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教

玄教是符箓三宗分衍的支派之一。創始于元初,流傳至元末。 該派直接從龍虎宗分衍而來,其創始人為元初龍虎山道士張留孫(1248~1321)。他在至元十三年(1276),隨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趙闕覲元世祖,留侍闕下。此後以祈禱術‘有驗‘,為元世祖所信任。十四年,賜號上卿,鑄寶劍與之。 十五年,賜號玄教宗師,授道教都提點,管領江北淮東淮西荊襄道教事,佩銀印。此後曆成宗、武宗、仁宗等朝,寵遇不衰,屢蒙加封,由上卿加特進上卿;由知集賢院事到領集賢院事;由玄教宗師到玄教大宗師,並加開府儀同三司。至延皊二年(1315),頭銜為‘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志道弘教沖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留孫從至元十五年作玄教宗師以後,即陸續從龍虎山征調道士到兩都崇真宮(後升崇真萬壽宮),或委以京師道職,或派至江南各地管理教務,以這批人為骨干,逐漸發展組織,最後形成一個規模較大、轄域較廣的一個道派,時人稱之為玄教。 玄教的組織規模是比較大的。單就其領導骨干而言,即有幾十人至百余人。袁桷《玄教大宗師張公家傳》中,即載其主要弟子五十四人;首為繼任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其次,以真人佩銀印者三人:夏文泳、毛穎達、王壽衍;以真人制書命者三人:余以誠、孫益謙、陳日新;以璽書命者九人:何恩榮、李奕芳、張嗣房、薛廷鳳、舒致祥、張德隆、薛玄曦、徐天麟、丁應松;其他弟子三十八人:上官與齡、何斯可、…… 等。顯然這是玄教最主要的骨干。趙孟瞓《玄教大宗師張公碑銘》謂張留孫有弟子七十五人。元明善《大元敕賜上清正一萬壽宮碑》謂張留孫弟子中,‘制授主名宮觀者百許人。‘由此可以推知其規模之大。 據玄教宮觀的分布情況看,其傳播范圍也很大。現存資料記載,除張留孫坐鎮京師崇真萬壽宮外,又選派大批弟子主持各地宮觀。如余以誠領鎮江路諸宮觀。孫益謙領杭州佑聖觀、延祥觀。陳日新除提點大都崇真萬壽宮外,又領龍興路玉隆萬壽宮,還領杭州宗陽宮。何恩榮提點信州真慶宮。李奕芳提點南岳廟,兼領潭州路衡山昭聖宮、壽甯宮住持提點。 張嗣房提點潭州岳麓宮。徐懋昭主常州路宜興州通真觀,並在信州龍虎山建仙源觀、神翁觀。上官與齡任常州路通真觀住持提點。王壽衍提舉杭州開元宮,兼領杭州路道教諸宮觀。 薛玄曦住持鎮江乾元宮,又住持杭州佑聖觀,兼領杭州諸宮觀。薛廷鳳領鎮江馬蹟山紫府觀,後領杭州四聖延祥觀,再後兼領鎮江道教。徐天麟、馮志廣住持龍虎山仙源觀。何斯可主信州仙岩元禧觀等。以上這些,僅是現存資料中的部分記錄,分別見于有關傳記、碑刻。實際上玄教弟子所領主要宮觀,遍布今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廣東等省,加上在北方兩京附近的宮觀,可見傳播地域是比較廣的。組織規模、社會影響都超過當時南方諸符祭派和北方的真大道、太一道,較之北方的全真道也毫不遜色。 玄教之所以能在短期內發展成如此大的規模,主要是因為得到了當時統治者的大力支持。其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世奉薩滿教,在思想上較易接受龍虎宗和玄教奉行的符箓道術;另方面,更主要的是因元前期全真道勢力發展過猛,對群眾影響過大,引起了統治者的疑忌,從其統治的利益著想,必須對其略加制約,而把扶植道教的重點轉到張陵聽創道教這方面來。其得到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扶持,具體表現在玄教首領所受的尊寵上。前面說到,玄教創始人張留孫,從元世祖起,受到曆代皇帝的尊寵,其政治地位之高,道教權力之大,在當時道教諸派首領中是獨一無二的。不僅如此,他與他的弟子吳全節(玄教第二任掌教)還參與了元朝的政治,‘朝廷有大謀議,必見咨詢‘。多次受詔外出訪賢,向朝廷推薦官員;官吏間發生矛盾糾紛,又主動為之疏解。趙孟瞓《玄教大宗師張公碑銘》說,張留孫‘每進見,必陳說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賴公薦揚,致位尊顯者,數十百人。及以過失獲譴,賴公救解,自貸于死者,亦如之‘。 他們的這些活動,一方面取得了皇帝更大的信任,將他們‘比于親臣‘;另方面,交結大臣並在其中獲得令譽。當延皊四年(1317),張留孫年滿七十時,仁宗為之大舉祝壽,‘賜宴崇真宮,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吳全節年滿七十,慶典一如張留孫。張留孫死後,送回龍虎山安葬,‘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吊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張留孫輩利用元室對玄教首領的尊寵和優越的政治地位,使玄教獲得很大的發展。 玄教是從龍虎宗分裂出來的,張留孫和他的許多弟子,都出身龍虎山,其基本信仰和主要方術,亦與龍虎宗無異。但是,它有自己的傳承系統,有獨立的組織體制。因而它是一個獨立的道派,與原龍虎宗有別。 其傳承系統共曆五代。第一代掌教張留孫,掌教四十四年。其生前所受的封號,除開府儀同三司以外,其余各項,皆為其後曆代繼任者所承襲。第二代掌教吳全節(1269~1346),字成季,號閑閑。龍虎山道士。于張留孫逝世之次年,即至治二年(1322),繼任掌教二十五年,于至正六年(1346)逝世。第三代掌教夏文泳(1277~1349)。字明適,號紫清。龍虎山道士。延皊七年(1320),張留孫預將教事付吳全節時,命夏文泳繼吳之後嗣教。至順二年(1331),吳全節告老,夏即遵囑嗣教。至正六年(1346),吳全節逝世後,正式繼任掌教。但僅四年,于至正九年逝世。第四代掌教張德隆(生卒不詳)。字元傑,自號環溪。張留孫從子。早年學道龍虎山。至正九年繼夏文泳掌教。時已至元代末期,至正十一年,韓山童的白蓮教和劉福通的紅巾軍相繼起事,天下大亂,元統治處于風雨飄搖中。張德隆掌教至何年,未見記載。 一般學者皆以張德隆為玄教最末一任掌教。但從王祎《馬跡山紫府觀碑》和蘇伯衡《梁道士傳》的記載中,發現繼張德隆之後,還有一個于大宗師掌領玄教,而據《漢天師世家》卷三《張正言傳》考之,此于大宗師當為于有興。他先後拜師何恩榮、薛廷鳳、薛玄曦,為張留孫之再傳。考上述諸文所記,至正十四年,于有興已任掌教,至正十八年仍在掌教任中。此時離元亡已不到十年,他可能是玄教最末一代掌教了。 在玄教掌教的嬗遞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掌教傳承制度。主要的有:第一,除第一代掌教張留孫由元世祖直接任命外,其後的幾代掌教皆由前任掌教選定,推薦給皇帝,由皇帝降‘璽書‘加以任命。第二,繼任掌教在接任時,除必須有皇帝正式任命的‘璽書‘外,又須以張留孫遺下的大宗師印和寶劍相承傳,以為內部憑證。據袁桷《玄教大宗師家傳》記載,寶劍為至元十四年由元世祖所賜,上刻‘大元賜張上卿‘;印則是皇慶二年(1313)仁宗所賜,上刻‘玄教大宗師‘,手授曰:‘以是傳教俾永遠‘。這種以印、劍象征教權的傳承辦法,是模仿曆代天師以張陵都功印和佩劍相傳承的制度而來。但玄教大宗師的印、劍都來自皇帝所賜,比張陵的印、劍更具有權威性。玄教掌教所受的璽書和印、劍,又明確表明其教權直接來自皇帝,他們可以憑借這些象征教權、皇權之物,獨立自主地行使對該教派的管理權,不必再聽命于天師。因此,無論該教派所轄區域道官的任命、宮觀的建立,以及道士的吸收等,都是由玄教曆任掌教獨自處理。 玄教又有獨立的組織領導體制。其首腦機關在大都崇真萬壽宮,最高首領是玄教大宗師。下設玄教嗣師、崇真萬壽宮提點、江淮荊襄道教都提點等職,以輔助大宗師工作。其下根據元朝的行政區劃,設立各級地方組織。路設道錄司,職其事者為道錄、道判;州設道正司,職其事者為道正、道判; 縣設威儀司,職其事者為威儀;最基層是宮觀,設住持、提點、提舉。可見其組織體系已經相當完備,這是多年經驗積累的結果。 玄教在元代雖然興盛,但它在道教理論上卻無建樹,倒是有不少弟子在儒學方面有相當造詣。其中以玄教第二代掌教吳全節最為突出。其師張留孫‘每與廷臣議論,及奏對上前,及于儒學之事,必曰:‘臣留孫之弟子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武宗、仁宗之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當時大儒吳澄也對吳全節的儒學十分稱贊,謂:‘吳真人全節寄跡道家,游意儒術,明粹開豁,超出流俗。‘(吳澄《題吳真人封贈祖父誥詞後》)許有壬曾奉敕給吳全節的畫像寫贊語,其中有兩句云:‘人以(公)為仙,我以(公)為儒。‘ (許有壬《特進大宗師閑閑吳公挽詩序》)吳全節自幼向空山道士雷思齊學《易》,對《易》學有相當修養;又十分推崇陸學,向文宗皇帝進陸九淵《語錄》。第三代大宗師夏文泳對‘三教九流之書無所不讀,而深明于先儒理學之旨。又嘗受《河圖》于隱者,有昔人未睹之秘。而于《皇極經世》之說,亦了然胸臆間‘。在文學上有造詣的弟子則更多,如吳全節、陳義高、朱思本、陳日新、薛玄曦等,皆工詩能文,尤以詩著名當世。吳全節有詩集名《代祠稿》(現已不存);陳義高有詩文集名《沙漠稿》《秋岩稿》《西游稿》《朔方稿》(四庫全書現存其《陳秋岩詩集》二卷);朱思本有詩文集名《貞一稿》(現存《委苑別藏》中);陳日新詩文集不存;薛玄曦有侍集《上清集》《樵者問》(現僅《茅山志》存詩幾首)。他們的詩文皆博得當時許多詩文大家的好評。 玄教在修習方術上雜采兼收。除承襲龍虎宗的符箓齋醮外,雜采眾家。如吳全節既向南宗道士陳可複學雷法,又向東華派首領林靈真學道法,還向南宗道士趙淇學內丹。夏文泳對‘道法、齋科悉加考訂、折衷,下至醫藥、卜筮,莫不精究‘。徐懋昭‘游衡廬名山,遇真人授異書,能役鬼神致雷雨,祭星斗,弭災沴,所至,人迎候之唯恐不及‘。陳日新‘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箓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天,奇中‘。陳義高‘旁通百家,用于致雷雨,役鬼神,于卜筮、推步,俱有大過人者‘。玄教隨元世祖統一江南而興,隨元亡而亡,曆世既不長,對道教的建樹也不多,但在促成江南諸道派在元後期合並為正一道中,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曆代天師雖然受命掌管江南道教,但他們卻長期住在遠離京城的江西龍虎山天師府,而把聯系皇室和聯絡各派的在京據點崇真萬壽宮,交給玄教曆代掌教居住。因而曆代玄教首領實際成了天師在京的常住代表和代理人,由他們擔當起聯系皇室和聯絡各派的責任。通過他們的工作,幫助江南各派解決了需要解決的問題,協調了它們之間的關系,加強了它們的團結,為江南諸派最後聯合成正一道大派作了必要的准備。另一方面,玄教組織的發展,又壯大了龍虎宗的力量,為正一道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組織基礎。因此元代後期正一道的出現,不能忽視玄教所發揮的作用。它在道教發展史上的地位,也應予以應有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