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行，河南儀封人，進士出身。中進士後，買各地大儒的圖書，口誦手抄，整整7年。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學問清醇、志操潔肅自勵。做官後，家鄉河堤崩潰，自己出錢招募民工運土塞堤。任山東濟甯道，遇上饑荒，從河南家里運送錢米，並縫制棉衣，給災民充饑禦寒。任江蘇巡撫，發現總督噶禮貪婪。江南鄉試作弊，生員嘩然，抬著財神像到學宮，影響很大。張伯行調查，此案同總督噶禮有關，便上疏朝廷。康熙命尚書張鵬翮等調查，查證作弊之事同噶禮有關，噶禮便彈劾張伯行。康熙命再調查。結果是噶禮被誣告，張伯行應當罷官。康熙命第三次複查，結論同前一樣。康熙說三次查證都是非顛倒，命再議。其實，康熙已經通過密折對噶禮和張伯行都進行了解。康熙知道張伯行是清官，應當加以保全，著免噶禮官，由張伯行任總督。
康熙帝表彰清官，一則是為大小官員樹立榜樣，養成一代清廉的吏風；二則是借清官監督、揭發、打擊貪官；三則是派幾位好官，為百姓做點好事；四則是推行“仁愛”理念，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聲。但是，清官往往為上級所不喜歡，也普遍為同僚所不喜歡。清官必遭貪官的嫉恨，也必遭貪官的報複。前述于成龍、格爾古德、彭鵬、張伯行等無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並保全清官，而遏制貪風日長。
在皇朝時代，官吏貪婪是普遍現象。康熙雖然獎勵清官、懲治貪官，但貪官汙吏還是屢屢出現。看來康熙對待吏治，還缺乏系統的制度：嚴格制度，使官吏不能貪汙；嚴厲懲處，使官吏不敢貪汙；嚴定薪俸，使官吏不必貪汙；嚴肅教育，使官吏不想貪汙。
對西學：虛心吸納
自明朝後期始，西方耶穌會士陸續來到中國。他們一面傳教，一面傳授西方科學知識。明末南懷仁像的大學士徐光啟等，從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翻譯西方科學著作。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師，如比利時人南懷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國人張誠和白晉等，其中以湯若望和南懷仁最為著名。
湯若望，耶穌會士，德國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來華。這一年恰好發生薩爾滸大戰。他先到澳門，後入廣州，再到北京。崇禎時，創設曆局，修訂曆法，湯若望任事，與中國官員共同編成《崇禎曆書》，設館在今北京宣內南堂地方。清命湯若望掌管欽天監事，參與修正曆法。新曆法稱《時憲曆》，頒行天下。湯若望同順治的關系，在上文已經探討過。順治病危時，議立嗣君。福臨因皇子年齡太小，想立皇弟；皇太後的意思是立皇三子、八歲的玄燁，征詢湯若望的意見。湯若望以玄燁出過天花可終生免疫，支持皇太後的意見。順治就一言而定玄燁繼承皇位。順治死後，湯若望在康熙初年被抓進監獄，原因是受了楊光先的誣告。
楊光先，安徽歙（she）縣人，為人粗暴，好爭斗。崇禎時來到京師，抬著棺材到闕下，上疏彈劾大學士溫體仁，被稱為奇人。後遭廷杖，謫戍遼西。明亡後，回江南，後又旅居京師。他不懂天文曆法，卻自認為是一位天算學家。順治時上書，指責《時憲曆》封面不當題“依西洋新法”五個字，攻擊湯若望。當時順治帝對湯若望非常崇信，禮部不予受理。康熙三年（1664年），楊光先再次誣告湯若望，一面上書朝廷，一面散發傳單。其中楊光先指責湯若望的《時憲曆》只編200年，大清皇朝萬萬年，這豈不是讓大清短祚嗎！這是一場保守派對維新派，愚昧文化對科學文化之爭。這時湯若望患病，行動不便，無力爭辯。可憐的湯若望身患重病，昏迷恍惚，戴著9條鎖鏈，躺在小木床上，仍手舉望遠鏡觀測日蝕。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輔政大臣鼇拜等支持楊光先，定湯若望死罪，欽天監五位部門負責官員被處死，廢棄《時憲曆》。孝莊太皇太後認為對湯若望處分過重，經兩次複議，湯若望免死下獄。但也恢複了舊曆法，廢除了《時憲曆》。楊光先則先升為欽天監副，又升為欽天監正。第二年七月，湯若望死于寓所。
康熙親政後，對這樁學術公案采取了謹慎而科學的態度。因楊光先靠政治訐告做了欽天監一把手，但他不能勝任天文數學的研究和實測。後來用比利時人南懷仁治理曆法。南懷仁借地震的機會，奏稱楊光先等在曆法、測驗方面的錯誤。康熙曾多次召楊光先與南懷仁到宮中當眾測驗，結果每次都證明南懷仁測算正確，而楊光先並不會計算。康熙八年（1669年），16歲的康熙皇帝以“曆法精微，難以遽（ju）定”，命大學士圖海等20人會同欽天監官員，赴觀象台共同測驗。屆時，大學士、尚書及其他官員等，聚集一處，當場測驗。結果，南懷仁所測都應驗，楊光先等所言都不應驗。他們做的其他驗證也表明：南懷仁的正確，楊光先的錯誤。最後，議政王等議：推倒楊光先誣告湯若望案，楊光先斬首，為湯若望及同案死者平反。康熙寬弘仁厚，命對楊光先奪其官、免其死、遣回原籍（楊死于返鄉途中）。
康熙不論對傳統文化還是西學，不論對中國人還是對外國傳教士，都沒有偏見。他的這種對待各種文化、不同種族的平等心態，來自于其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和追求真理的科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