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一看就知道來自上流社會，就像那些理平頭的家伙，頭上仿佛粘了一頂土耳其帽，而且還用割草機推過，外表是一個德性，我剛剛說到哪兒啦？”
“那兩個歹徒。”
“喔，對對對，他非常熱切並合作地看過一整本嫌疑犯照片，卻沒指出半個來，我們替他安排一名警方畫家雷·加林德茲，我想你認識他。”
“我認識。”
“他很不錯的，不過他的素描，怎麼看都像拉丁美洲人，檔案里有一份畫像複件，有一家報紙也刊過。”
“我沒看到。”
“是登在《每日新聞》上吧？也接過幾個檢舉電話，浪費了一些時間去查，啥也沒查到。你知道我怎麼想嗎？”
“怎麼想？”
“這件案子不是他一個人干的。”
“是啊，我也這麼認為。”
“我的意思是，你無法排除掉這種可能性。也許他真的有辦法把自己反綁起來，經過周詳的計劃把鐵棍、膠布和繩索扔掉，可是，事情應該不是這樣的，他一定有幫手。”
“我同意。”
“他安排了幾個職業殺手，對他們說：‘喏，這里是大門鑰匙，怎麼做看你們自己方便，進來後直接上四樓的公寓。別擔心，不會有人在家的，樓上也沒有人在，就當成自己家一樣，愛干什麼就干什麼。把抽屜掀翻，書本扔到地上，現金和珠寶盡管動手拿不要客氣，只要在十二點半到一點之間，我們從宴會回來以前弄妥准備走人就成了。’”
“然後，因為不想太早到，所以他們散步回家。”
“或許吧，或許散步回家只是因為夜色真的很美，誰知道？到了戈特沙爾克家的那層樓之後，他說：‘你看，羅絲和艾爾弗雷德的門開著。’接著他把她推進去，他們抓住她，打昏之後再強暴，最後把她殺了。事成之後他說：‘嘿，混蛋，你們不想在三更半夜抬著一台電視到處跑吧？我現在付給你們的錢，夠買十台電視。’所以電視就留下了，而因為怕被追查，繩索、膠布和鐵棍也被帶走了……不對，簡直胡扯，雜貨店和五金行的東西怎麼追查？”
“帶走作案工具，是想讓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是一個人干的。那些繩子、膠布怎麼可能自己長腳跑掉呢？”
“對，沒錯。不過在離開之前，得稍微揍他一下，他們造假的功夫令人印象深刻，你在檔案中可以看到我們替他拍的照片。接下來，把他捆住，封住他的嘴巴，也許還替他把膠布撕掉一半，等時間差不多，他就可以打電話報警了。”
“或者是綁得夠松，好讓他能掙出一只手來，把該做的事都做完後，再伸回繩子里去。”
“我也正想到這一點。耶穌基督，如果那些警察能夠慢一點替他松綁就好了。”
我說：“不管怎樣，他們走了以後，他想辦法多挨一陣子才撥911。”
“不錯，這種說法，我看不出有什麼漏洞。”
“我也看不出來。”
“我是說，還有沒有其他的理由能解釋他為什麼活著？他們已經把她殺了，尸體就放在一邊，為何不干脆順道把他宰了落得乾淨，省得費力去捆他。”
“他是在殺她之前就被捆了。”
“好吧，這是他的說法。可是為什麼要留活口？她的死，已經足夠把這些劫匪送上絞刑台了，而且他可以指認他們——”
“在本州不能。”
“用不著你提醒。重點是，既然已經犯下了二級謀殺罪，多殺他一個也不會更糟，就像那些黑人說的，用手上的鐵棍砸爛他的天靈蓋。”
“他們這麼做了。”
“做什麼？”
“用力砸他，用力到以為他死了。他們只殺了她，或許原先沒有計劃要殺人，所以——”
“你是說，他講的是實話？”
“讓我們暫時先站在魔鬼這一邊來替他辯護，他們失手殺了她。”
“只因為她的脖子不小心被絲襪纏住——”
“而且他們並沒有真的慌亂，但卻匆忙一鐵棍擊昏了他，心想下這麼重的手，應該是活不成了，一心想趕緊跑掉，誰還有那種閑工夫去摸他脈搏，或拿面鏡子到他鼻子下頭查看還有沒有氣呢？”
“胡扯。”
“你明白我說的了吧？”
他歎道：“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這就是為什麼它是一樁懸案，證據不夠有力，而且我們掌握的幾件事實又沒法支持任何一種假設。”他站起身來，問我：“我想喝杯咖啡，你要不要也來一杯？”
“好。”我說。
“我不知道這咖啡為什麼這麼難喝。”他說，“我真的不知道，以前這里有台投幣式咖啡機，可是那種機器連半點像樣的咖啡都煮不出來。後來又買了這種電動滴漏式咖啡機，還去買了高級咖啡，結果煮出來還是這種味道。我想一定有某種自然定律，那就是，警察局里的咖啡一定要像大便一樣難喝。”
我倒不覺得有這麼難喝。他說：“你知道，事情要怎麼發展才會真相大白？”
“有人告密。”
“告密者聽到了風聲四處傳播，或者我們以重罪之名逮到了其中一個倒黴的天才，為了自保，他把同伙統統供出來。至于瑟曼，就如同我們的推論，是他一手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