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29日，中國北京。
薩拉熱窩的槍聲，轉瞬間傳遍了整個世界，拔動了本就已經繃得緊緊的歐洲各國的神經，已經加滿了油的戰爭機器，這一回加足了馬力，就等著戰爭爆發那一刻的到來。
在媒體日漸發達的中國，老百姓們早就從報紙及廣播處得知了歐洲發生的事情，他們與兩大戰爭集團的人民一樣，眼睛直盯著今天在北京舉行的中國議會全體議員會議，想知道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中國，對發生在薩拉熱窩那里的事情，有什麼反應。世界各國派駐中國的記者，以及呆中國的政要們，也憋住了呼吸，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十幾年前的大清政府了，他們做出的任何決定，都將對整個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特別是現在兩大集團劍拔弩張，做好了生死一搏的關鍵時候。
可是，令人吃驚的是，于早上十點鍾舉行的議會會議，對發生在歐洲的事情只字不提。果然不出林傑所料，在兩個小時的發言之後，中午十二點整，會議全票通過了總統林傑提出的議案，既授予總統在任何時間，以任何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權力，所謂的任何手段，當然也包括發動對日本的全面戰爭。這樣的結果，其實早在林傑的預料之中，共和黨做為中國的第一大黨，占有議會七成左右的席位，而另外三成，則掌握在一直要求政府發動對日戰爭的愛國黨手中，全票通過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下午一點，李清成出席並主持了會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當他走進招待會會場時，在那里的幾百名來自世界各大國的記者已經等了幾個小時。
比起文質彬彬、出言謹慎的中國記者，久經考驗的西方國家的記者在這種場合，顯然更加游刃有余。一個美國記者率先站起來提問：“請問外長先生，中國對發生在薩拉熱窩的事情有什麼看法？”
李清成聳了聳肩：“哦，我們中國人對發生在薩拉熱窩的刺殺案沒有任何的看法，那是歐洲人的事情，我們中國人管不了，也不想管。”
一個法國記者站了起來，大聲問道：“外長先生，塞爾維亞人為了民族的尊嚴，刺殺了奧匈帝國的大公，由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等國家組成的邪惡的國盟國，正叫囂著要對塞爾維亞人進行打擊，我想，做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中國對此事一定有著自己的處理方案，希望外長先生能夠透露一點，中國是准備站在同盟國一邊，還是站在協約國一邊？”
李清成撇了撇嘴，冷笑著看著那個法國記者，中氣十足地說道：“我不明白這位所謂的正義的法國記者口中的邪惡是指什麼，我們中國人認為，是否邪惡，不應該由一兩個所謂的世界強國說了算，那怕他是世界第一軍事大國，或者你們法國人自認為的世界第一陸軍大國，也沒有這樣的資格。幾十年前，當自認為正義的英國和法國，以毒品販子的名義，兩次入侵中國時，在中國人的眼里，他們就是世界上最最邪惡的國家。十幾年前，當八國聯軍打著分裂中國的如意算盤入侵中國時，他們在我們中國人的眼里，就是世界上最最邪惡的國家。後來，德國人進行了道歉，並且做了賠償，歸還了文物，他們的邪惡色彩，多少減淡了一些；再後來，奧匈帝國也這樣做了，美利堅合眾國也做了道歉，可是就是不進行賠償。這三個國家的邪惡帽子上，仍然沾著中國人的鮮血，但是他們最起碼懂得，他們是錯了。可是，你們英國和法國，你們自認為世界上最最正義的英國和法國，你們做了些什麼？你們進行了道歉嗎？你們進行了賠償嗎？沒有，一樣都沒有，那麼，你們有資格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大談什麼正義和邪惡嗎？你們本身，就是邪惡的代表，卻敢妄加指責別個國家是否邪惡，你們自己，不覺得可笑嗎？這位來自法國的記者先生，你應該知道，你們的國家，你們的政府，你們的人民，不但沒有對所犯下的罪行進行反思，而且還在四處炫耀你們的所謂的豐功偉績，這一段時間來，在你們的首都，一直在舉辦一個展覽，展出你們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搶去的文物，而我知道，在英國的首都，也進行過多次這樣的展出，我們中國人，會一直記著這些事情的。現在，請你別在這里大擺你們的所謂正義與邪惡的理論了，在中國人面前，你們沒有資格。”
看著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法國記者，看著鴉雀無聲的整個會場，李清成的心里，不由得泛起了一種快感，一種作為一個大國的外交官的自豪感。他心里清楚，十幾年前，要是大清的外交官敢當著世界各國記者的面說出這番話，就意味著戰爭，意味著我們中國將再一次受到邪惡勢力的沉重打擊，而現在不同了，他李清成說出這番話後，他相信得很，今晚上睡不著覺的，不會是我們中國人，而是英國人和法國人。
下面的英法等協約國的記者驚呆了，這是中華共和國自建國以來，所發出的最強的外交聲音。建國後，雖然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發展速度，只能用飛速來形容，可是他們在外交上卻一直無所作為，甚至于有些示弱，就連天然良港香港被英國占領這事，中國人也沒有做出任何的反應，使得西方國家都有點兒放松對中國的警戒了，他們認為，這個新興的大國跟他們的大清政府一樣，都是懦弱的政府，只是沒有想到，巨龍終于開始怒吼了，而且，怒吼的時機，選擇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