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我們知道什麼是時間的話，那麼，我相信，我們就會知道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是由時間做成的。造成我們的物質就是時間。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第一次聽到《當你老了》這首歌，是在2014年初秋，烏魯木齊。
新疆之行的最後一夜，晚上有紀律不能隨意出門，我還是鼓動須蘭與甫躍輝出去走走。離開八樓昆侖賓館，三個人走在烏魯木齊街頭，北京時間已近子夜，晚風微涼。街邊樹著拒馬，須蘭擔心安全問題。但我不怕。穿過一條地下通道，聽到吉他與歌聲，在罐頭似的甬道共鳴。彈吉他的流浪歌手，是個健壯的漢族小伙子。我問他能不能彈唱一首歌。他說，那就唱首《當你老了》——我從沒聽說過這首歌。
當他唱到“當你老了，頭發白了，睡意昏沉。當你老了，走不動了，爐火旁群暖，回憶青春”，我脫口而出葉芝的名字。
烏魯木齊午夜的地下通道，流浪歌手年輕的聲音，緩緩切碎回憶里的時間，像黑洞里泄露的陽光，照出成千上萬飛舞的塵埃纖維，灑在十多年前我的臉上，還有她。
那一年，我在上海市盧灣區的思南路郵局上班。
我沒讀過正規的大學，曾被認為是件頗為遺憾、偶爾也覺得自卑的事。我學的是電報專業，一度能背出兩千個中文電碼，但沒來得及發過一份電報，這個行業就被淘汰了。我被迫改行到郵政窗口，接收EMS快件和包裹，收銀和填單。後來說起中石油中移動之類央企，才發現我也曾是央企員工，而且是壟斷央企，當時卻沒人這麼想。郵局三百六十五天開門，周末門可羅雀，我會在櫃台底下，偷偷看本小說，或者發呆。
一個冬天的周末，我遇見了她。看起來六十多歲，頭發花白，燙成中年女人的波浪卷。臉上皺紋不多，白得像正在融化的雪。啤酒瓶底般的鏡片下，有雙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眼睛。她穿著件高領黑色大衣，裹著深紫色的羊毛圍巾，化著淡淡妝容，這就與眾不同了。她盯著我看了許久，我有些害怕地站起來，問她有什麼需要。她說她想要投訴，為什麼賣明信片的窗口沒人？她的聲音不像這把年紀。人民郵電不該讓人民浪費時間等待！她的態度很嚴厲。雖然，人民郵電早就改稱中國郵政了，我不敢糾正她的說法，自作主張跑到別人櫃台，拿了張明信片賣給她。
她在我的窗口前寫明信片，居然是外語，又絕非英文。最後，地址下面寫——
Moscow Russia
我能看懂這是莫斯科。老太太把明信片投進門外的郵筒。
以後每個周末，她都會來到我的窗口前。我說我不是賣明信片的，但她指定要從我的手里買。我建議她一次多買幾張，需要時投進郵筒就行了，但她不聽。她的收件人地址，永遠都是莫斯科，落款只寫俄語。同事們說，這老太太是出了名的“刁民”，平常總因為小事情要投訴。每個人看到她都很頭疼，恨不得裝作上廁所逃走。我感覺自己是要倒黴了，怎麼總是來找我呢？
春日黃昏，她又來了，把去莫斯科的明信片投入郵筒，坐在台階上不動了。老太太面色不好，一個人捂著心口站不起來。周末的淮海路，夜生活剛開始，她的面前人來人往，卻沒有一個敢靠近，大概是老太太訛人的事太多了。
只有我蹲下來問她怎麼了。
她的手哆嗦著，指了指上衣口袋。我從里面掏出一瓶硝酸甘油片，知道這是心髒病的藥，倒出一片塞到她嘴里。我祈禱老太太不要死在我懷里。
幾分鍾，她的魂魄像是回來了，說了聲謝謝。我剛好下班，問要不要送她回家。老太太將我推開，沒走幾步就搖搖晃晃，又被我攙扶住了。
那天黃昏，星光早早掛上樹梢，老太太挽著我的手，走過初春萌芽的梧桐樹蔭。她家在思南路，有許多深宅大院，不少名人故居。面對曾經或此刻住在這里的人們，我時常有些自卑。
拐角花園里有棟三層洋樓，門口堆滿雜物，底樓的廚房間，飄著炒菜的油煙味。老太太抱怨道，烏煙瘴氣！踏上幽暗的樓道，二層住著許多戶人家。直到頂樓，她掏出鑰匙讓我開門。
進門有個寬敞的客廳，窗下是花園和樹蔭。三面牆上都是書櫃，從地板排到天花板，各種厚厚的書脊對准我，好像無數細長的磚縫。房間彌漫溫暖的腐爛味，好像小時候外婆家的棉被，長久沒有曬過太陽，撲面而來，難以逃脫。我把老太太放進大沙發。你家里人呢？
沒有。
一個人住這套房子，就有些奢侈了啊。目測客廳有三十多平方米，里面還有臥室和衛生間。
要不要我關照一聲樓下的鄰居，讓他們上來照應？我想這種老房子，街坊鄰居的關系都很融洽的。
不要啊，住在這里的人，都是些自以為是的戇卵，他們不知道速溶咖啡簡直是馬尿。她說話直接而刻薄，像在郵局里不停地投訴這個投訴那個。
我要告辭時，老太太指著身後的書架說，你隨便挑一本書帶走，算作我答謝你的禮物。快，我看你會挑哪一本。
那一年，我還沒有在網上看書。常站在書店里半天，在書架前看完整本書，只有最最厚的那種，才會掏錢買回家，小心地翻看好幾遍。
這面書架上都是外國文學，八十年代沒版權的老書，我的手指頭哆嗦如偷書賊，拿了本卡夫卡的《訴訟》。
春夜，我像出籠的小鳥，逃出神秘老太太的屋子，開始第一次閱讀卡夫卡。
又是個周日，快要下班，我坐在郵局的窗口後面。老太太出現，照舊買了張明信片。我感謝她上次送我的書，她問我看懂了嗎。我是整個通宵看完的——約瑟夫·K，看完有些害怕。
這麼說來，你對自己的生活很不滿意？
沒有啊。
你在說謊。老太太拉下一張臉，別轉屁股往外走，快要走出郵局門口時，我喊了一聲，你說的沒錯。
她回頭，微微一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她向我歪歪脖子，意思是讓我跟著她走。我問她心髒沒事了吧。
信不信我能打死一頭牛？聽老太太這樣說話，我憋著沒笑出來。去我那里坐坐？她問。
但我搖頭。
上次你到我家，我看得出你的眼神啊，很喜歡那幾排書架，沒說錯吧？
嗯……無法反駁。我第二次送她走過思南路，回到頂樓的房間。
她讓我在書架上隨意挑選，但每次只准帶走一本。她的藏書有些聞所未聞，我一本本拿出來，翻開幾頁又塞回去，直到《老人與海》——因為在老人的房間里吧。等我回頭，桌上擺了幾盤冷菜，還有一鍋熱騰騰的蛋炒飯。要請我吃晚飯嗎？我往外走，又說還不餓呢。
你這孩子又說謊了！老太太的聲音異常嚴厲，都聽到你肚子里的叫聲了！
好吧，肚腸是最誠實的，都怪我午飯在單位旁邊的阿娘面館吃得太少了。當我坐在餐桌前，她讓我給家里打電話。你不回家吃飯的話，媽媽要擔心的吧。
想想也是，我用老太太的電話打回家里，說是單位同事臨時請客吃飯。打完電話，我知道她又要說我了，搶先說聲對不起，我沒有說實話。
好吧，可以原諒你，並且記得，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包括你最好的同事，也包括你的媽媽，別說你來過這里。
那麼神秘？
別問為什麼！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假如一輩子都不知道也沒關系，世界上總有許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嗯，吃的味道如何？
我總是呆呆地說，蠻好，蠻好。
狗屁！難吃得要命！我自己做的炒飯能不清楚嗎？做飯是我的弱項。好吃就是好吃，當你感覺味同嚼蠟，就說出來，哪怕摔碗也沒關系。這是我半年來第一次下廚做飯，上次我把整個灶台都燒焦了。
告別之前，我問了最後一個問題：我還不知道怎麼稱呼你？不能叫她阿婆或老奶奶，如果叫阿姨又太違心，我天生臉皮薄，肉麻的話說不出口。
老太太看著我的眼睛，聲音仿佛年輕了三十歲——叫我卡佳！
卡佳？
回到思南路上，我仰望梧桐樹叢中她的窗戶。有一盞昏黃的燈光，但看不出任何人影。月光懸掛在屋頂，讓我想起書上看來的恐怖傳說，會不會是吸血鬼老太婆呢？但我不在乎。
周末，我經常跑來陪伴這個名叫“卡佳”的老婦人。她的脾氣古怪，有各種各樣的禁忌。她最討厭撒謊，逼得我每次把心里話直截了當說出。從未見她有親戚朋友，也不與鄰居來往，門口撞見都不打招呼。我相信，除了我沒人敲過她的門。她說現在的人都沒禮貌，根本不值得相交。我也不敢問她，到底有沒有家人。好像那是個雷區，一張嘴就會引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年齡。我偷看過她的信箱，但沒訂閱報紙，也無任何來信
——這意味著她寄往莫斯科的明信片，都是有去無回。
卡佳（以後的余生里我習慣叫她這個名字）問過我許多問題，比如爸爸的職業。我不加掩飾地說我爸是電工。她說她很喜歡這個職業！我想她是在獎勵我的誠實吧？但後來，我才明白其中緣由。
輪到我問她了。卡佳，你以前是干什麼的？
她不響。
作家？老師？教授？
她無聲地搖頭，否決所有可能，最後說，我干了一輩子公交車售票員。
開玩笑？
她從抽屜里拿出一塊買票的夾板，一股公交車上擁擠的汗臭味，從各個角落湧入鼻孔。
卡佳常問我讀過什麼小說——金庸的幾乎全部，還有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我沒讀完，但水滸讀過至少一百遍。世界名著嘛，從前家里有本《悲慘世界》，滑鐵盧戰役的那段，我讀過十多遍。但我最喜歡的，是司湯達的《紅與黑》，最後于連上了斷頭台，瑪蒂爾德小姐抱著愛人的頭顱去埋葬，成為我整個青少年時期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于連，但又不像他那麼聰明和世故，更沒有他的好運氣，可以遇到雷納爾夫人和瑪蒂爾德小姐這樣可愛的女子。這些本該永遠深藏在內心的話，我全倒出來告訴卡佳了。
她沒有任何評價，只是向我敞開她的書架。不到一年時光，我讀了馬爾克斯、卡爾維諾、博爾赫斯，還有葉芝的詩……她也會推薦一些給我看，比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為什麼都是俄羅斯的？
看過《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嗎？
很久以前在電視上看過。
你能幫我把這部電影弄來嗎？我還想再看一遍。
卡佳的要求與眾不同，但我總有辦法為她實現願望。那年秋天，我費了幾番周折，在大自鳴鍾盜版碟市場，買到了這張譯制片經典。老太太家里沒有VCD，她給了我兩千塊錢，我給她買了台超強糾錯的國產VCD。
思南路的梧桐樹葉金黃，窗外枝丫蕭瑟。我為她拉上窗簾，像黑暗的電影院播放《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從前看這片子，覺得蘇聯完全是發達國家，不比美國差，比日本先進多了，至少房子寬敞，還有私家車。那是個文明的世界，到處是博士和院士，開口閉口您啊您啊，男女關系也更開放……我記得很清楚，女主角愛上的鉗工果沙，他的生日與我相同。這片名在中國成了某些人的口頭禪，總是用來安慰失意者：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我能從中聽出幾分殘酷。
電影開始于1958年的莫斯科。
1958年，我也在莫斯科，卡佳說，那年我給自己起了個俄語名字——卡婕琳娜，昵稱卡佳。
你在莫斯科還有朋友對嗎？所以，你每個周末買明信片，寄到莫斯科去？
看電影吧！
她不再回答，安靜地縮在沙發里，整張臉陷落于陰影。
VCD放完《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二十歲的我沒有流淚，只覺得故事有些意思，僅此而已。
卡佳沉默了兩個多鍾頭，沒去過洗手間，也沒說話。最後，片尾曲響起“亞曆克桑德拉……亞曆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著她低垂的眼皮。跟我說說莫斯科吧？
都是過去的事了，你最好別知道，否則會後悔的。
她的目光別向房間盡頭，仿佛牆上晃動一扇無形的窗，推開就是那座冰雪覆蓋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頂之城、無數次被燒毀又無數次重建的不死之城。而對我來說，莫斯科是一部電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電影學院留學，學習電影導演與編劇。
在拉緊窗簾幽暗靜謐的頂樓房間里，從她嘴里說出的前塵往事，像膠片放映在黴爛開裂的天花板，纖塵不染的地板，迷宮般的書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電影學院。我的夢想，是成為新中國第一個有名的女導演。
學電影很有趣吧？
看電影和拍電影完全是兩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爾可夫斯基嗎？對，你不會知道的，他的電影怎會在中國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個很奇怪的人。那時候，我就覺得他一定會拍出特立獨行的電影，就像他本人那樣。
他的才華比你還多嗎，卡佳？
小東西，你說什麼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並論？別侮辱一個天才！聽我說，很多人只有到老了的時候，才會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華。當你還年輕，如果有幸發現，千萬不要讓它溜走。
當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沒有像其他女人那樣喜悅，而是蹙著眉頭說，你越來越會說話討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歡這樣的你，記住了吧，不要用這樣的方式討我開心！1958年，每個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都知道我——電影學院烏黑長發的卡佳，不僅是中國人，還有朝鮮和越南的留學生，也經常到電影學院來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們？
你怎麼知道？
卡佳，你到現在也是這樣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個驕傲的人，不是嗎？
哈，你越來越了解我了？不錯，但我並不討厭他們，那時候的人都很簡單，除了某些人。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圈子里，他可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時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他經常請我去莫斯科大劇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歡他？
對，但我最愛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啊！你是嫉妒了嗎？我可不會讓他碰我一根手指頭的！
嗯，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覺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還有一個人，他叫米哈伊爾，但是蘇聯人，他有著淺黃色的頭發，海水般的藍眼睛，個子比我高整整一個頭。
他很帥嗎？
差不多，第一次見到還以為是電影演員，跟他聊了半天電影學院，才知道他是國際象棋運動員。他爸爸是有名的話劇導演，他媽媽是芭蕾舞藝術家。但我不喜歡他，雖然迷戀過他的臉。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別墅里長大，冬天暖氣燒得火熱，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樣美好。他太有教養了，說話彬彬有禮，每次在餐廳吃飯，他總糾結于每道菜的細節，克里米亞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對做菜一竅不通，真想把一盆紅菜湯扣在他頭上！我可不希望你成為像他那樣的人，記住了嗎？
嗯，卡佳。我故意把聲音調粗一些。再說說那兩個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爾？
他們各自向我求過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絕了，我可不是那麼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沒有你真正喜歡的男人？
卡佳又不說話了，陷在沙發中半晌，搖搖滿頭的白發說，有的。
他是誰？
出去吧，今天你問得太多了！而我說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嗎？記憶就像是一杯水，當你不斷地飲用這杯水，總有杯底朝天的時刻。
莫斯科究竟長啥樣？我想起看過的各種蘇聯電影，想起小時候媽媽單位對面的東正教堂，天藍色的拜占庭式的圓頂。
這天晚上，我夢見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著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複。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沒什麼共同語言。也有個別年齡相仿的，能說些關于電腦和影視的話題，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只遇到過一個，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因為我在單位的電腦里，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于是，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陸游和辛棄疾的詞上去。
我連文藝小青年都算不上，因為不會裝逼。心情陰郁就會激發傾訴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聽眾。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最早記錄在一本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上，後來整個本子都寫滿了，換了好幾本黑面抄。
認識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靜安區圖書館，在報刊閱覽室里坐上半天，看詩刊，看收獲，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後來，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圖書館。
我在為前途而彷徨，擔心自己要困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喪失靦腆，學會撲克牌和麻將，為了幾百塊錢或幾包年貨而爭吵，在別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隨波逐流。
親愛的小東西，當你為這些而恐懼時，也許你還有機會，如果連恐懼都感覺不到，那才是完蛋！她這樣回答我。
于是，我給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詩。
那天陽光燦爛而刺眼。我拿著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還有碎米飯粘著廢紙上的文字，發出濃郁的黴爛氣味，交到她溫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後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會批評我，
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麼狗屁不通的玩意兒啊？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果然，她淡淡地說，你沒有寫詩的天賦，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詩，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銀時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詩。我經常獨自藏身在人群里，聽那些過分煽情的朗誦，偶爾也會遇到讓人終生難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讓你終生難忘的人。
那個人是誰？
卡佳面無表情地搖頭，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頁說，你看這首詩里有許多敘事，說明你有說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試著寫小說。
我們認識一年了。偶爾，我會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國泰電影院看電影；去共青森林公園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里的蘇聯人那樣。她的行動雖然遲緩，興致卻高得很，頭發與衣服都特意打扮過。她拿出最好吃的罐頭，國產的酸黃瓜，在春天柳絮飛揚的小河邊，用俄語唱起我從未聽過的歌。在郵局的營業大廳里，我常見到一個叫薛范的翻譯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譯成中文的。他是個拄著拐杖坐在輪椅上的小兒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誰，卻從未跟他搭訕過一句話。而我就是那樣的人，靦腆到跟任何人說話都會臉紅。
但自從認識卡佳，我就變得開朗了些，至少敢與老太太開玩笑了。
坐在野餐墊上，看著上海難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說，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就叫他格奧爾基；如果我有女兒的話，我就叫她亞曆桑德拉。可惜，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更不會有孫輩……但我有回憶。
終于，她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游行。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方陣，紅場上人山人海，剛過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隊伍全散了。我獨自坐地鐵回學校。莫斯科的地鐵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獵人商行站上車，擠在車廂里喘不過氣。有人從背後拍了拍我，回頭看見一張中國人的臉。他很年輕，大概二十來歲，穿著樸素而簡單，就像個工人，手里卻拿著本書。他想把座位讓給我。這種事常發生，你知道，我不會假惺惺謙讓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車繼續在莫斯科地底飛馳。他站在我對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著書。封面正對著我，別列亞耶夫的《陶威爾教授的頭顱》，竟是本科幻小說。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國人在看蘇聯的科幻小說。
你主動問他了？
嗯，這是莫斯科的地鐵一號線，方向是列甯山和莫斯科大學，我問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他搖頭說，我在巴黎公社發動機廠。卡佳模仿年輕男人的口氣惟妙惟肖。
地鐵很吵，他的話很少，像你一樣內向。他說他不是大學生，是在發動機廠實習的電工，也是被國家公派過來的，他的俄語名字叫格奧爾基。我問他為什麼看科幻小說，他卻裝聾作啞不回答。這讓我很生氣，要知道在莫斯科，每個男人都圍在我身邊獻殷勤，要是我跟誰握了下手，他會半個月不舍得洗手。因為分心，我錯過了站下車，直到莫斯科大學站。我跟著他下車，直到一所工廠的大門。外面有士兵站崗，看來是軍事禁區。他一路對我視而不見，卻突然說，你不能進去了，但可以把宿舍電話號碼留給我。
他喜歡你，對嗎？
當時不太確定，我等了整整一個月，才收到格奧爾基的電話，約我周末去列甯圖書館。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從電影學院到圖書館一路上，不少蘇聯男人為看我而撞上電線杆。在大閱覽室，我問他為什麼不說話。他說，來圖書館不就是看書嗎？他在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年頭在蘇聯也算是前沿科學了。他很著迷的樣子，反複說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幫助人類實現時間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飛行器上，一天相當于地球上的一年，當你一百天後回到地球，實際上已過去了一百年的孤獨。但是，這樣的旅行只能抵達未來，如何能夠回到過去呢？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耐著性子等了兩個鍾頭，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憤然離去。等我一個人走到大街上，他卻追出來道歉，然後說，卡佳同志，我喜歡你。
那麼簡單？
這就夠了！對啊，你們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該這樣簡單！我不喜歡拐彎抹角繁文縟節，我喜歡有一個男人當著我的面說——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歡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訴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豔陽下，白發覆蓋青青河邊草說，我喜歡那樣的男人，格奧爾基這樣的中國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從技校畢業，在天津的一家國有工廠做電工。蘇聯需要中國工人，在西伯利亞還有很多。因為他自學了很多電氣理論，被分配到巴黎公社發動機廠，這家廠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每個周末，他都會去列甯圖書館，有些書跟他的專業有關，有些是最先進的科學理論，比如他手抄過整本愛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奧爾基是個異類，因為他不喝酒。你知道，蘇聯男人都是些酒鬼。對了，你不喝酒吧？
嗯，從不喝酒。
希望你永遠保持下去！十月革命節，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盛大節日。格奧爾基卻帶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歡這樣的與眾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覺得很刺激嗎？新處女公墓，埋葬著果戈理、契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愛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屬于自殺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給以上這些墓碑都獻了花，尤其愛森斯坦，那可是我們學電影的老祖宗。從公墓出來，一路逛到莫斯科河邊。那時已經很冷，水面結了厚厚的冰。忽然竄出七八條壯漢，喝得醉醺醺的，對我動手動腳。在這些人面前，格奧爾基的個頭就像小孩子。他們看不起中國男人，說了些侮辱的話。格奧爾基啥都沒說，抓住為首的一個，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打架開始了。後來我才聽說，這些酒鬼都是冰球運動員，怪不得四肢發達。他們以多打少，我怕格奧爾基會被打死，到處尖叫著求救，終于找來兩個警察。那個十月革命節，我們是在警察局里度過的。格奧爾基受了些外傷，我親手給他包紮了傷口，不很嚴重，但看起來渾身是血——大半都是別人的。那幾個冰球運動員卻被他打慘了。你要記住，為保護女人而受傷的男人，會讓女人記住一輩子。
直到現在？
是啊，此時此刻，在這里——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髒，從莫斯科的那一夜開始，我深深喜歡上了這個實習電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後半句話，卻說的我滿懷憂傷，結束了這場野餐。
這一年，我開始上網，也開始寫小說。我嘗試把最初的小說，貼到“榕樹下”網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實的生活，小說也多是內心寫照，或是天馬行空的想象，大多跟曆史有關。幾乎每篇小說，我都會事先拿給卡佳看一眼。她總是又快又認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說，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邊，又為了掩飾自己的心情，隨手拿出一本《遠大前程》或《青年近衛軍》。她有時候說很好，有時候拍案叫絕，有時又會大罵狗屁不通。
她用紅筆劃出一個段落，告訴我要刪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虛詞、副詞、形容詞全部刪除！不會損害你要表達的意思，千萬不要啰唆，不要追求語言上的華麗，那些都是女人的塗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張真正的臉，哪怕是個像我一樣的老太婆，但這沒關系！只要是真的就可以，簡單，直接，該有力量的時候就爆發出來，一個字勝過千言萬語！對了，你必須多讀海明威。有朝一日，當你開始寫長篇小說，就會明白更多。
卡佳說這些話的時候，鏡片底下的雙眼，一下子變得很年輕。
能給我看看你年輕時候的照片嗎？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當然有不少，我還上過蘇聯的雜志封面呢，作為中蘇友好的代表。不過回國以後，陸陸續續都被燒光了。
為什麼？
因為，我有記憶啊——每道亮光，每片陰影，每個嘴角，每個眼神，每分鍾每秒，全都在心里頭清清楚楚，還需要照片嗎？
卡佳，你是什麼時候回國的？
1958年，最後一天，莫斯科大雪紛飛，我提前終止了學業，坐上從莫斯科到北京的國際列車。因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發表了一些反動言論，我當然也受到了牽連。他們後來又去了美國，墓地還在舊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沒有去過。
格奧爾基呢？
我再沒見過他，也沒有音訊，不知道他現在還活著嗎。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學沒有畢業，又是叛徒的女兒，沒有一家單位敢要我。還有些人風言風語，說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臉的事，是上海話所說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進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員？
卡佳淺淺一笑。你好聰明呢。我坐在十三路電車上，每天從曹家渡到提籃橋，賣了一輩子車票。至于這棟房子嘛，我就出生在這里，以前一樓是客廳、餐廳和廚房，二樓是我和父母臥室和書
房，三樓是儲藏室。六十年代，這套房子被許多人占據了，我一度被掃地出門，暫住在單位宿舍。後來國家落實政策，把最破的頂層還給了我。其余部分，永遠不再屬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個人過，那麼大房子也沒有意義。
你沒有結過婚？
嗯，這沒啥了不起的。
為了你的電工格奧爾基？
閉嘴！
那次談話後，我寫了個短篇小說《綁架》。給卡佳看過，她點頭說還可以，你去投稿參加個文學比賽吧。可我不認識文學圈的任何人，聽說那些比賽和獎項都是要有關系的，否則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說沒關系，哪怕沒人看過你一眼，但你以後不用為自己的膽怯而後悔。
于是，我選了從報紙上看來的一個“貝塔斯曼人民文學新人獎”。幾個月後，從十四萬篇投稿中，我的《綁架》意外獲獎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參加了頒獎典禮，小說發表在那年的《當代》文學期刊上。終于，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作家，文學期刊的編輯，出版社的領導……
我帶著獎狀回來給卡佳看，但她並沒有祝賀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麼了？
得獎啊什麼的是不錯，但請你從今天起忘記，所有的獎是給你的過去，不是給你的現在，更不是給將來。你明白嗎？還有你見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樂道，好像都是些很厲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國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離他們遠一點，寫好你自己的小說就夠了！
因為在莫斯科你都見過了，對不對？
你讀過《靜靜的頓河》嗎？
肖洛霍夫。
他後來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老師，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常帶我去參加他的文學沙龍。他已經獲得了列甯勳章、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不再是那個窮鄉僻壤的哥薩克了，偉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了！還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詩人、畫家和各種藝術家，我們在國內讀書的時候，都把他們當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見到本人，不過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們，只會高談闊論，彼此肉麻地吹捧。蘇聯政府給這些人提供了寬敞明亮的別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還有嘎斯轎車、司機與仆人。我打心眼里喜歡他們的作品，但又討厭他們本人。
這不矛盾嗎？多年以後，才發覺提出這樣的問題，我簡直是個白癡。
卡佳摸著我的後腦勺說，在寫作這條道路上，你可能會很有成就。但要記得，絕不能輕視任何人，就像絕不能輕視你自己那樣。有朝一日，我會不會也變成自己曾經討厭過的那種人？也許會，也許不會，很遺憾，我們大多數人屬于前者。但請你別忘了今天，別忘了你最初為了什麼而寫。不是什麼改變命運的鬼話，而是你想要傾訴內心。
那你討厭現在的自己嗎？
她走到鏡子前，摸著脖子上的皺紋。很討厭，討厭得要死！
第二年，國際形勢風云突變，中美軍機在南海相撞；基地組織劫機撞了紐約世貿中心；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與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輛助動車撞倒了，後腦勺磕在水門汀上，在醫院里昏迷了一個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親屬，只在抽屜里找到一張醫保卡，這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我去過派出所與居委會，確認她沒結過婚，親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從不來往。二十年前，她從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閑著沒事翻譯俄國小說，稿費雖然微薄，總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強些。我在醫院代表親屬為她簽字，當時很害怕她會不會將永遠沉睡下去。
卡佳醒來的那天，我正在她的病房里。當她突然睜開眼睛，我盯著她喊了幾聲卡佳。她的目光有了反應，說明她至少記得這個名字。我轉身要去呼喚護士，她發出含混不清的聲音，似乎是俄語某個單詞，聽著又有幾分耳熟。午後的時光里，我在門口停下來，慢慢轉身。枯黃落葉的窗外，射來白油漆般的光，在我的臉上反複塗抹。
我聽清楚了她的念叨：格奧爾基。
最初的恍惚過後，我才想起這個名字屬于誰——1958年在莫斯科的中國電工。
你是在叫我嗎？
卡佳點點頭，又叫喚了我一聲格奧爾基。
我想要搖頭，脖子和頸椎卻僵硬著不動，也許是昨晚落枕了，也許是其他什麼原因。
昏迷的七天里頭，她的頭發更白了，我不會給她保養皮膚，臉上的皺紋密集湧出，但沒照鏡子的她並未意識到這些。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七天。
我像個白癡似的回答。
卡佳搖頭，眼眶已經濕潤。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當我看到老太太的淚水，像漲潮的黃浦江洶湧在臉上，我的心頭驟然懸空，一下子懂了她的問題——她找我找了多久？她找她的格奧爾基找了多久？
但我不是格奧爾基，我只是每周跑到她家來看書的在郵局上班的後生，我能這樣告訴她嗎？
把你的手交給我。卡佳向我懇求。
我伸出手，在老婦人的手掌心里。她的手又柔軟又暖和，就像我小時候的外婆，但有些老繭和很粗的紋理，看來干過不少體力活，包括冬天里手洗衣服。她的手像一層薄膜，將我緊緊包裹起來。
HONEY，格奧爾基是卡佳的糖紙頭里的甜心。
第二天，我給她辦理了出院手續，醫生說她並無大礙，也不會有後遺症，就是可能記憶出了些問題。
我把卡佳送回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幫她洗去沙發和書架的灰塵，買了醫生關照可以吃的東西。告別的時候，她在身後叫我。格奧爾基！記得來看我。
我回頭，看著她布滿魚尾紋的眼角，點頭說好的。
為什麼我會承認自己是格奧爾基？欺騙一個記憶錯亂的老太太並不是好玩的事兒。因為，在為卡佳整理房間的時候，我從床頭櫃里找到個相框，鑲嵌著一張黑白照片——
他看起來二十多歲，穿著灰色的工裝服，背景似是1958年的莫斯科，那是卡佳常說起的克雷姆斯基大橋，橫跨在莫斯科河上的懸索橋，許多人在橋上自殺而聞名。看到這張照片，我就不由自主要閉上眼睛，不敢再多看哪怕一秒。
他很像我。
不，是我很像他。
雖然顏色是黑白的，但照片里的人，分明就是過去的我——也許是上輩子？也好像是我穿越過了，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仿佛自己在照鏡子。
所以，我是格奧爾基。
而在卡佳的眼中，我依然活在這張照片里，來自1958年的莫斯科。我無法反駁她，無法向她辯解，哪怕隱藏或燒掉照片，但格奧爾基的這張臉，就在她的心里頭藏了四十多年——只要看到我的這張臉，格奧爾基就會生動而鮮明起來。
一度我想不再去找卡佳了，免得讓她對我產生更多的依賴，但隔了兩個星期，我還是忍不住去了。她一直坐在沙發上等我回來，穿著顏色鮮豔的羊毛衫，花白的頭發被染黑了，嘴唇上塗著淡淡的口紅。
祝賀你，格奧爾基同志，你終于成功了！
她拿出兩個搪瓷杯子，倒了些飲料要跟我碰杯慶祝。
什麼成功了？我不明白。
時間！
哦？你說什麼？我懵懂地與她干杯，喝盡似乎是過期了的飲料。
你不記得了嗎？1958年，在莫斯科，十二月最冷的那天，你帶著我坐地鐵來到莫斯科郊外，一片被大雪覆蓋的森林里。那里有個衛國戰爭以後廢棄的兵工廠，方圓幾公里內荒無人煙，廢墟的最深處有個艙門，你用了很大力氣才打開這個門，拉著我走進一條地道。
你要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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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卡佳說到這些，我是有些害怕的，徘徊在她的沙發背後，隨時准備逃出門外。
我們手拉著手，走進地道最深處，卻有個巨大的地下空間。那里有很多奇怪的東西，難以形容是什麼，還有條深不見底的隧道，仿佛通往地球的心髒，我真有這麼一種感覺，好像不斷有陰冷的風從地底湧上來。你說這是地獄之洞，能帶我們去任何地方，包括未來和過去。
時間？
對啊，格奧爾基，我問你這是什麼地方？你回答說是基地。你說，在巴黎公社發動機廠，有個七十多歲的總工程師，原本是核物理學家，因為犯了政治錯誤，被開除出了軍事部門，才分配來你們廠里。總工程師對于核武器不感興趣，但他一直在秘密研究時空旅行，用了整整半輩子。但這是絕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因為到處都是克格勃密探，如果被發現的話，他一定會被抓起來流放到哈薩克共和國或北冰洋的小島。總工程師只信任一個人，那就是你格奧爾基！
因為你是中國人，人際關系最最簡單，而且你單純而可靠，有著忠誠和沉默的品質。而你也很聰明，非常善于學習。對啊，是你告訴我的，你自學了物理學和量子力學還有相對論。雖然，你只是個實習電工，但你的腦子里卻裝著所有最前沿最先進的科學知識。你還跟我說過黑洞和蟲洞理論，就算我基本聽不懂，但我相信你。
很遺憾，我不是格奧爾基，很遺憾，我對這些東西一竅不通——我真的很想大聲說出來，卻壓抑在喉嚨口無法言說。最後，我卻點著頭說，是啊，相信我，我們就是時間的一部分。
卡佳的身體蜷縮起來，仿佛躲藏在秘密基地的深處說，那個時候，我剛剛接到我父母在國內叛逃的消息，我真的很恐懼，將會因此而跟你分離。你應該記得啊，我突然問你，如果，我們中有一個會先死去怎麼辦？
我會穿越時間，找到那個過去的你，或者是未來的你。
刹那間，我的腦子像被一盤錄音帶灌錄了，不知從哪里飛來一句話，來不及思考，便已脫口而出。
沒錯，你記得很清楚啊，對我來說那是四十多年前的記憶了，對你來說也許只是昨天，或者是上個月，對嗎？
老天爺，我居然說對了？剛剛那真是1958年格奧爾基對卡佳說的話嗎？我無言以對。
1958年12月，在莫斯科郊外森林地下的秘密基地，格奧爾基，你告訴我時間是可以穿越的，但暫時還沒有找到控制的方法。你無法決定是穿越到1900年還是2000年。但，只要能保存一根頭發，里面藏有我的基因信息，就會引導你來到我所處的時空。
所以，你拔了一根頭發留給我。
卡佳猛點頭！撫摸著她特意染過的滿頭黑發。那根頭發還在你手里，對嗎？我二十多歲的頭發，那時發質很好，又黑又亮，粗粗的也不分岔，蘇聯女同學們都很羨慕我。
頭發？我只能隨便編了個理由。時空隧道里無法保留下那根頭發，否則我就不可能出現在這里了，很遺憾。
原來是這樣啊，沒關系，我能看到你，摸到你的臉，就很滿足了。
在她的手觸摸到我之前，我退到門口說，卡佳，今天太晚了，你早點睡吧。
你去哪里？
1959年，莫斯科。我回答，新樂路東正教堂的地窖，那里連接著莫斯科森林里的隧道。我必須回去，總工程師還在等我。
你還會回來嗎？
一定會的，但我每次穿越時間，到你身邊不能超過十二個小時，否則我就會在時間中消失，這個理論很複雜，就好像我們不應改變曆史一樣。
好的，下個星期，我等你！晚安，格奧爾基。
轉身離開卡佳，沖下黑暗的樓道，回到鋪滿落葉的思南路上，我竟直奔新樂路的東正教堂，仿佛要回到1959年的莫斯科。陰冷的上海黑夜，仰望天藍色的拜占庭式圓頂，我決定成為格奧爾基。
但他是一個電工，而我對此一無所知。好在我爸爸也是電工，我在家里重新學習了電工知識，還有爸爸書架上那些厚厚的工具書。我跟著爸爸爬上爬下使用各種工具，萬用表、電筆、十字和一字螺絲刀、斜口鉗……
我惡補了許多科學資料，狹義與廣義相對論、蟲洞理論、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那一年，我在榕樹下論壇，擔任了科幻版的版主，第一次讀到劉慈欣的《鄉村教師》和《全頻帶阻塞干擾》。我還寫了個短篇小說《夏娃的密碼》，投稿給第一屆倪匡科幻獎，雖然入圍，但沒得獎。
冬天，我作為格奧爾基從莫斯科穿越而來，穿上以前爸爸廠里的工作服，帶著所有工具。我告訴卡佳，她的這間頂層屋子，年久失修有電路危險。我裝模作樣幫她檢查電線，還真的排除了兩個隱患。她問我，這些電器都是在1959年以後發明的，我怎麼會那麼精通呢？
卡佳，我還去過很多時代呢！1968年的越戰春季攻勢，1979年的伊朗革命，1991年的蘇聯解體……但這些秘密我都守口如瓶，要知道我是來自1959年的莫斯科，雖然沒有人敢相信蘇聯會在三十年後不複存在，但克格勃還是會把我抓起來的。
你回到過過去嗎？
嗯，回去過，比如1945年的柏林，1917年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1815年的滑鐵盧。
格奧爾基，你能回到1958年的上海嗎？
干什麼？
你知道的，我是怎麼離開莫斯科的？
因為你的爸爸媽媽？
嗯，如果你能在1958年的秋天，在上海阻止我的爸爸媽媽叛逃去香港，讓他們安心留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我就不會被迫離開莫斯科了。那樣的話，我的命運，不，是我們兩個人的命運，再也不用分離那麼多年。我會嫁給你的，在1959年的莫斯科，我們將是一對紅色夫妻，學成歸國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雖然我的爸爸媽媽，等到文化大革命還是會逃跑或自殺，或被抄家後一無所有。但我會跟你走的，格奧爾基，跟你去你的老家，去你們單位，哪怕放棄電影導演的夢想，哪怕只做個俄語教師。但我們會幸福的，我還會為你生一大堆孩子，可以嗎？
一個老太太這樣對我說，我緊張地從沙發上摔下去，還得拼命掩飾慌張，後悔剛才的牛皮吹太大了。
不……不可能的……
你不願意？
不是，我願意，但我做不到！我絞盡腦汁地和上次的謊言銜接上，免得有什麼前後矛盾。對了，我不是說過嗎，雖然，時間旅行可以實現，但無法選擇准確的時間點。我不能設定具體哪一年哪一個地方。
胡說，格奧爾基，那你是怎麼來到這里的，每周一次雷打不動？
她真的著急了，手舞足蹈的說話樣子，很像蘇聯電影里的人物。
因為，你的頭發可以給我定位指路啊。說完我就想狠狠掐自己，因為我說過那根頭發是不可能保存下來的，但我還得圓謊。哦，你留給我的那根頭發，雖然消失在了時間隧道里，卻給你留下了時空坐標，讓我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但我找不到你的父母，更去不了1958年的上海。
格奧爾基，可你為什麼現在才找到我？
老太太說到這里，眼眶又紅了一圈。是啊，為什麼要等到紅顏白發呢？為什麼不在1960年？哪怕二十年前也好啊。
對不起。我無法再編下去了，自己的淚腺也有些控制不住。
別說對不起！我從來……從來沒有抱怨過你。格奧爾基，這一切，全是我自己的選擇，與你何干？
得抓緊機會轉移話題，我拋出第二個不可能的理由——卡佳，我可以穿越時間，但不可以改變曆史。
去他媽的曆史，老太太淡淡地說了句髒話，最好全都給我改變了。
要是如你所願，你沒有在1958年離開莫斯科，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結婚的話，那麼今天坐在這里的你，就一定會消失的！
那就讓我消失吧！你知道嗎？我找你找了多久？就是為了等到這個機會。不然的話，三十年前，我就已經死在了蘇州河里……你不懂，那時候自殺很容易的！
我懂的。
哎呀，我見不得女人哭，更見不得老婦人哭，我忍不住伸出手指，抹去她臉頰上的眼淚。
你不懂！
卡佳躲開了我的手，她把頭埋在膝蓋里，斷斷續續說著對不起……有個秘密，我一直藏了四十多年，始終在我腦子里轉啊轉啊，我想要是有朝一日，你真的出現在我面前，該不該把這個秘密告訴你。
卡佳，你想說就說，不想說也沒關系，就當我不知道。
不，我必須要說，否則對你不公平。你看，我只是個老太婆，除了你以外，已經什麼都沒有了，也沒必要繼續藏下去，聽我說——1958年，在莫斯科，你帶我去過森林里的秘密基地以後，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個地方。那是莫斯科的一家酒店，只有蘇聯的高級干部才可以享用，有特供的葡萄酒和里海鱘魚子醬，有從西方國家進口的奢侈品。你還記得阿廖沙嗎？我跟你說過，也是我們中國留學生，他的爸爸當時位高權重，經常出現在人民日報上。是他邀請我去那家酒店，我們普通的留學生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我明白了，我原諒你，卡佳。
格奧爾基，你不能原諒我！你必須不原諒！絕對不能寬恕這種行為！絕對不能寬恕我！也絕對不能寬恕阿廖沙！如果，我還在你心里的話。
嗯，我不原諒。
阿廖沙請我吃了頓大餐，我們一起喝了些伏特加。你不知道，在莫斯科的時候，我的酒量能喝倒大多數蘇聯男人，在你面前我卻滴酒不沾。阿廖沙說，上頭已經決定了，讓我從莫斯科電影學院退學，立刻送回國內。但只要我答應跟他在一起，他就可以通過他爸爸，解決所有的問題，就算不會寬恕我
的父母，至少可以寬恕我本人——只要我寫封公開信與父母斷絕關系。這樣我就可以繼續留在莫斯科讀書，還有機會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偉大的女導演。前提是我成為他的情婦，搬到他在郊外的別墅。
聽起來挺誘人的。
嗯，我同意了。
卡佳已哭得淚水漣漣，像個丟失了糖果的小姑娘。看著她老去的容顏，冬日陽光底下銀色發絲，我不知該說什麼。
對不起，格奧爾基，1958年，那個莫斯科的冬夜，在酒店的高級套房里，我陪伴阿廖沙度過了一夜——不，干嗎那麼文縐縐的？說大白話嘛，就是陪這個男人睡了一晚上……
可是？
我知道你的疑問，第二天，我改變了主意，我感覺身體很髒，打心底里厭惡自己。我對阿廖沙反悔了，拒絕做他的情婦。因為，就算這樣留在莫斯科，我也不可能再見到你了。我會變成一只籠中之鳥，被他用完後再拋棄。如果是這樣的我，你還會要嗎？你先別說！不管你會怎麼想，但我不能接受，怎麼可以再把這個身體交給你？那是委屈你了啊，無辜的格奧爾基，你還不明白嗎？
我明白。
你永遠都不會明白的！那天晚上，是我的第一次。
卡佳……卡佳……卡佳……
我輕聲呼喚她的名字，但她搖頭說，我本來是要留給你的，可我卻為了自己，為了能留在莫斯科，為了……
別再說下去了。
我真的，很想抱著她，安慰她，我的卡佳，我是電工格奧爾基。
所以，我要和你說對不起，我該恨誰呢？阿廖沙？我的爸爸媽媽？我自己？還是……那瓶高烈度的伏特加？
這也是你後來討厭酒精的原因？
她深呼吸了一口氣。十多年前，我在電視上又看到了阿廖沙，他變成了一個老頭子，頭發都掉光了，是西北某省的一家大企業的總工程師，正在大會上暢談思想政治工作……但不知為什麼，我對他一點都恨不起來。
雖然，我很擔心卡佳的情緒，但我要回去了，1959年莫斯科森林里的秘密基地還在等我。
等一等，格奧爾基，你還記得嗎？我倆最後一次見面。
當我沉默著不知如何回答，她搶先說，在列甯山上，莫斯科大學主樓門口，眼前是冰封的莫斯科河，可以看到大半個城市。我清楚地記得時間：1958年12月30日。幾天前下過大雪，剛好到這天放晴。我們坐在台階上，腳下白茫茫一片，遠方是各種建築物的天際線。接近傍晚，天邊的晚霞很漂亮。
是啊，我記得。
那時候，我說等我回國以後，每個周末都會郵寄明信片來莫斯科給你的。
卡佳，我一直都收到的。
我還對你說，格奧爾基，我們永遠不可能在一起了。
等你老了，我還會來找你的。我想，如果我是格奧爾基，我會這樣回答。
卡佳點了點頭。是啊，我很高興，你也記得那麼清楚——等我老了，你還會來找我的。現在，我已經老了，可你還年輕。格奧爾基，你不要再來找我了吧。我已經把秘密告訴了你，就算是我年輕的時候，我也配不上你，何況當我老了？記得下次穿越時間，可以去1950年的上海，那會兒我還是個拖著兩根辮子的少女，我會喜歡上你這個電工的。
好啊，我答應你。說著說著，我已退到門口。
1958年，最後一天的早上，我踏上了離開莫斯科的火車。從此以後，我沒有過你的消息。你可知道，格奧爾基，我去過你以前的單位，還去過你的家鄉，見到了你的爸爸媽媽和兄弟姐妹。但沒人知道你去了哪里。他們都說你被派遣到蘇聯實習電工，但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我想，你大概是消失在時間隧道里了吧？
也許，你們的時間已經過了四十多年，而我的時間只過去了四個月。
說到時間，已進入2002年。這年春天，我的第一本書出版了。我很想拿給卡佳看看，雖然首印只有五千本。但我想到在她面前，我是來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中國電工，而不是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喜歡寫作的郵局職工。所以，我不能解釋這本書是怎麼回事，只能強忍著不告訴卡佳——如果她沒有被助動車撞過，如果她的記憶沒有混亂，她一定會為我而高興的！說句題外話，這本書在幾年後翻譯成俄語在莫斯科出版了，得到了一個俄羅斯文學評論家的評點。我匿名地給她郵寄過一本，不知道她看過沒有。
從2001年冬天到2002年夏天，我一直在卡佳面前，扮演成時間旅行者格奧爾基。我的表演很成功，每個周末，我都會陪伴她兩個小時，幫她閱讀書架上她最愛的書，跟她說說我杜撰的世界新聞，比如美帝國主義行將崩潰，古巴和朝鮮人民過著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偶爾也帶她到複興公園里走走，讓她回憶起莫斯科的公園和森林。
有一天，還是在思南路的頂層大屋，當我為卡佳胡謅穿越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遇見丹東和路易十六時，聽到了敲門聲。
平常除了我，不會有任何人來敲她的門。是我替她開門的，外面是個老頭，估計有七十歲了。他報出了卡佳的真實姓名，問這是她家嗎。
是的。
太好了，你媽媽在家嗎？當他摘下眼鏡，我才明白，他把我當做了卡佳的兒子。不過，我媽媽可比卡佳年輕二十歲呢。
是誰啊？卡佳出現在了門後。
他看著她，一句都沒有說。
她也看著他，皺起眉頭，咬著嘴唇。
卡佳？
令人意外，他說出這個名字。
你是誰？
卡佳問他。老頭的眼角抽動，強忍著不在我面前失態，輕聲回答，格奧爾基。
瞬間，我明白了什麼，把門口的燈都打開，想看清楚老頭的臉，發現他很像一個人——我。
不，是我很像他，眼前的這個老頭，仿佛四十年後的我。
他就是格奧爾基？1958年，在莫斯科，卡佳深深喜歡過的男子，在巴黎公社發動機廠實習的中國電工。
但我很緊張，慌張地躲藏到牆角，注視著卡佳的表情，她看出來了嗎？
卡佳依舊沉默不語，盯著老頭的臉盤，反反複複，看了又看，就差拿出放大鏡了。
老頭站在門口問，卡佳，你還好嗎？
卡佳不響。
他接著說，1958年，你離開了莫斯科，我一直很想再見到你。
兩年後，中蘇關系惡化，他才卷鋪蓋回國。那時候，我們國家緊缺技術工人，因為在蘇聯的發動機工廠工作過，他被調去了軍工系統。在西北沙漠的深處，生產第一代彈道導彈。這是一項絕密工程，僅次于原子彈，所有人都不能與外界來往，家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聯系不到卡佳。後來他成了工程師，成為我國導彈事業的功臣。他在西北基地結婚，生了一對兒女，一直干到光榮退休。去年，他的妻子過世，兒女也結婚了，他自由了。于是，老頭通過各種關系，找到了這里。
他是格奧爾基，而我是格奧爾鬼，很抱歉。
我怯生生地看著卡佳，准備悄悄溜號，讓他們兩個人獨處，畢竟已互相尋找了四十多年。
但，卡佳卻搖頭說，我不認識你。
她說的那麼冰冷而決絕，讓人望而生畏無法抗拒。
卡佳，不要這樣對我，不要……
老頭才說了半句話，卡佳就趕他走了，大聲叫喊起來：你是個冒牌貨！真正的格奧爾基在這里——她用手指著我的鼻子。
你說什麼？這個年輕人是我？
請不要再來騷擾我了，不然我打電話報警！
話音未落，卡佳已強行關上了房門。
而我不知道說什麼，她一個人縮在沙發里，隨意地翻著幾本書，連眼鏡都沒戴上，想是一個字都沒有讀進去。我走到窗邊，看到樓下的老頭仍然徘徊，不斷抬頭仰望這扇窗戶。
第一次，我覺得卡佳不但刻薄，而且殘忍。
再見，我要回1959年的莫斯科去了。
告別卡佳，我沖到思南路，看著那個四十多年後的我。我那架勢像是要打人，但他並不害怕，挺直胸膛看著我。我羞澀地說，對不起，她的記憶出了些問題。
你是誰？
我是你。
嗯，看到你很親切，真的很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是冒牌貨，你才是正版，我向你道歉。
老頭從兜里掏出個信封，里面裝著一根女人的頭發絲，說這是在1958年的莫斯科，她最後送給他的東西。
你要我拿上去再跟她說說嗎？也許，她會想起來的。
哎，不必啦，謝謝你。
謝我什麼？
老頭
搖搖頭，不聲不響，離開了。
我想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這年十二月，我的工作調動了，因為寫作引起領導關注，我被調離基層的郵政局，來到四川北路的郵政總局，在機關里編寫郵政史和企業年鑒。
對于卡佳來說，來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格奧爾基，突然在時間隧道中消失了。
也許，這對于老太太來說很殘忍，但我不能再繼續偽裝下去了。
隔了半年，進入盛夏時節，漫長的“非典”災難消退，我才再去看望她。我會直截了當告訴她，我不是她的格奧爾基。
但家里沒有人。我到處找她都沒有消息，鄰居說她失蹤三天了，許多老年人就是這樣走失的。我有個表哥叫葉蕭，是個很厲害的警官。通過他的幫忙，我查到卡佳的身份證被人使用過，購買了上海飛蘭州的機票，剛入住當地一家賓館。難道有人盜竊了她的身份證？還是更可怕的事？葉蕭幫我詢問蘭州警方，確認入住賓館的就是老太太本人。
我打電話到賓館房間，恰好她接起電話，告訴我，他死了。
誰？
格奧爾基。
我的腦中掠過那張四十多年後自己的臉。
原來，卡佳是去參加葬禮的。
我去找她，也買了張飛機票去蘭州。參加追悼會的有老頭的子女，已是兒孫繞膝，還有軍工企業的領導，多年的老同事們。但沒有人認識卡佳，她獨自穿著黑紗，站在一堆花圈外面。西北風吹濕了她的眼睛，遺體被推去火化時，卡佳遠望著他竊竊細語——你知道嗎，我找你找了多久，我找你找了多久。
她又用俄語說了一遍。
再見，格奧爾基。
一年前，當七十歲的他，第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卡佳就已明白，她的格奧爾基回來了。老頭說的都沒錯。但，那個真正住在她心里頭的，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蘇聯人打架的年輕的中國人，而不是白發蒼蒼的老頭子。二十多歲與六十多歲的格奧爾基，對她來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此時此刻，怎及得上彼時彼刻？年華這東西，就像人死不得複活，滿頭白發不可能恢複三千青絲。她心里透亮得很，我們都回不去了，不如，還是讓這老頭子，別再折騰，好好過日子吧……
所以，卡佳的記憶並沒有錯亂，精心偽裝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她只是為了讓自己相信，格奧爾基當年所說的時間旅行，是真實發生過的，他一定會穿越時空來找她，索性將計就計演了一場戲。
是我被她騙了，我才是個傻瓜呢。
其實，當我假扮成格奧爾基的時候，她只要跟我說兩句俄語，就必然會露出馬腳……但她自始至終跟我說中國話，盡量避免任何俄語單詞，哪怕是個地名和人名，除非達斯維達尼亞或達瓦里希。對啊，當我們說到往事，凡是我無法圓謊之時，她都會主動扯開話題，讓我避免尷尬露餡。
我護送卡佳飛回上海。在祖國的藍天上，老太太向我承認，當她剛認識我，第一次在我面前發心髒病，讓我給她拿藥吃硝酸甘油片，竟然也是假裝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終在等一個人，等頭發烏黑的年輕電工，等他沉默時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時光。他倆唯一共同擁有的，只有記憶。但我沒有，或者說，我沒有她最美的時光的記憶。
我以為她會哭，但沒有一滴眼淚。卡佳應該榮封奧斯卡影後，同時拿下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獎，難怪是莫斯科電影學院的。
說實話，我應該對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卻怨恨不起來。
但我沒有再去看過她。
時間，卻像翻書一樣快啊，刷刷刷過去了十多年。我早就從郵政系統辭職，自己開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寫小說的狀態，雖然比不過網文大神們，但旺盛的寫作欲望從未變過。而在我的書架上，還有當年卡佳送的書。
唯一小小的遺憾是，我還沒去過莫斯科，盡管我的書在那里翻譯出版過。如果我有機會去莫斯科，我會去一個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寫的，每個星期都要投遞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奧爾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烏魯木齊的地下通道，聽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彈唱。我忽然，很想給一個人打電話。
但我沒打通她家的電話，也許是搬家了，換號了，還是那棟老洋房被拆遷了？
回到上海，我才聽說——卡佳死了，在一個禮拜前，享年七十九歲。
我回來晚了，沒能送她最後一程，已被火葬場燒了。整理遺物過程中，我發現一個白色信封，上面寫著我的名字。打開只有一根頭發，銀白色細細的長發——這是她最後的希望，如果我能還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話。
信封底下壓著一張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十多年前我從大自鳴鍾盜版碟市場為她買的。人去樓空的頂層大屋，我獨自陷落在卡佳的沙發中，打開VCD和電視機重新看了一遍。兩個多小時後，電影臨近尾聲，女主角卡佳微笑著眼含淚水，對著昵稱為果沙的格奧爾基，反複說了兩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親愛的，卡佳。
我閉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歲。能在那個年紀，遇見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運。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棟洋樓的頂層早已換了主人。我把車停在路邊，獨自在梧桐樹下漫步。阿娘面館早已搬到對面，我常給卡佳買東西的煙紙店變成了房產中介，只有我上過班的郵局沒變。如果她還活著的話，我想帶她去國泰電影院，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又快公映了。
忽然，從卡佳住過的小花園里，有個男人像風一樣沖出來，正巧撞在我身上。
他大概二十多歲的年紀，很客氣地向我說對不起。我發現他長得跟我很像，簡直像失散多年的同胞弟弟。他穿著土得掉渣的工裝服，皮鞋也是那種土黃色的老貨，發型像從博物館里出來的。他小心地張望四周，向我問道，今年是哪一年？
2015年，公元後，我很耐心地回答。
他掐著手指算了算，嘴里念念有詞。糟糕，時間又算錯了，這麼說來，她已經八十歲了？
我問他，你找誰？
請問你住在這里嗎？是否認得一個女——是老太太，她叫……
萬事並非與生俱有
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
她被燒毀過很多次
她在廢墟中長大
樹木向天空伸展
因為它們相信天空
而天空相信熱情
相信這善意的大地
阿列克桑德拉 阿列克桑德拉
什麼在我們面前飄動
這是岑柳在馬路邊
用華爾茲的舞姿播撒著種子
岑柳用它樹木的婆娑
譜成動聽的維也納圓舞曲
它們將破土而出 阿列克桑德拉
呼吸莫斯科的空氣
花楸樹裝點著莫斯科
橡樹紳士般站立
還有排排的岑柳茁壯地成長
莫斯科期盼著被樹蔭覆蓋
莫斯科會讓每棵小樹
都有生長的地方
——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主題曲《亞曆山德拉》
尤·維茲博夫/詞；謝·尼基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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