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悠悠五千年華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豈料到了如今，竟然還敵不過歐洲中世紀、日本戰國之類雕蟲小技膾炙網民，真乃奇恥大辱也！本文撰寫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縱談的形式，展現華夏先進的軍事文化，用鐵的事實證明華夏兵家的偉大！ 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卻絕非易事。由于我國史學者的失職，可以尋找到的相關資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語的照搬、五花八門兵器的羅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紹，以如此凌亂的咨料，想撰寫高質量的縱談實在是頗費思量的事情。為此，筆者不但要查閱大量相關資料，甚至還要從許多不相關的資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經過分析、歸納、到撰寫成文，斷斷續續曆時近2個月，著實大費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縱談終于是完成了。雖然還有諸如火器、雜兵器、野戰戰術之類內容暫時未能涉及，但筆者可以自信的說，這已經是至今為止網絡上介紹最為系統、最有參考價值、也最言簡意賅的關于中國古代兵器的普及讀本了。即使圖書中也難有匹敵者！呵呵，這可不是自賣自誇，而是由于查閱了大量資料，加上筆者認真的研究分析，實在沒理由達不到這種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雞蛋了。筆者最後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後，能夠對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幾分欽佩與自豪，對歐洲中世紀、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謂日本戰國文化多幾分冷靜比較，這就是筆者最大的初衷了。 2001-6-12 第一章刀與劍 深思的是，曆史會如此迂回。劍並非中原發明，刀才是正宗原產，然而從東周到西漢初，刀卻一度被廢棄了，而長刀則消沉得更久。 商代銅刀長度很短，長者也只與羅馬短劍相當，充其量算把西瓜刀。也許正因短刀重量較沉，靈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劍，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響廢刀用劍了。 短刀第二次出現已經是時隔8、900年的西漢了。西漢是鐵的時代，蓬勃興起的煉鋼業將漢軍隊鑄成為那個時代罕見的鋼鐵雄師。鋼鐵提供了兵器更為堅韌的骨骼，催生出長達1米的環首刀。在尚無馬鞍和馬蹬的騎兵眼中，那粗獷有余細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蘊含了前所未見的凌厲殺氣，厚實的刀背將輕易承受住猛烈揮砍的應力，使他們化身為撲襲的獵鷹。 環首刀徹底取代長劍是在東漢末年，在那之後它將作為一個經典和傳奇橫跨過300年時光直達隋唐。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東晉就出現了分裂，導致兩種刀式的並行發展，一種是直窄樣式，另一種是近代常見的寬體樣式。但古人對事物的革新總是異常謹慎，就如同他們腰里別著劍鞘千余年，才在波斯雙環的影響下，用繩將刀劍掛在腰際，寬體刀還要再承受幾百年的寂寞。 對環首刀的改進就是增加護手，並取消了刀柄端的圓環，這個轉變自魏晉始至唐成熟，但這已經使環首刀再無法稱為環首了。改進後的刀分為三種，其中的戰刀稱作橫刀。盡管環首刀日後將在中國完全絕跡，但‘唐樣大刀‘卻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並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動亂的年代到來了，那稱得上帝國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充斥著嗜殺成性的暴君，戰亂迭起刺激了武器技術的發展。攘平動亂的宋朝既是刀複歸的時代，也是刀發揚的時代，短刀改變了，長刀東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聯為一體的刀脊，令同樣寬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應力，從而斬甲斷骨，但卻缺乏使刀刃開膛破腹的流暢弧線。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韌有余而剛硬不足。但這只是歐洲和西亞的難題，中國用堅重的寬體刀將兩者合而為一，這完美的結合將只有日本太刀的靈活鋒銳可以打破。 太刀說來就來了，高碳鋼精鍛而成的微弧刀身異常迅猛，令人與兵器皆數粗制濫造的明軍大為惶恐。師夷長技不敢當，因為明軍缺乏倭寇的野蠻，但對兵器樣式的學習倒顯得相當誠懇。于是明軍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從1米長的單手刀，到2米長的雙手刀，連騎兵也未能脫離此列。 可惜武備無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腐敗和人心叛離，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終斷送了華夏基業。當歐洲槍炮在中國土地炸響時，無論精致的武官刀，還是寬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處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後的舞台是抗日戰爭，但目的只是為了繳獲槍炮，當然或許騎兵還繼續使用過一段，總之刀衰落了。 劍有三個要素，一是長度，二是靈活性，三是結構強度。長度利于先發制人和擴大防護，靈活性利于攻守應變，結構強度則決定劍的彎折。短劍靈活有余而長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現樹立了劍之地位的春秋戰國之交，劍的長度也在逐步延長。延長的辦法是改進劍身剖面，或許還會將背和刃分用含錫不同的銅水澆鑄，這些辦法都有助于提高劍身強度，使劍更為修長。于是戰國便有了6、70厘米長的銅劍，而在登峰造極的西漢，這項紀錄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劍是中國武學的標志之一，但實際上這個標志卻只風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時光則更短。 隨著劍的不斷延長，問題出現了，固然長度能增強劍的攻擊優勢，但卻降低了原先近距離擊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長的騎兵更是迫切需求專業的劈砍兵器。于是環首刀應運而生，厚實的刀背比劍更不易彎折，同時制造工藝更簡單。至于擊刺功能，與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長矛手將成為唯一的專業者。 劍曾將刀置于末路，但當技術更為提高後，刀又反過來要置劍于絕境了。劍失去了實用功能，越來越歸于裝飾，向著高雅輕巧過渡，進入隋唐以後，就連官員也很少佩劍了。不過當裝飾性發展到一定階段，審美的需求就會掩蓋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劍就是證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當代那些裝飾華麗的匕首劍了。 當如今的人們津津樂道那些或纖細柔軟、或棱角方鈍的武術劍時，可曾想到劍的悲哀呢？ 在刀劍間恩怨終結的同時，長刀也再度登場了。因為長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幾百年，所以出現晚上幾百年，從同甘共苦的原則算起來倒也公平。 原始長刀除了刃平些、體窄些外，與斧鉞實在看不出多少差別，但再次複興的長刀，卻是得益于寬體短刀的發展，這點從東晉時期出現了可裝長柄的寬體短刀可以看出。不過寬體長刀的正式出現可沒那麼早，東晉的偶然創新也許僅是騎戰時代的激情爆發，就像南北朝個別長達1.6米的環首刀不代表其常規長度一樣。 長刀複興後最早出現的是擁有兩刃的陌刀，這種刀至今雖未見實物，不過從其宋代繼承者掉刀那里，還是依稀可辨其三尖兩刃的特征的。陌刀堪稱刀之極長，因為過長意味著攻擊緩慢和不便揮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達3米。陌刀曾在唐軍中叱咤一時，陌刀隊列陣于前橫向密進，大刀紛落敵陣，每擊都討得數人斃傷，所向無前。但也許是作為砍擊兵器雙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後就不見記載了，取代之占主導地位的是寬體長刀。 與宋代人文發達和軍事軟弱相比照，長刀的裝飾也是偏于華麗失之實際，但這並不能埋沒宋代長刀的曆史地位。宋代為長刀創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詳的偃月刀、眉尖刀、鳳嘴刀、戟刀等都是那個時代出現的，以至明清兩代除分別創立鉤鐮刀和長杆鐮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難再有新樣式。 長刀應該比短刀更早衰落，隨著清帝國的崩潰，新式軍隊也許仍裝備短刀，笨重的長刀卻絕不會再用了。 第二章戈與矛 早期的戈簡單說就是歪頭矛。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長刀，是因為當時盛行車戰，而車戰的近戰是在戰車交錯時展開的，用矛的話很難借助戰車的沖力，同時也難以在交錯的瞬間擊中目標，沉甸甸的長刀則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損失效。于是善于啄殺的戈就成了當然的主力。 春秋戰國之交，戰爭規模日益升級，類似歐洲中世紀的戰爭游戲變成了人民戰爭。一待翻山越嶺的步兵使戰場不再局限于平原，銅弩機的使用令弩手升級為射馬殺人的好手，戰術謀略極大豐富，戰車的末日也就來到了。但老派‘騎士‘的虛榮心此時尚未完全熄滅，于是戰車有了更多的戰馬、更厚更多的盾甲、連兩側軸頭都裝了驅殺步兵的扁矛，戈也發生了變化，頭部變成弧形，內刃加長像鐮刀，外刃增強了推的殺傷力，用推來對付步兵的圍攻。可惜這一切還是無濟于事，戰車的終結到來于西漢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點，比如頭部易脫落、因揮擊而攻擊緩慢等。所以後來戈通用的裝頭方法只有綁縛，看起來簡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緊。不過揮擊緩慢是沒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問題還更易折斷，推又不如刺靈巧鋒利，到頭來唯一不可取代的價值還是啄。因此隨著戰車的衰落，步兵擺脫了最大的側面威脅，其存在就變得毫無價值了。 矛的地位不遜于戈，戰車上往往也會裝備1-2支長矛以備不時之需，但矛卻始終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補了空白。戟的出現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過並沒在戰斗中顯示出明顯優勢，因此沒能得到重視。到了秦漢，也許是戰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適應失去戈的轉變，戟就突然成了寵兒。 但戟也存在缺點。比如容易被攪纏，漢代有種叫鉤鑲的帶鉤小盾就是專用來攪纏戟的，然後再跳上前去給持戟人一刀。另外騎兵沖鋒對戟的推鉤功能也不太依賴，刺的同時又推是多此一舉，鉤固然有用，但也帶來了戈的老毛病-頭部易脫落。因此到了東漢，長戟的戟枝就越來越向前了，說白了就是像叉了，經過魏晉更干脆把戟廢了，轉而全力發展矛。 這時候就該矛唱獨角戲了，長刀的出現還要再過幾百年，大斧則只是輔助兵器，所以矛在當時的長兵器序列里可謂一枝獨秀。 矛又叫槊，又分為馬槊和步槊，興起于漢末，估計那些三國名將絕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戰的。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時期，因為此時中原騎戰鼎盛，而身披兩襠鎧的重裝騎兵正是以槊和弓箭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較簡單，因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組武器序列中的一種罷了，用途在于較安全的刺倒敵人，掩護短刀手作戰。因此對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藝是否高強，並非考察的關鍵。馬槊的使用較複雜，因為槊不同于歐式長矛，後者單手持用只用于沖鋒，前者則雙手持用既沖鋒又近戰。當騎兵沖入敵陣後會展開沖蕩，此時攻防的方向和范圍都遠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馳顛簸的馬背上，加之槊長達4米的慣性，毫無疑問，不經過一定的嚴格訓練很容易破綻百出。 唐代以後矛多稱槍，宋代是槍的黃金時代，種類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許是對騎兵正面突破的依賴降低的緣故，馬槍的長度略有縮短，使其更靈活，同時制作更精良。宋代馬槍頭部一般都有刺和鉤的雙重用途，槍後有可插入地的鐵鐓，杆上還有牛皮編成的提繩，看起來實在很體貼。 進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槍的種類也就簡化了，清代騎射起家，對冷兵器情有獨鍾，于是槍的種類再次豐富，甚至出現了近5米長的釘槍，已達中國長兵器長度禁忌的極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麼用。 矛最後的舞台是抗日戰爭，紅纓槍的廣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為當代孩子的玩具。可惜玩具的命運與其祖先當初一樣，隨著歐洲槍炮的隆作，華夏無敵的美夢幻滅了，隨著玩具槍的出現，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睞擁有紅纓槍的孩子了。 第三章弓與弩 論及弓弩就不能不提箭，弓弩是力量的來源，箭則是力量的載體，載體的性能對力量的發揮有相當影響。 設計成熟的箭，通常分為箭頭、箭杆和箭羽三部分，箭頭是戰斗部，箭杆是平衡部，箭羽則是調節部。 輕而韌的竹、木始終是箭杆的首選材料。而使飛行和下落遵循正確角度，從而飛得更遠，攻擊更加有效的箭羽，則以雕翎為上品，雁鵝羽為最差，並在東周時期就能根據箭杆的浮水狀態，決定其安裝長度了。 商代的銅箭頭已頗陰毒，凸脊、三角形扁翼，當箭頭刺入身體後，兩翼的倒刺會牢牢鉤住合攏的傷口難以拔出，血槽就像吸血蝠般抽出敵人的血液。時至戰國，新興的三棱翼樣式更使箭即便拔出傷口也更難愈合，並且相應的血槽增至六個。秦代箭頭則提高了致人中毒的鉛含量，同時與某些秦劍一樣，飛越時代的表面氧化鉻技術也使某些箭頭曆久常鋒。 但銅材較難得，秦代已經嘗試用鐵制作箭頭鋌部，而隨著西漢煉鋼業的發達，全鐵制的箭頭也問世了。早期鐵箭頭采用鑄造，顯然是舍不得銅箭頭樣式的慘毒，不過隨即就發覺其鋒利尚不及後者，于是只得改用鍛制。鍛制的缺點是澆鑄而成的複雜造型必須舍棄，改為如鐵劍的四棱劍身那般易于打造，但優點更為顯著，鍛制將使其比前輩堅韌得多。 銅箭退出舞台，其開始與結束都在東漢。第一種鍛制鐵箭樹立了宋代以前鐵箭的基本特征-扁平四棱形，這是利于鍛制的樣式。 從魏晉到隋唐，鐵箭的分類很簡單，發展路線也就是使箭頭更硬更長，足以穿透日益精良的鐵甲，撕裂敵人的肌肉和骨骼。 對鐵箭種類的細化又是始于宋代，這真是個頗有意思的時代，軍政軟弱的同時，軍事技術卻在突飛猛進的發展。宋代有值得欽佩的耐性對每種武器精雕細琢，而箭的樣式也因之精細化，像鐵脊箭、錐箭等，造型都已脫離扁平四棱形的單調，變得更為專業。 南宋拉開了火器時代的帷幕，對金、元的連綿戰爭迅速使火器走向成熟，成為主宰戰場命運的力量。不過在火器的射速和命中率還只適合火力覆蓋的情況下，箭之序列的壯大會持續到明代，並繼續創立出更多令人目眩的種類和造型。 射是周代時的‘六藝‘之一，也是古代最強大的攻擊手段之一。早時的貴族，如果家中生下男孩，都要向天地四方射出六箭，以示男子所要征服的世界，足見其在人們心中的地位。 東周時期複合技術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弓身可儲存的勢能，使人在生理結構容許的拉程內，能將更多力量轉化給弓身，射出更快更遠之箭。 古人超常的膂力令人驚詫，精銳射手竟能拉開70公斤的強弓，估計有效射程應在50-70米之間，最遠射程更是數倍之多。當然這其中也離不開始于商代的扳指的功勞。扳指這項不起眼的發明，卻令拉動強弓硬弩得以可行，避免因疼痛降低射速，甚至割傷手指。扳指對射手的意義如此重大，以至騎射起家的清朝王公貴族們，竟最終使其異化成為一種首飾。 弓是以輕便、快速為特點的，這令其在清中期前始終占據著騎兵遠射兵器序列的主力地位，而當火器的發展淘汰了強弩時，弓也仍能揚己所長與火器平分秋色了400年。 弩在軍事領域的發展得益于複合弓和銅弩機的發明，否則憑其較短的拉程，是無法與弓的殺傷力較長短的。 強弩的特點是又遠又准，有時間從容瞄准，但上弦比較費力耗時。根據這些特點，強弩通常被用于防禦和伏擊，射擊的連續性則依靠幾組射手的輪番。不過也有特例，比如唐代騎兵的車輪討敵戰術。 戰國時強弩成了戰車的心腹大患，遠程打擊的強大殺傷力令戰車堅固的盾甲也黯然失色。但強並不是當時弩的唯一發展方向，足夠輕巧的弩在簡化射擊步驟以提高射速方面另有優勢，于是出現了帶有箭匣和活動臂的迷你連弩，這可視為諸葛弩的前身。 西漢對強弩的發展影響深遠。不但在秦代增大望山的基礎上，又添刻度，使弩擁有了穩定的彈道參照，且隨著銅弩廓取代木弩廓，弩身對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強了。劃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達370公斤，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有效射程超過500米，可惜由于實用性不如臂張和踏張，漢代以後就很少使用了。 到了三國時期，諸葛亮為了對抗魏國的強大騎兵，便制成了俗稱諸葛弩的元戎，元戎之名得自春秋時一種主將戰車，後代指將軍之意。元戎最誘人之處在于機巧而非實用，雖曇花一現，但拉臂上弦便能快射10支毒箭的巧妙設計，卻成了被當代人津津樂道的古代傳奇。 剽悍的草原之風，終于為南北朝召喚出巨大的強弩之王-床弩。這種弩戰國亦出現過，當時稱為‘連弩‘，應是取多張弩聯合一體之意，可惜後代一度失傳。此時的床弩用多頭牛力絞軸上弦，威力已大大強于戰國人力絞軸的連弩，發射以皮或鐵葉為羽的巨大標槍，主要用于攻守城時撞毀樓台、攻城器、城牆等，其宋代極者的最遠射程超過1.5公里，是古代世界射程最遠的冷兵器。 賦予床弩以機動性的是唐代，用牛牽拉的車弩不但大大提高了部署靈活性和生存機會，更錦上添花的將絞繩與車軸鉤連，行進就可上弦，大為提高了效率。車弩裝置1張拉力860公斤的巨弩，有7個發射槽，最遠射程超過1公里，中間槽所用的箭有1米多長。 弩在宋代得到大發展，偏重步兵的宋庭將其視作對抗北方騎兵民族的利器。弩手多用踏張弩，采用三組輪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發明，使宋軍的有效射程可至370米。床弩則從兩弩至四弩，從小型至巨型，種類繁多，兩床和三床弓弩還能在弦上綁一個裝有數十支普通箭的鐵兜子，使床弩擁有了殺傷人馬的功能。 也許是善于騎射的元朝過于武斷，竟乾淨利落的手起刀落，將弩留在了前朝，于是弩從宋代的極盛一跌而至元代的極衰，隨著火器的繼續發展，也就再沒機會翻身了。 第四章甲與盾 銅與皮的關系是這樣的，在厚度從薄到厚的轉變中，硬度優勢也從皮向銅過渡，加之銅在重量方面的劣勢，其在青銅鼎盛的同時，卻難以取代皮甲成為主流就不難理解了。至于胄，即頭盔最初為何要用銅，恐怕原因還在于頭部的性命悠關，以至並不顯著的防護提高，也顯得值得保留了。這點可從東周時反而多用皮胄看出。 春秋戰國之交，皮甲胄的發展達到鼎盛，影響深遠的劄甲成為非常成熟的甲式。劄甲由表面塗漆的皮片編綴而成，身甲甲片為大塊長方形，袖甲甲片較小，從下到上層層反壓，以便臂部活動。 到了秦代，劄甲的長方形甲片已經日趨細小，從而更貼身和靈活，同時編綴技術也出現了陰線和陽線的區分。陰線和陽線並非術語，只是就表面特征而言。陽線在東周劄甲的胸部以下和袖部已經使用，適用于臂、腰之類需要活動的部位，特征是甲片間有一段段較長的縱向繩段。陰線則是隨著劄甲胸背部制作的更為精細出現的，特征是甲片表面只露出幾個極短的繩段，甲片間上下左右完全固定，適用于胸、背之類不需活動的部位。 至此，甲片疊壓、陰線和陽線的規范就基本形成了，此後中國甲會沿著這條路發展下去。 進入煉鋼業蓬蓬勃勃的西漢，鐵甲胄逐漸取代了皮甲胄的往日地位，同時鐵甲分化為精致的魚鱗甲和普通劄甲。魚鱗甲是劄甲登峰造極的結果，整套甲所用甲片可超過2200片，甲片疊壓密似魚鱗，考慮到當時的煉鋼水平，毫無疑問只有顯赫之人才能穿用。實際上，西漢魚鱗甲即使與後世鐵甲比較，也堪稱精品了，因為在都懂煉鋼的前提下，鐵甲質量高低的決定力量只在于人工。魚鱗甲曆代從未普及過，或粗些或細些的劄甲一直是士卒抵禦冷兵器的標准甲。 魏晉南北朝是甲式發展的重要過渡，接踵出現的筒袖鎧、兩當鎧、明光鎧，在漢與隋唐仿佛毫不相干的甲式間補充了舒緩的樂章。戰亂的激勵令鐵甲質量有了近乎神奇的提高，傳說諸葛亮筒袖鎧竟能抵禦拉力近670公斤的強弩射擊，真不知何人能開動此弩，既無人能開又何必指標定這麼高。傳說可以商榷，但其中至少體現了當時對鐵甲質量的重視。 騎戰鼎盛的南北朝，箭與騎兵甲在彼此趕超，作為箭之人質的戰馬也不得不披上了沉重的具裝鎧，從而導致了中國重騎兵先于歐洲900年誕生。春秋戰國之交戰車馬裝備的皮甲胄也許可算最早的馬甲胄，但直到東漢末年馬甲胄的設計也尚未齊備，只有具裝鎧才稱得上完整的馬甲胄。如果說具裝鎧還有華而不實的內容，也許就是馬臀上高昂的寄生了，它似乎只適宜在出征或凱旋時顯示一下人馬的昂揚斗志。 隋唐最著名的甲是明光鎧，其身甲由4塊底板組成，胸背各2塊，每塊上有一面大圓護，從明光之名推測，圓護應由質量較高的鋼鐵制成，而底板大概是皮甲。盡管這種設計有圖省事的嫌疑，但隋唐明光鎧一改之前曆代偷工減料的陋習，將護臂和延長的護腿納入甲式基本要素，對後世卻有重要影響。 進入晚唐明光鎧衰落了，整體化的身甲被劄甲取代，經過五代的戰亂，到宋代再次形成了成熟的制式。宋代甲胄通常只分成胄、護臂和身甲三部分，身甲為山字形，融合了身甲和護腿，在肩背腰部綁緊。甲按材料分為鐵、皮、紙三等。 紙甲的發明源自唐末，宋明兩代成為軍隊的標准甲式之一，曾有一次定制3萬套的記載。其大概可算世界最早的凱夫拉裝甲了，而且從用厚皺褶紙制成推測，應還利用了結構力學以增強防護。從被用于南方的記載來看，紙甲似乎有一定的防潮濕能力。而其中的優良者在輕便之余還兼備‘勁矢不能洞‘的堅固，也就難怪會有地方官申請拿100套鐵甲交換50套優質紙甲的記載了。 曆史到十四世紀開始轉折，此時的歐洲可重達30公斤的大白盔甲逐漸興起，而在中國，明代在將鐵甲胄重量沖至28.5公斤的曆史新高後，正因火器的發展而向輕便過渡。甲胄向堅實邁進的方向早該過時，即便是大馬士革鋼制成的大白盔甲，也會被拉力40公斤以上弓弩射出的鋼箭在100米之外輕易洞穿。中國的甲胄發展由于人民戰爭而較之歐洲更為實事求是，對冷兵器的超常規防護，往往僅用多套幾件甲了事，而這種務實精神到了火器時代，將毅然令重甲退出曆史舞台。 明代是輕重甲地位交替的年代，清代則是輕甲發揚光大的年代。三國時由西域傳入可防遠箭的鎖子甲，始于明代沾濕可禦遠槍的綿甲，都成為此時的主力甲式。頭頂高纓尖胄、外套嵌滿鐵釘的寬大綿甲、內穿鐵環連綴之網甲的八旗鐵騎是清庭武功的象征。 甲胄的衰落是勢所必然，在槍炮威力大幅提升的排擠下，當連輕甲也變成累贅的時候，新式軍服看起來就不是那麼軟弱了。 盾的用途是將殺傷力加以消耗或偏導，以及作為助攻武器。由于重量問題，曆代盾牌都以藤、木或皮盾為主，由于木、皮盾表面需要塗漆以防潮腐，便連帶產生了精美的盾面圖案。 西漢以前盾的樣式都接近長方形，分為步用和車用，步盾長大利于防箭和維持陣列，車盾短窄利于車上使用。防護最大的威脅是刺，刺的力量足以在攻擊點上聚集起高達數百公斤的壓力，是刀劍劈砍無法企及的。因此時至戰國，用于近戰的雙弧形方盾就盛行起來，縱中線凸起的形狀，有利于分解刺的力量。 隨著騎兵的興起，西漢出現了橢圓形盾牌，騎兵可以單手舉著抵禦攻擊。這種樣式在經過魏晉南北朝的遺棄，又被宋代撿起後，就變成了綁在騎兵左小臂上用來防箭的圓形旁牌。與此同時，步盾經過漢魏的發展，東晉南北朝開始盛行一種很長的六邊形盾，這是雙弧形方盾的改進版，整個盾面縱向內彎，就像一片葉子。作戰時不僅可以手持，還能將底部尖角插在地上，用棍支起。而這種樣式在去掉底部尖角後，就成了宋代的步兵旁牌。 盾牌介紹到宋代，就缺乏了往下的趣味，剩下的發展無非是略微改變形狀，已經沒有了進步的意味。如果為了有個舒緩些的收筆一定要繼續，或許就只有火牌值得一提了。嚴格來說火牌稱不上盾的進步，而只是將火器配備于盾牌的嘗試，但換個角度考慮，那跟隨火牌徐徐推進的步兵小組，猛然間火器齊發，隨即一擁而上制服敵人，場面倒頗有些當代防暴警察的感覺。 第五章車與舟 戰車是夏代發明的。構成戰車的主要材料是木，因為木上塗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戰車大都呈現棕黑色。盡管曆代的制式略有相異，但結構都大體分為車廂、車輪、底盤和馬具四部分。 車廂是一個能容納1名禦者和2名戰斗員，呈三角形站立的作戰平台。由底盤支撐，深度0.8-1米，寬度1.3-1.6米，口開在廂後。除了戰國時有些在後半部安裝了銅甲片外，通常無裝甲。由于車廂樹立在高大的車輪之上，便賦予了車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頂多及腹、騎兵至多齊胸的對比，使其擁有凌駕于兩者的攻防優勢。 車輪大體分為轂、輻和輞。東周前輪徑1.3-1.4米，之後為加強轉彎時的橫向穩定性，縮小至1.24米左右。轂是車輪中心的圓木，包括兩側用以分擔壓力的轂飾，總長可達數十厘米，由是戰車又稱‘長轂‘。轂中心有用以穿軸的圓孔，西周時塗油，戰國時又加裝鐵圈，都為降低磨損。輻即輻條，連接轂和輞，能調動近半個車輪的同類對輞所受壓力予以支撐，較輕便又堅固，出于強化目的，車輪的輻條數從商代至戰國持續增加。輞就是輪圈，分為雙層，每層由兩個半圈經銅片箍合而成，軌寬在西周時縮窄至成熟。 底盤包括轅和軸。長杆狀的轅嵌在車廂與軸之間，垂直于軸，並在前部與馬具連接。軸是固定式的，這也許是圖省事，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雙輪的辦法增強轉彎性能，總之軸不連接車輪，而是穿過轂，並用銅銷對兩者位置關系加以卡定。穿轂部位在西周時塗油，戰國時又包裹鐵圈，都為降低磨損。軸兩端有青銅軸頭飾，既起到保護軸頭的作用，春秋後還演變為驅殺步兵的扁矛，但其無法像地中海戰車上的同族般旋轉絞殺，只能作為撞角。 馬具包括衡和軛。衡是垂直于轅的長杆，連接著轅和兩副軛，懸于中間兩匹馬的背部。軛負責固定中間兩匹馬，並傳遞其拉力。從馬具的作用判斷，所謂四馬戰車，似乎只是在兩馬戰車上附加兩匹馬而已，而這兩匹馬，僅是簡單的用繩索與相鄰內側馬頭頸相系、並將胸部的皮繩直接系到軸上，並不能充分發揮力量。 戰車的做工以西周為承前啟後，為後代樹立了參考榜樣。其時造車規范嚴格，僅車輪就要經過以規測輪圓、以矩、懸繩和水浮測輻槽間距、輻條正直和材質均勻、以黍米比較兩轂容量、以秤比較兩輪重量等一系列檢測，質量之高可見一斑。 說完戰車本身，再來看戰車賴以作戰的武力與動力，即人與馬。 提到人，戰車可算中國古代最具階級色彩的兵器了。在從夏到西周的漫長歲月中，高大雄偉的戰車是地位和財富的象征，只有貴族才有資格駕駛。這固然可以解釋為階級專政，但車戰所需的精湛技藝，唯有財大氣粗的貴族有機會到學校學習，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隨後的春秋，某些國人借著加入武士階層，終于得以專心訓練並登上了戰車，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隸，卻依然無緣。直到戰車臨近淘汰的戰國，伴隨宗族的徹底解體，門檻才獲得了短暫的開放。 關于戰車戰斗員的配備，流行的說法是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顯然過于理想主義了，似乎皆配備弓箭戈矛更為正確。車兵的訓練很嚴格，其中尤以駕駛戰車的禦藝和遠距殺敵的射藝倍受推崇。進入西周後，隨著戰車的精良和車戰規模的升級，戰術更趨複雜，從而促使要求更甚，產生了五馭五射的規范。 所謂五馭是對禦藝的五項檢驗。即無論車速快慢，車鈴要節奏分明；走在河邊彎曲小路，車不能落水；通過有國君標志的地方，要從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馬合作默契，車身轉彎流暢；田獵中能將鳥獸驅趕到車左面，供左側戰斗員射獵。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蘊含著配合、交鋒等駕車技巧。而因應戰術與禦藝的互相促進，此時發號施令的車長也不再由左側戰斗員出任，禦者集決策與控制于一身，使戰車便于應付戰場變化。 所謂五射則是對射藝的五項檢驗。包括拉弓滿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頭；雙臂舒展到與箭平行，穩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彎曲好似一口井；後手夾四支箭，依次連續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拋物線，從下巴底下直穿敵人咽喉。這些要求針對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馳顛簸戰車上的車兵。盡管不同記載對檢驗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僅從上面一種描述中，已足見當時箭術之高超。 雖然五禦五射已很嚴格，不過要求並未就此滿足。時至戰國，隨著戰爭的進一步升級和兵源的擴大，對車兵還有了明確的體質要求。凡榮登戰車者，必須年齡40以下、身高1.73米以上、且能追逐奔馬。 精銳的甲士得來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視。因此無論是起初貴族自費的行為，還是後來演變為國家配發的標准，甲士始終擁有全軍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閃的禦者，秦代時更連雙臂都包裹個嚴實。除盔甲外，戰斗員還配備一種先秦特有的、便于戰車上使用的小方盾。不過犧牲在所難免，為了保證甲士死傷戰車不致癱瘓，西周後有了傍車而行的預備甲士，西周時為每車7人。 該說馬了。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稱世界藝術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戰馬形象卻反映了中國戰馬的發展軌跡。與秦漢後在內外可歎中國雖為世界馬種發源地之一，本土及周邊馬種卻先天不足，縱有吃苦耐勞的品性，卻失之速力。試想如若盛產寶馬良駒，那麼憑著曆代堅持不懈的馬政，何愁不能擁有傲視天下的滾滾鐵蹄呢？ 先秦戰馬主要分為中原原產馬和西北秦馬兩支。前者雖然日後為極富耐力的蒙古馬淘汰，但從春秋衛文公時期，僅衛國就有體高1.38米以上的母馬3000匹的記載中，依然能略窺其當年風光。後者是曆代西北戰馬的重要血統之一，也是如今中國三大名馬之一-河曲馬的前身，在戰國晚期的強秦，其戰馬體高均在1.33米以上。這些記載中的戰馬，固然與動輒1.5米左右、速力兼備的地中海戰馬根本沒得比，但對只產小型馬的中國而言，卻堪稱先秦時代勞動與技術的結晶。 供戰馬披掛的甲胄出現于春秋，這是中國最早的馬甲，材料是表面塗漆的皮片，繪有精美繁冗的花紋。威武的花紋除了能振奮軍心，有時也是一種武器，據傳晉楚城濮之戰中，晉軍將虎皮蒙在馬背上，竟嚇壞了對方戰馬。可惜古人並不像今人那麼重視迷彩，這種戰例也便寥寥可數。 戰車給人的表面印象是速與力的強大結合、是奔馳的堡壘，不過一旦考慮到其雖經曆了夏商的獨立成軍、西周和春秋的車步混編、戰國的複歸往古等變遷，卻始終恪守著步兵領隊的角色，實際的機動性就大大值得懷疑了。 春秋是車戰的鼎盛時期，也是車步混編的高峰，西周時每輛戰車步兵15人的編制，在春秋中期以後，已經發展為6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戰車的前鋒和左右翼，有如此龐大的直屬步兵拖累，即便是更為靈活的騎兵，恐怕也無法指望有游擊疆場的自如了。兩軍在主將戰車的肅殺戰鼓中緩慢接近，當近至只有數百米的時候，前鋒一分，戰車全線殺出，步兵緊隨其後，輪碾聲、蹄踏聲、戰旗獵獵、戰鼓隆隆、馬嘶人喧霎時混為烈嵐，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車翻之後，兩股寬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攔啄、閃避將血肉與沙塵攪拌-以上描述大約應是當時的戰場寫照。 戰車主戰的局面，時至戰國有了變化。也許正為對抗戰車，戰國強弩機構雖較簡陋，凶猛卻不遜于曆代，據記載韓國強弩可至600步，估計有效射程不下260米。弩外弓內的箭陣成了對抗車陣的利器，在強弩威力的籠罩下，皮甲的防護頓顯寒酸，使戰車的性價比面臨嚴重威脅，加之許多不便戰車行駛的地域也成為了戰場，戰車的主戰地位開始沒落了。 不過戰車的衰落並非是急轉直下，戰車雖已失去主戰地位，但作為步兵沖鋒的強力鐵拳，作為騎兵隊的指揮中樞，依然具有實用價值。這個沒落的過程一直持續到西漢，直至漢匈戰爭促使騎兵異軍突起拋棄戰車的跟隨，而中原隨著內戰的終結也婉拒了戰車的協助，才黯然退出了縱橫馳騁2000年的曆史舞台。 戰車衰落的同時，戰船卻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發展了2000年，並且創造了遠為前者輝煌得多的曆史。 船最初只用來運送部隊和物資，專事戰斗的船只，則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隨著南方諸國建立水軍，才步入曆史。兵非雜不利，先秦戰船也有大中小的區別，雖然各國船型名目有所差異，但總體來說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揮、中者用于游擊、小者用于偵察。戰船中以‘大翼‘最巨，長可至24米，船體狹長適合快航，配有戰斗員41人，槳手50人。 漢代是中國船舶發展的關鍵時期，戰船在規模、分工和船舶技術方面都有長足發展。 當時的水軍稱為‘樓船士‘，西漢武帝時期，其規模已經發展到與車騎步並列的程度，有發動20余萬進攻南越的記載，戰船之多自不待言。 戰船分工也較先秦更細致，大至樓船，小至艇，多達8種，其中的蒙沖和斗艦因著名的赤壁之戰而膾炙人口。伴隨分工細化而來的是對每種功能的挖掘。以樓船為例，船樓已從其前身大翼的2層增為3層，進一步提高了攻擊力和偵察力。再以斗艦為例，特點是船殼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沖撞，且四面豎立著防禦矢石的擋板。 漢代船舶技術是中國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驕傲，西漢的櫓和釘，東漢的舵和中國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輝煌者。櫓變槳的前後劃水為左右撥水，能夠連續做有用功，推進效率大大優于槳，是現代螺旋推進器的前身。舵彌補了舵槳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紀傳入歐洲後，為誕生于驚濤駭浪中的大航海時代創造了條件。釘和中國式硬帆雖稱不上世界發明，但釘能使船舶更堅固，從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靈活、航行平穩、對帆布質量的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則使其成為世界最優秀帆種之一。 進入西晉，大型戰船得到了突出發展。據記載晉滅吳時使用了一種叫做‘連舫‘的多體戰船，長寬各達180米，承載2000余人，上設木城，四門皆可馳馬來往。如果這還只能算浮舟而非戰船，那麼時至隋代，隋將楊素滅陳時動用的‘五牙‘樓船，就是無可置疑的巨艦了。‘五牙‘樓船高達30米，有船樓5層，擁有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還備有6架長達1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當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長錘，靠下落能量砸擊靠近的敵船，是中國古代戰船上最大的武器。 經過魏晉南北朝亂世的積累，唐代造船技術已經相當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鐵釘釘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縫，結構十分堅固和嚴密。此外，唐代還發明了輪槳、水密隔艙和水羅盤。輪槳的樣子很像水車，安裝在船舷兩側，每對為1車，以軸相連，水手踩動軸上的踏板，軸轉帶動輪槳劃水，是螺旋槳出現前最高效的推進方式。水密隔艙技術，則利用彼此隔絕的船艙，使漏水的艙室不至輕易危及整條船的安全，這項技術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與船舶技術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戰船序列卻頗為保守，內河戰船種類比前代沒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現了一種叫做海鶻的戰船。這是中國第一種外海戰船，據傳船身前傾，兩側安有多對用于增強穩定的浮板，形態酷似俯沖的海鳥。從南宋秦世輔創制的海鶻戰艦，長31米，寬5.5米，有10櫓，僅能容水手42人，戰士108人的記載推斷，唐代海鶻應該只會更小。外海戰船的出現顯示了逐漸萌動的海防問題，而事實上，這個問題到了明代，還將格外嚴峻起來。 南宋戰船中最具個性的是各式各樣的異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殘酷的戰爭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張貴所制的無底船，船後部中間無底，加以偽裝，敵軍不知情下跳上，就會落水被殲。如馮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淺，戰船蓋可以迎敵，海船頭尾可以破浪。又如馬定遠的‘馬船‘，女牆輪槳都可以拆卸，既可運輸又可作戰。 除了異形船，南宋車船發展更是蓬勃，不僅官軍大量裝備車船，連起義軍也不例外，甚至體形亦不遜于官軍。如楊麼起義軍在洞庭湖水戰中使用的車船，采用樓船船型，長達110米，可容納千余人，上設高樓和拍竿，有輪槳22-24車，輪槳外側裝有裙板。 至于外海戰船，則按照長江南北海域劃分為兩類。長江以北多淤沙淺灘，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頭的沙船，長江以南使用吃水較深，利于破浪的尖頭尖底船。後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為最好。 此外，戰船的武器序列此時增添了宋軍的招牌武器-投石機。只可惜好景不長，明初時隨著戰船用沖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銃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無聊賴的它便被一並淘汰了。 外海戰船第一次大規模參戰是在元代，帝國在東征日本的行動中調集了900艘海船，其中1/3是中小型戰船。遺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場台風使東征變成了壯觀的海難事故。 明代初期是中國外海戰船發展的巔峰，但在氣度非凡的鄭和遠洋船隊最後一次巡視了帝國威名所至後，隨之而來的卻是外海艦隊物極必反般的一蹶不振。當然這個一蹶不振並非指戰船種類不再發展，而是指中國水軍從此將告別巨艦和遠洋，回到一個很低的起點，與落後的倭寇水軍糾纏不清，干等著歐洲炮艦迎頭趕上。 在倭患頻生的明代中後期，外海戰船的體形非但始終沒有超過南宋海鶻戰艦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戰略的怪圈。如當時的戚繼光艦隊，就由大福船、海滄船和蒼船組成，相對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負責沖擊，較小的海滄船負責殲敵，最小的蒼船負責追擊。這個怪圈既然阻撓了巨艦的發展，也就抑制了艦炮的發展，進而徹底打消了歐洲鐵甲帆船那樣的堅船利炮在中國出現的可能。 在這個沒落的時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戰船，也許就只剩下聯環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長12米，兩頭高高翹起，占全長1/3的前段裝載著炸藥，一旦撞上敵船，前段就借著碰撞與後段脫鉤，並牢牢釘在敵船上，後段士兵隨即點燃導火線，然後安全駛離。後者則通長11米，母舟等同于自殺炮台，後段腹內藏有子舟，當火炮轟開敵船時，母舟也會在猛烈的後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則可全身而退。如果說南宋異形戰船偏重詭詐，上述兩款異形戰船就唯有用犀利來評價了。 介紹到明末，剩下的曆史不說也罷，清代嚴守著明末戰船的水平，直到鴉片戰爭後才猛醒，繼而又在甲午戰爭中徹底絕望，只剩下無可挽回的悔恨與悲歎。 中國最終沒能成為海洋國家，盡管在從漢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隊的航跡曾經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灣的蔚藍海洋，長度遠遠超過繁榮的地中海貿易線，盡管其航海技術遠播海內，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文明推動力，盡管其曾擁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優良戰船，盡管……一切已成云煙，但每每遙想卻依然倍感自豪。 第六章攻與守 古代戰爭分為四類，即戰、禦、攻、守。戰指野戰進攻，禦指野戰防禦，攻與守，則專指城池爭奪中的攻城與守城。 最早的城防設施出現在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但正如村落稱不上城市，其設施也只是一兩道壕溝，略為反映了當時部落定居時間延長，所帶來的更高防禦要求罷了。 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龍山文化時期，定居下來的父系氏族們便開始修築城牆了。早期的城牆很簡陋，如河南安陽後屯遺址中牆寬僅2-4米的低矮夯土牆，內蒙古包頭東郊阿善遺址中殘牆較高處僅有1.7米的石牆等。因為太矮小了，這些城牆甚至連地基也不需要。不過千萬不要輕視它們，應付當時與其叫戰爭，不若稱為械斗的爭斗，這已經足夠了。 龍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時代，隨著部落的興盛，真正意義的城池開始出現了。作為其中代表的平涼台古城，形狀已經采用了正方形，說明城市布局有了統一的規劃，城牆總長740米，牆高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頂部寬達8-10米，可容納大部隊的調動和戰斗。此牆的修築采用了先進的板築法，即先夯築陡直內牆，兩側再以護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時，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長，使城牆較為陡直難攻。而隨著這類較高大城牆的出現，為避免因土質問題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項。 公元前21世紀末，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帝國-夏，建立了。但帝國的建立並未促進夏代城防設施的發展，平涼台古城的防禦水平終其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牆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達到10米左右的城牆，才在夏代以來面積急劇膨脹的城市四周聳立了起來。此時的城牆不但更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細致。護城坡經過鏟削平整後，會鋪上防雨水沖刷的碎石。內牆夯層間設有夯窩，使夯層嵌接，城牆更加牢固。 可惜的是，除了平穩的沿著高大細致發展外，從商到西周，城防技術並無新的內容。這或許是由于當時的防禦能力已經遠遠超出了進攻手段的發展吧？攻的軟弱自然無法激勵守的進步。直到春秋時期，隨著車輛制造技術的進步，攻城技術才終于進入大發展時期。 春秋發明的臨車、沖車、憤辒、修櫓和拋石機，第一次將守城方籠罩在重型裝備威脅之下。臨車上懸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達10米以上，能居高臨下射擊守城方。沖車將一捆大木裝在車架上，專門撞擊城門。憤辒頂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護城壕甚至城腳，進行填埋或挖掘作業。修櫓與憤辒相似，但職責在于掩護部隊接近城下。至于拋石車，更是一種由人力拉放，可將石塊拋向目標的先進武器，不過當時威力的不大，石塊重不過幾公斤，能飛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轟城嫌輕，倒是更適合拋射熏燒功能的煙火彈或阻滯功能的蒺藜。拋石車後世曾一度失傳，但再次複出竟掀起了一場攻守變革，這將在後面細說。 重型攻城器的湧現，帶來了戰術的大大豐富。原先單純的人海戰術，已轉變為憤辒特種作業、臨車和拋石機火力壓制、修櫓重甲掩護、沖車攻敵軟肋、單兵鉤索攀城的聯合作戰。等到戰國時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現，中國冷兵器時代的攻城戰術就算基本齊備了。 面臨攻城技術的突飛猛進，一向慵懶的城守技術此時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懸板夯築法，城牆已不再需要護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牆、角樓、懸門、甕城、單層城樓和吊橋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場了。女牆可以隱蔽守軍行動，遮擋臨車攻擊。角樓建在城角，用以抵禦可能遭受的兩面夾攻。懸門吊于城門洞中部，待敵軍破門後緊急落下，可將其一分為二各個擊破。甕城是主城城門外的半座小城，牆與主城等高，甕城城門偏設，使主城守軍也能射殺到攻門敵軍，而一旦敵軍破門進入甕城，更會陷入四面居高臨下的夾擊。城門之上建單層城樓，是城門爭奪日趨激烈的表現。橋身能被提離地面的吊橋則已被用于一些純軍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吳越水鄉，隨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現，供船舶往來的水門也誕生了。 春秋攻守技術的飛躍，還只是戰國鏖戰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國攻與守的曆史中，再沒有比戰國更輝煌的時期了。此間產生的完整攻守法則，令秦漢隋唐軍事家們的思索無出其右。 戰國城防層次分明，陣地從城外15公里便鋪展開來，由外向內劃分為荒蕪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圍內是荒蕪圈，實行堅壁清野，能撤進城的全部運走，如果必要，還會將帶不走的付之一炬，並向水井投毒。 離城5公里處，就進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邊緣，每隔一定間隔，在制高點上設3人偵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線。偵察哨之後，每隔1.5公里設一聯絡哨，保持偵察哨與城池間的聯絡。白天的聯絡信號是，發現敵軍舉一幟，接近警戒線舉兩幟，進入舉三幟，向城市而來舉四幟，接近城郊舉五幟。晚間則以火代幟。此外，各要道和關卡，還要設置3人一組的機動小隊，負責偵察和反間諜。這道三位一體的警戒圈，會在敵軍進至城郊，即將圍城時撤回。 城上遠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邊緣，在此范圍內的城外地物一律鏟平，以掃清射角和視線。 在距牆根10米外是護城壕。壕內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錯埋插長短不一的竹刺。城門外的護城壕上會架設轉關橋，這種橋只有一根梁，梁的兩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橫木，當敵人行至橋上時，拉動機關使橫木縮回，橋面便會翻轉，令敵墜入壕內。 在護城壕後，有時會附加一道木籬或夯土的矮牆，稱為‘馮垣‘，後面部署士兵，待敵軍進入護城壕范圍，配合城上守軍，以武器殺傷或柴草熏燒之。再向內，是寬2.5米的拒馬帶，主要用于阻礙敵軍云梯接近。在守軍出入的地段，拒馬會淺埋成易于移動的狀態，並在城頂加以標志。最後，在距牆2.5米以內，是5行高出地面0.5米的交錯尖木樁，兼有阻礙敵人攀城和刺死墜落之敵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牆，這是攻入城池的最後屏障。當時城牆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12米，增至不遜後世的15米以上。 牆頂寬度足有7-10米，守軍可在上面自如的機動和戰斗。延牆兩側有厚1米、高0.6-1.4米的女牆，其中外側女牆較高，開有外寬內窄的射擊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樓外，戰時還要延牆添置大量臨時樓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側城牆1米的觀察樓。每隔180米，建一座突出外側城牆3米、用以消滅城下死角和夾擊城下敵軍的木樓。同樣，每隔180米，還豎有一堵3米高尖木樁連成的橫牆，平時開小門供穿行，敵軍登城後封閉作為路障。最後每隔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內側女牆4.6米的木樓，以備攻擊入城之敵。 牆根厚達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會下沉。每隔約200米，由內向外挖掘，接近外側5-6寸時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門，留作突擊殺出之用。暗門內側還備有帶風箱的窯灶、柴草和障礙車，以備敵軍發現，從中殺入時，加以煙熏和堵塞通道。 城樓之下，城門洞內外側都設城門，門洞中部還有轆轤升降的懸門。三道門都設有活動射孔。為了防禦火攻，除了在城樓中預備水罐水盆及長柄麻袋外，還用間隔16厘米、突出2-3厘米、交錯排列的圓頭木樁在門外側釘上厚泥，這種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鐵皮包裹法淘汰。 與城外的步步設防相比，城內卻是一幅暢通景象。城樓兩側和城角的寬大登城道，連接著延牆鋪設的環城路。環城路與各要道相連，構成城內四通八達的網路。不過城內也並非長驅直入之地，必要時，環城路之後會修築一道稱為‘傅堞‘的夯土矮牆，牆前再挖一道深3.5米，寬3米的壕溝，內塞柴草。一旦敵軍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牆，並據牆與城牆友軍夾擊之于環城路上。 當時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規兵每1.84米1人，征集的百姓每2.3米1人。占征集百姓25%的成年男子擔任兵員，占50%的成年女子負責工程作業和運輸戰材，剩下的老弱擔任後勤雜務。武器配發則按照，每50-90米設拋石車一座，每20米存放修補城牆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設置鍋灶、水甕及沙土，每4米存放弩、戟、連梃、斧、椎各1，及一些石塊和蒺藜等的原則。人員或武器不足時舉旗為號，蒼鷹表示需要敢死隊支援，雙兔表示需要大隊人馬支援，狗表示需要補充遠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補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戰器材，白表示需要滾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標准裝備外，當時還出現了一些新式裝備。如懸脾、累答和火擂木。懸脾中藏有士兵，順著城牆吊放，從側面刺殺爬城敵軍。累答就是粗麻繩編成的軟幕，塗泥漿的懸掛在牆前充當廉價的盾牌，不塗泥漿的可以點燃後覆蓋城下敵軍。火擂木是在兩輪中間捆紮一束柴草，點燃後順城坡滾下砸燒敵軍。而隨著弩用于軍事，城頭也出現了其後很長一段時期絕跡了的床弩，及永遠絕跡了的轉射機。前者在當時需10人操縱，有2副絞盤供上弦，1副供順繩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發射2.3米長的巨箭，也可一次裝填60支普通箭，相對南北朝之後的同類，這樣的床弩還是略顯弱些。後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雖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擊，功能類似地中海敘拉古的弓式弩炮，從由2人操縱判斷，似乎也是絞盤上弦，可惜後來徹底失傳了。 針對如此森嚴的防禦，攻方除又發明了帶有輪子的壕橋，用以縮短打通護城壕的時間外，更總結出強攻、壓制、地道和水淹四類戰術，予以對抗。 強攻是或用沖撞、焚燒等辦法破壞城門，或遣單兵蜂擁而上攻占城牆、抑或借夜幕派單兵接近城池，而後對城牆展開強攻。此戰術中前兩種情況最怕守方拼死抵擋，連射帶刺、連砸帶嗆、連燒帶澆，一通猛打下來，必然損失慘重。後一種情況最怕守軍點燃火炬伸出牆外，用眩目火光封閉城頭情況，使攻城者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 壓制是利用臨車或土台對城牆進行居高臨下的火力壓制，適于騷擾守軍或掩護強攻。此戰術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牆上增建8米高的木城，使總高度超過25米，不但臨車達不到，就是堆積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見影，到時候木城外側懸掛累答，城上設置床弩和拋石車，制高點必穩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牆的地洞，並用木樁支撐，然後或發動突襲攻入城內，或燒毀木樁使城牆塌陷。此戰術也有所懼，一方面頭頂的護城河會增加挖掘難度，另一方面一旦守軍觀察到城外的異常，就會在城牆內側的相關地段每10米埋設一口大甕監聽地下，而後派出作業組向城外挖掘，每掘進2米，下降0.7米，直挖至牆外，隨後橫向掘進至地道側面，設置風箱和隔板後，突然撞開相隔土層灌入濃煙，並通過隔板的活動小孔壓制反抗，則計劃必敗。 水淹適用于臨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潰。此戰法要嚴防守軍突襲堤壩，並且注意駐紮地點，否則搞不好自家反會陷入汪洋，晉陽之戰中的趙襄子軍，就是通過反灌智伯軍轉敗為勝的。 可見，盡管攻城技術在進步，但在守城技術的對抗下，攻還是遠遠難于守的。不過這種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將長期積累的人力化為城牆保存著，攻方是一次出動所有人力，兩者戰場上的不平等，實際正體現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戰國時期，攻防雙方的兵力可以懸殊到這樣的程度，假如攻方以10萬之眾圍攻，按《墨子》中的論證，守方只需將4000余人，按每2米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過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敵銳氣。 豐富的攻守技術雖助秦統一六國，但到了堪稱帝國盛世的漢代，其發展卻幾乎陷入了停滯，直到進入魏晉，才再次啟動。 首先登場的是馬面。陡直的城牆雖不利敵軍攀爬，但同時也會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圍，盡管戰國時就用突出外側城牆的木樓和豎立尖木樁帶加以彌補，不過針對此問題的永久性牆台還是出現了。馬面突出城牆外側，與城牆合為一體，上設供士兵休息的戰棚，戰棚四周有木樁圍護。與各種城防新技術一樣，馬面用于戰事較多的邊防應該更早些，但被帝國腹地首次采用，則是在曹魏洛陽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場的是南北朝時的夏統萬城。所以將統萬城作為技術介紹，是因其除了有又長又多的馬面外，還有多種先進之處，以至後世‘深可為法‘也。統萬城牆身由‘三合土‘夯築而成，這種組成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為建築良材，蒼白色的牆體經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這般嚴酷的工程驗收，以至‘緊密如石，鑿之則火出‘。角樓被強化為巨型建築，結構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層，外面蒙以生牛皮，當時的皇帝赫連勃勃曾頌贊其‘高隅隱日，崇墉際云‘。馬面內建倉庫，既利于迅速補充軍需，也開創了明代在城牆內側修築藏兵洞的先河。 最後登場的則是唐代的多項新發展。 工事方面的發展大多是基于戰國已有技術的加強，像傅堞演變而來的重城，即城中之城，馮垣演變而來的碉堡式工事-羊馬城，以及為對抗床弩攻擊而在城門、城角、直至整堵牆表面砌磚的磚城等，只有弩台是個例外。弩台為方形，根部邊長14米，高15米，頂部邊長7米，四周圍有夯土牆。台底開門，守軍可通過天井的繩梯爬上台頂。台頂架有氈帳，內藏5名弩手及各種軍需。將弩台在距城牆150米之外，間隔150米設置一圈，就形成了城牆與弩台、弩台與鄰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網。 裝備方面也有不少發展。戰國時的累答，已經改為荊條編制或用布縫制，火擂木則改為韋草灌油蠟制成，形狀如同燕尾，稱為‘燕尾炬‘，拋石機也增加了轉向功能。此外，還有新出現的鐵鴟角、叉竿和鉤竿。‘鴟‘是鷂子之意，鐵鴟角自然就是鐵鷹爪了，專門從城上拋下鉤砸敵軍。叉竿的效果相當殘忍，順云梯向下推，用橫刃切斷敵人手足。鉤竿可以鉤住云梯向外推，使敵軍上下不能，眼睜睜被一一干掉。 如果說春秋攻城技術的發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貧乏，戰國攻城技術的發展，是基于攻城謀略的貧乏，那麼到了魏晉隋唐，在城防日趨森嚴的情況下，攻城技術自然就要向強化威力的方向發展。時至唐代，床弩和拋石車不但從失落的曆史中重獲新生，其威力亦不可與往日並論，唐初李世民圍攻洛陽時，動用的床弩由8張弩連成，所用之箭粗如車條，箭鏃大如巨斧，拋石車所用的石塊，已重達30公斤。 再次提到拋石車，就需要細說一下了。這是一種利用杠杆原理拋射石彈的大型人力遠射兵器，春秋時期已開始使用，隋唐以後成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但宋代較隋唐更有進一步的發展，不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戰，不僅拋射石彈，而且拋射燃燒或爆炸彈。 宋代拋石車按組成杠杆的杆數劃分輕重級別，幾杆就稱為幾‘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150到250人拉繩，拋射4、50公斤的石彈，多用于守城。中型拋石車有的裝有四輪，可供野戰使用。而最輕型的只需2人拉放，石彈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彈代替，雖然簡陋，但擊中人也會致殘，擊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陽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動投射的襄陽炮了。這種拋石車在杠杆後端掛有一塊巨大的鐵塊或石塊，平時用鐵鉤鉤住杠杆，放時只要把鐵鉤扯開，重物下墜，就能拋出石彈。由于人力需求較少，此炮比舊式前輩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遠，攻襄陽時，曾拋射近90公斤的石彈，將地面砸出2米多深的彈坑。 雖然相比歐洲中世紀巨型投石車動輒數百公斤的石彈，拋石車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線很大的彈道卻使兩者的戰術功能很相似。 一場由拋石車導致的攻守變革終于在北宋末年爆發了。這場變革的發生應該感謝地處帝國之北的金國，正是這個塞外藩邦，憑借草原民族的驃悍氣魄，極大的促進了拋石車的應用，使萬炮齊鳴于中原大地。 據記載，金軍在滅亡北宋的汴京之戰中，一夜之間架設拋石車5000余座，以汴京長達50里的外牆，每里還要分得100座。金軍為了搜集足夠的石彈，將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時，先將護城河填平，而後萬炮齊發，再輔以大量強弩，一舉擊潰守城部隊的部署，進而出動與城牆等高、可容納80人的巨型攻城車-對樓展開登城戰。量變到質變，大量拋石車的運用促發了全新戰術的誕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擊令戒備森嚴的城防完全無法招架。 針對這種新戰術，提出系統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陳規的傑出文官。此人極富謀略，發明過竹竿火槍，更指揮過大量保衛戰，也親身體會到拋石車集群轟擊對攻防雙方的巨大影響。尤其是金軍對德安發動的9次進攻，每次都動用了拋石車，最後一次竟連續轟擊14晝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慘烈場面。然而其憑借著過人的謀略，屢屢在各城挫敗為數眾多的金軍，奠定了其作為那個時代城防第一人的曆史地位。其所撰寫的《守城錄》，至今仍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兵書之一。 陳規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設計與防禦戰術兩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應具備如下改進。 護城壕之後，距城牆6-9米外，是一道高4米，根厚3米的羊馬牆，牆上設有三個一組的‘品‘字形射擊孔。羊馬牆後有一道壕溝。之後又是一道牆。形成兩壕三牆的障礙帶。 城牆寬頂縮窄至5-6米，以降低被石彈擊中的機會。用較能承受石彈轟擊的平頭牆取代有齒垛的女牆，牆上交錯開設兩排孔口，供射擊和刺殺之用。在馬面上修築平頭牆，以取代經不起石彈攻擊的戰棚。城角由從前較易被石彈轟塌的直角城角，改為半圓形，並且廢除容易成為轟擊目標的角樓。 禦敵性能較弱的單層城樓被雙層城樓取代，下層近戰，上層射箭。性價比較低的甕城也被廢除，改為在城門外15米和城門內6米各築一道根厚5米的10米高牆，牆寬以遮住城門兩頭6-9米使城外無法偵察城門情況為宜。敵軍攻門時以外牆與城門之間木寨據守，並從城頭攻擊其側，敵軍破門入城後，則在內牆與城門間的夾道展開兩面夾擊，同時從城頭攻擊其側。 而防禦戰術方面，其除了倡導守中有攻的防禦和靈活周密的部署外，更提出了以炮對炮的理論。 所謂以炮對炮，就是以射程500米的拋石車打擊敵軍指揮點和拋石車陣地，以射程400米的拋石車，打擊敵軍工程作業部隊陣地，最後以射程300米的拋石車打擊敵軍的前線攻城器陣地。同時，為了防止遭到反擊，以及減輕運送石彈的困難，拋石車不設置在城頭，而是隱藏在城牆內側，由城頭上的指揮員指揮射擊。 遺憾的是，陳規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實施，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軍入侵時，拋石車集群轟擊仍舊屢試不爽。如攻打京師的龍德宮城時，元軍僅攻打一個城角就設置13梢拋石車100余座，晝夜連發，幾天之內就堆起城牆高度。本朝況且如此，至于後代，就更置若罔聞了。 經過短暫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談到明清了。這兩個朝代實在很不提氣，一個是武備弛廢，另一個連歐洲送上門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顧，腦子徹底壞掉了。至于為什麼會壞掉，就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了。 不過相比之下，明代還稍微強一點兒。首先火槍和火炮都是那個時代發展起來的，雖然自己並沒好好利用，但客觀上無疑是對攻守技術的極大貢獻。另外，還發明了甕城箭樓、多重甕城和藏兵洞。箭樓又叫‘萬人敵‘，代表之一就是前門樓子，一層層射擊孔密密麻麻，確實雄偉。多重甕城是種想把攻方煩死的設計，一個門接一個門，要想攻到底，還真不如跳牆呢！藏兵洞設在城牆內側，用磚石加固，既提供了預備兵力的就近安置，又能作為掩蔽和休息的場所。 而清代，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歸這里談，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軍的爆破戰術了。必須承認太平軍攻城很有一套，專門找了數千礦工挖地道，等到接近城牆時，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裝著的火藥安好，拖出一條2、3公里長的引信，遠遠引爆。霎時間悶聲巨響，城牆坍塌，太平軍便趁亂殺進城中。為了掩人耳目，太平軍起初把入口選擇在城外的空房子里，後來清軍學精了，他們又改在隱蔽地形後面挖，而且還擂鼓掩蓋地下的挖掘聲。以至清軍唯有無可奈何的稱其為‘至為險毒‘，又評價太平軍‘掀翻巨城，如揭紙片‘。 後記 與中國古人相比，歐洲古人似乎更愛走極端，比如希臘的重裝步兵、亞曆山大的長矛方陣、羅馬的龜甲陣、中古騎士的沖鋒等。這也許與歐洲一直沒有打破社會成員的嚴格等級，進入人民戰爭階段有關。所以歐洲戰爭在火藥時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國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遠多于實事求是，戰死沙場也成了一種特權和榮譽，武士道泛濫。 這種戰爭雖然充滿理想和浪漫，顯得格外高尚和美麗，卻如同溫室里的花朵勁不起自然檢驗，在異民族的打擊下往往頓顯其迂腐本質。亞曆山大如果能來到中國，一定會發覺他引以為傲的誘敵和中央突破戰術，早在他誕生前就隨著《孫臏兵法》為人廣知，而他武王伐紂水平的單調又龐大緩慢的長矛方陣，也會在中國車、騎、步兵的機動夾擊下被撕裂並屠殺，就如同旨高氣昂的中古騎士，卻被簡陋的蒙古輕騎像傻瓜一樣捉弄。也許只有羅馬的戰術思想可與中國有一比，因為兩者都是在殘酷的對外作戰中積累起來的，是實用主義的。 正因為歐洲戰術思想的嚴重落後，他們在進入人民戰爭時代後，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國的兵家智慧！ 當亞曆山大接管波斯價值400億美元黃金的時候，也許僅僅意識到征服者的光耀，而絲毫未考慮如何使這戰利品真正屬于他的帝國。亞曆山大是夢想家，揮舞寶劍追隨阿基里斯品質的偉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擴張中度過，用他的個人魅力耗盡希臘的進取精神，卻完全無暇顧及鞏固帝國的基礎。亞曆山大似野火，一路燒去，湮沒入曆史長河。 再看看歐洲的啟蒙者-古希臘的所謂文明吧，一面高談闊論哲學科學，一面又連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們眼中，敵國不過是黃金和土地，敵人不過是尸體和奴隸。斯巴達雖屬彈丸之地，可對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猶有過之。 這就是古希臘的所謂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會停轉，文藝複興只是借殼上市，如同中國兩千年來言必孔孟，卻各持己見一樣。古希臘自己卻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殺戮數百年，最終淪為羅馬能說會道的奴隸。 然而羅馬又何嘗不是如此？中世紀又何嘗不是如此？大航海時代又何嘗……歐洲征服者們的眼中無一例外盛滿了黃金和土地、尸體和奴隸。 與歐洲征服者們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國兵家更多了許多冷靜，他們在沉思戰爭的是與非，那種對政治的關注、對人心的追求，對將帥的苛責，對士卒的懷柔，真正使戰爭具備救世與治世的意義。 戰爭不應僅僅為了掠奪，戰爭應該具有更進步的意義，唯有中國兵家有能力化害為利。中國曆史就是分合的曆史，每一次統一都使民族越發偉大，秦統一六國孕育了強漢，隋統一南北孕育了盛唐，漢化的忽必烈之元孕育了幅員遼闊的明清，這才是中國兵家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