。新知書店貴陽分店經理孫家林被關押3年2個月才逃回。

2月28日,桂林《救亡日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

2月,太原的全民通訊社因受國民黨當局迫害被迫關閉。

1941年于香港創刊的《光明報》

春天,廣東韶關有共產黨背景的《新華南》雜志被國民黨當局封閉,共出版50多期。

4月1日,周鯨文在他主編的《時代批評》半月刊第69期提出人權運動十大主張。7月1日,推出《人權運動專號》,發表了《人權運動綱領》、《人權建國論》、《黨派與人權》、《爭取人權》、《保障輿論與保障人權》、《人權運動的行動性》等一系列文章。同一天,《華商報》也發表《保障人權》的社論。

5月10日,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通過《雜志原稿送審須知》,針對《群眾》周刊等雜志的慣用手法,規定:免登的稿件不能在出版時仍保留題名,不能在編輯後記或編者按語內加以任何解釋與說明。被刪之處,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樣或其他足以表示已被刪節的符號。

這一年,青記總會和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各分會均遭查封。

新成立的民盟派梁漱溟到香港創辦機關報《光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