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差五分就要敲十點了。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個美麗而溫潤的春夜。
我急急忙忙地走著——盡我化裝成跛腳老頭這個角色所能允許的速度快步走著，——要在大門上鎖之前趕到葉林涅克家，我的“助手”米列克在那兒等著我。我知道，這次他不會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告訴我，我也沒有什麼要告訴他的，但是不去赴約，很可能會引起驚慌——主要的是，我不想讓我們這兩位好心腸的主人產生不必要的擔憂。
他們用一杯茶招待我。米列克早已在那里等我了，——除了他，還有弗里德夫婦。這可又是一次不謹慎的行動。
“同志們，我很高興見到你們，但不希望這樣大伙聚在一起。這樣最容易把我們引向監獄和死亡。要是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規定，就得停止工作，因為這樣不僅對自己有害統和現實的一切都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斷言正確的認識方，而且還會連累別人。明白嗎？”
“明白了。”
“你們給我帶來了什麼？”
“五月號的《紅色權利報》。”
“好極了。你怎麼樣，米列克？”
“老樣子，沒什麼新聞。工作進行得還好……”“好了，就這樣吧。‘五一’後咱們再碰頭。我會通知你們的。再見。”
“再喝杯茶吧，先生。”
“不，不了，葉林涅克太太，我們在這里的人太多了。”
“至少再來一小杯吧，我請求您。”
新斟的茶冒著熱氣。
有人按鈴。
現在不是深更半夜嗎？這會是誰呢？
來的客人沒有耐心，把大門敲得咚咚直響。
“快開門。我們是警察。”
“快到窗口去。快跑。我有手槍，我來掩護你們撤退。”
晚啦。蓋世太保已經站在窗下，用手槍瞄准了房間。他們砸開了門，從過道偷偷地湧進了廚房，接著闖入房間。一個，兩個，三個……九個男人。他們沒看見我，因為我正站在他們背後，在他們打開的門後邊。我能夠不慌不忙地射擊。
但是九支槍瞄准著兩個婦女和三個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開槍，他們就會比我先被打死。假如我開槍自殺，槍聲也會引起射擊，他們仍然不免要成為槍下的犧牲品。倘若我不開槍，他們也許會在監獄里待上半年或一年，將來革命會把他們當中活著的人解放出來。只有米列克和我不可能從那里出來，敵人將折磨我們，——從我的嘴里他們是什麼也撈不到的，而從米列克那里呢？這個人在西班牙打過仗，在法國集中營待過兩年，大戰期間又秘密地從法國逃回布拉格來的，——不，這種人是不會叛變的。我考慮了兩秒鍾，也許是三秒鍾吧？
如果我開槍，那也于事無補，只有我自己可以免受苦刑，但因此將會有四個同志白白地犧牲生命。不是這樣嗎？正是這樣的。
于是決定了。
我從隱敝的地方走了出來。
“哈，還有一個。”
照我臉上打了第一拳。這一拳幾乎要了我的命。
“Handeauf。”(德語：“舉起手來。”)接著就是第二拳，第三拳。
我早就料到了這一手。
收拾得整整齊齊的房間，現在變成了一堆倒翻的家具和各種什物碎片。
又是一陣拳打腳踢。
“Marsch。”(德語：“走。”)他們把我推上汽車。手槍一直對著我。
途中就開始審問了。
“你是誰？”
“霍拉克教師。”
“你撒謊。”
我聳了聳肩。
“坐好，不然我就要開槍了。”
“你開槍吧。”
代替槍彈的又是拳打腳踢。
我們從一列電車旁邊經過。我覺得電車好像紮著白色的花彩。難道這個時候還有婚禮電車，在這深更半夜里？大概是我開始發燒了。
佩切克宮。我原以為不會活著進到這里了。現在差不多是跑著上到四層樓。啊，原來這里就是有名的Ⅱ－Al反共科。
我倒有些好奇起來了。
那個瘦長個子的負責抓人的頭目把手槍放進衣袋里，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他給我點上一支香煙。
“你是誰”
“霍拉克教師。”
“你撒謊。”
他手上的表指著十一點。
“搜身。”
開始搜查。他們脫去了我的衣服。
“他有身份證。”
“用的是什麼名字？”
“霍拉克教師。”
“查對一下。”
打電話。
“當然沒有登記。證件是假的。”
“誰給你的身份證？”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來。兩棍子。三棍子。我用得著數數嗎？朋友，你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著這個統計數字。
“你叫什麼名字？說。住在哪兒？說。同誰有聯系？說。
秘密聯絡點在哪兒？說。說。說。不說就打死你。”
一個健康的人能經得住幾下這樣的毒打呢？
收音機播送出午夜時刻的信號。咖啡館關門了，最後的顧客回家了，情人們還流連在門前難分難舍。瘦長個子的蓋世太保頭目愉快地微笑著走進屋來：“一切都弄清楚了，——怎麼樣，編輯先生？”
誰告訴他們的？葉林涅克夫婦嗎？弗里德夫婦嗎？可是他們連我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們全知道了。說吧。放聰明點。”
專門的詞彙。“放聰明點”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聰明。
“把他捆起來。給他點厲害嘗嘗。”
一點鍾。最後一輛電車回廠了，街上空無人跡，收音機向它最忠實的聽眾敬祝晚安。
“還有誰是中央委員？電台設在什麼地方？印刷所在哪兒？
說。說。說。”
現在我又能夠比較安靜地計算抽打的次數了。我唯一感覺得到的疼痛，是從那咬爛了的嘴唇上來的。
“把他的鞋脫掉。”
真的，腳掌上的神經還沒有麻木。我感覺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現在仿佛棍子直打進了腦髓。
兩點鍾。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許什麼地方有孩子在睡夢中啼哭，丈夫在撫摸妻子的肩膀。
“說。說。”
我用舌頭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數清被打掉了多少顆牙齒。
但怎麼也數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顆？不，這是現在“審問”我的那些蓋世太保的數目。他們當中有幾個顯然已經疲倦了。而死神卻遲遲不來。
三點鍾。清晨從四郊進入城市，菜販向集市走來，清道夫們打掃街道。也許我還能活一個早晨。
他們帶來了我的妻子。
“你認識他嗎？”
我舔了舔血跡，不想讓她看見……這未免有點幼稚，因為我滿臉都在流血，連指尖也在滴血。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她這樣回答，沒有流露出一點恐懼的神色。親愛的。她恪守我們的約言，任何時候也不承認她認識我，盡管這樣做現在已經無濟于事了。究竟是誰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他們呢？
他們把她帶走了。我盡力用最快樂的目光向她告別。也許這目光一點也不快樂。我不知道。
四點鍾。天亮了還是沒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戶不給我答複。而死神仍不見到來。我應該去迎接他嗎？應該怎樣去迎接呢？
我打了誰一下，然後就跌倒在地上。他們用腳踢我，在我身上亂踹。好啦，這樣就會死得快些啦。一個穿黑衣服的蓋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來，得意地笑著給我瞧他手里一綹剛拔下來的胡須。實在可笑。現在我一點也感覺不到疼痛。
五點。六點，七點，十點，中午了，工人們上工又下工，孩子們上學又放學，商店里做著買賣，家里燒著飯，媽媽也許正在思念我，同志們也許打聽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來……不，你們不用害怕，我是不會出賣的，請相信我吧。總算離死不遠了。一切只不過是一場夢，一場熱病中的惡夢。拷打一陣之後是潑涼水，接著又是一陣拷打，又是：“說，說，說。”可是我還沒有死去。媽媽、爸爸，你們為什麼把我養得這樣結實啊？
下午五點鍾，他們一個個都疲倦了。拷打現在已經稀疏，間歇很長，多半只憑一種慣性才打兩下。忽然，從遠方，從那遙遠遙遠的地方，響起了一個像愛撫似的平和而甯靜的聲音：“Erhatschongenug。”(德語：“已經夠他受的了。”)然後我坐了起來，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給我水喝，有人遞給我香煙，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試著替我穿鞋，又說穿不上。然後又有人把我半攙半拖地帶下樓梯，塞進汽車里，我們就坐車走了。有人又把手槍對准我，我覺得好笑。我們從一輛紮著白色花彩的婚禮電車旁邊經過，但也許這一切只是一場夢，一場熱病，也許是臨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瀕臨死亡本來是沉重的，但這次我竟毫無沉重之感，它輕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氣，一切就都完結了。
完結了？還沒有，總是完不了。這會兒我又站了起來，真的站起來了，自個兒站著，不用旁人攙扶。我眼前是一面汙黃的牆，牆上濺了些什麼？好像是血……是的，這是血，我抬起手試著用指頭去抹它……抹著了，還是新鮮的，我的血……有人從背後打我的頭，命令我舉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動作；做到第三次時，我倒下了……一個高個子的黨衛隊隊員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幾腳，想把我踢起來。這有什麼用呢？又有人向我潑涼水，我坐起來了，一個女人給我藥吃，問我哪兒痛，這時我感覺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沒有心。”高個子的黨衛隊隊員說。
“啊，我有心的。”我說。我因為還有足夠的力量來捍衛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種突如其來的自豪。
後來一切又都消失了：牆壁、拿藥的女人和那高個子的黨衛隊隊員……現在我面前是敞開著的牢房的門。一個肥胖的黨衛隊隊員把我拖進去，脫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襯衣，把我放到草墊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腫的身子，吩咐給我裹傷。
“你瞧瞧，”他搖晃著腦袋對另一個人說：“你瞧，他們干得多利落。”
然後又是從遠方，從那遙遠遙遠的地方，我聽到了一個像愛撫似的平和而甯靜的聲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還差五分就要敲十點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個美麗而溫潤的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