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自孔子初創至鴉片戰爭前，曆經數千年之滄桑，始終立于中國思想界而不倒，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然而到了近代，儒學的影響竟在百多年的時間里衰減到幾乎消失，不能不令人深思。 縱觀儒學數千年的發展史，可以發現儒學總是在根據時代的變化不斷地在進行變革。儒學第一次統治地位的確立得益于董仲舒的變革，這次變革使得儒學獨霸中國思想界達四百余年；兩漢之後佛學與玄學的興起嚴重沖擊了儒學的地位，于是儒學根據時代的變化進行了第二次革新，形成了以“理”為核心的程朱理學，再次壟斷思想界近七百年。由此可見，根據時代的發展變化不斷地進行變革，因時而宜地修正自己的理論，是儒學強大生命力的根本，是它曆經數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任何一種理論體系，如果它不能根據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進行革新，那麼它必將為時代所遺棄。儒學的興盛從反面證明了這個觀點，儒學的衰落又進一步印證了它。 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國思想界，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舊有儒學的統治地位已經處于風雨搖擺之中，清代經世致用之學的興起已經預示著又一次儒學大變革的到來。然而曆史並未給儒學以足夠多的時間，它的變革才剛起步，鴉片戰爭就爆發了。這場戰爭不僅是中國政治史和經濟史上的轉折點，也是思想史上的轉折點，更是儒學走向沒落的先兆。鴉片戰爭中國失敗以後，國內局勢的變化之快為中華數千年之僅有，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遠非當時的程朱理學所能解釋和解決，而儒學革新的步伐才剛剛起步，這一切對儒學提出了千年未有的嚴峻挑戰。 殘酷的現實決定了第三次儒學的變革不可能像前兩次那樣有充分的理論准備與實踐積累，它必須一步到位，小孩剛出生就讓他學會走路是不可能的，而儒學所要解決的就是這樣一個幾乎不可能解決的難題。 然而儒學畢竟是儒學，憑借數千年來積累的豐富理論經驗，憑著儒學在治國、平天下上所遺留的具體操作性的巨大的理論真空，憑著它培養出來的一批以天下為己任，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的仁人志士，儒學邁出了它又一次革新的第一步。林則徐出現了，《海國圖志?》出版了，《盛世危言?》流行了，火山大噴發了，一批以儒學叛逆者出現的儒學革新者們開始了儒學曆史上的第三次變革。 一種理論體系，如果僅有衛道者而沒有反叛者，那麼它遲早會被時代所拋棄。儒學擁有像林則徐、康有為那樣一批叛逆者是儒學的大幸，然而儒學的悲劇在于它同政治結合的太緊密了，手握大權的都是那些頑固不化的衛道者，于是林則徐被流放了，康有為流亡了，儒學的革新也失敗了。于是，儒學面臨著被時代拋棄的危險。 如果孔子能聽見康有為在海外發表的保皇言論，他一定會黯然淚下的：康聖人在尚未培育出一個順應時代的後繼者即走向時代的反面，儒學完矣！ 然而上天也似乎待儒學不薄。20世紀初，一個從西方學成歸來的思想家提出了一套以實現儒學終極目的為目標的三民主義，儒學的革新似乎又有了希望，但是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卻在功成之前猝然而逝，儒學出現了它曆史上最大的悲劇：它喪失了政治上忠實的代表。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里，政治上沒有忠實的代表就意味著這種理論被拋棄，雖然這位思想家所遺下的國民黨仍以儒學為指導，但那已是改造過的舊儒學，隨著代表共產主義的共產黨的軍事勝利，儒學走完了它在大陸的曆史。 時過境遷，數十年之後的今天，“新儒學”突然異軍突起，風靡海內外，這是儒學的又一次革新還是它最後滅亡前的回光返照？從新儒學的理論特點及其具體建議而論，它不是儒學的革新，但也非是最後滅亡前的回光返照，它應當是宋明理學沒落前的一次回光返照。儒學在海外畢竟還有眾多的學者，它畢竟還有豐富的理論經驗積累和理論真空，也許，它會再一次複興，起點在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