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男人“一台戲”
本來應是在一個區域內，共同打一場反擊日本軍國主義、反壓迫、反侵略的戰爭，由于三個處于“領導”位置的男人相互間猜疑、離間、不信任和糾葛，好好的合作最後偏偏演變成一場扯不斷、理還亂的“三角戀愛”！
……在戰爭期間，我曾供職于爪哇、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太平洋一帶，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約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國、阿富汗、錫蘭、緬甸和中國，在所有這些派遣任務之中，惟有中國是最困難也是最複雜的。
這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向美國總統杜魯門遞交的辭職報告中的一句話，也是大使先生在離開中國前，對和他打交道的國民政府、中國人最直接的評判。
怏怏而去的大使的話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國期間，他遇到的事情是多麼的棘手和無奈。
赫爾利的信可能有他的一面之詞，但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爭執到最後的完全“內訌”，卻是不爭的事實。
表面上看，蔣、史之間的矛盾好像是所謂的東西方文明、觀念的差異，為了各自國家的利益，熟知內情的老人說，他們啊，說白了，到最後，實際上就是爭個物資、利益分配的權力。
都想“把持”那些經過駝峰航線運送來的軍需品，最好連分配權都歸自己。
蔣委員長要把所有的物資分配權緊緊抓在自己手中，除了國軍，誰都不給。
史迪威堅持要分配給延安一部分。
比撤退香港、潰敗緬甸都亂。
蔣和史的縫隙是從國軍敗退緬甸開始的。
國軍在緬甸的潰敗，委員長認為是他的美國“參謀長”實在無能所致，而史迪威卻認為，國民黨將領根本就不服從他的指揮，一切皆因蔣在背後操控。
1942年5月19日，當史迪威帶領著一群跟著他的“散兵游勇”們跌跌撞撞地走出緬甸叢林、來到印度時，對著來迎接他的英國人和記者大聲說，這些跟著我的人，一個都沒有損失，一個都沒有！
1942-1945143三個籬笆一根“樁”
史迪威是說給蔣委員長聽的，此時，另一支由杜聿明將軍率領的部隊聽命于委員長的指揮，在穿越野人山回國途中，損兵折將，元氣大傷。
最後的勝利尚未到來，真正的大仗也還未打，裂痕已開始產生。
跑的跑，撤的撤，散的散，等到一切差不多都消停了，開始要研究、討論、制定下一步作戰計劃了，爭執再次開始。
史迪威要先反攻緬甸。
蔣介石卻認為，史已經讓他的部隊毀滅過一次，他不能再眼看著史迪威繼續把他的隊伍弄光。心里是這樣想的，但中國人畢竟就是中國人，雖然年輕貌美的夫人很西化、自己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委員長也還不至于“直白”到像美國人講話那樣心里有話就說、有屁就放，“直來直去”的程度。
成見本就已經產生，這下，裂痕更加擴大，只是相對“委婉”而已。
委員長告訴史迪威，如果想派他的部隊再次出國作戰，前提是，英軍要首先攻下仰光並占領孟加拉灣，他的部隊才會出動。
在委員長看來，史迪威急著反攻緬甸是為了雪恥曾在緬甸的失敗——他要“反攻”
就讓他去反攻好了，緬甸的事情關他什麼事兒，國軍的戰場在中國。
委員長的話也不無道理，史迪威真就去找英國人（注一），他不斷在印度和重慶之間跑來跑去“拉袖子”（英國人語，意即“兩面派”，筆者），看見史迪威，英軍司令亞奇博爾德爵士認為這是個“說話含糊而不明確”的“勞累老人”。（注二）史迪威拉不動英國人，沒招了，就拿經由“駝峰航線”運抵中國的物資要挾蔣介石，他要求華盛頓授權在“交換物”基礎上執行“租借法”，（注三）也就是說，他要掌握全部發放權——不聽我的話，我就斷你的“糧”！
這一招夠狠的，幾乎靠全部進口物資維系戰爭的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傻眼了，可算是掐到命門上。
從暗地里對抗發展到公開明示分歧。
連美國總統都看不下去了，羅斯福電告史迪威：對人（蔣介石）說話不能那樣苛刻或強迫對方承擔義務。（注四）說歸說，做歸做，最後的結果，大家都退讓一步——妥協。
“妥協”的結果是，中國再次出動“遠征軍”，這次不是去緬甸作戰，而是去印度受訓，為最後反攻做准備。
“中航”這個時期，從昆明返印度，專門騰出艙位，把載運用于出口換彙的鎢、錫、桐油、茶葉、豬鬃、水銀、生絲等置放一邊，全部運載“遠征軍”。
遠征軍再次“遠征”，史迪威樂在心頭，怎麼樣，當初不聽我的撤往印度，現在還得費二遍事不是。“駝峰”空運，汽油、艙位都空前緊張，這完全是由于蔣委員長愚蠢所致。
心里是這麼想，但表面上，史迪威也“妥協”，“妥協”的結果是不再緊抓物資不放，但前提是，必須分給延安。理由也非常充足：誰抗戰，誰就應該分得一份。
史迪威拒絕把所有物資都給蔣介石，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認定蔣是在囤積144軍火，為日後剿滅共產黨做准備。（注五）和蔣完全翻臉後，“渺小的笨驢”、“可鄙的笨蛋”、“頑固的、無知的、偏見的、自高自大的暴君”這樣不雅的詞彙，不斷地出現在這位美國將軍日記中。（注六）可見，對蔣，史迪威已經深惡痛絕。
美國將軍是否有先見之明不得而知，但軍需匱乏已使前線的國軍只能用血肉之軀去阻擋日本人。
請看，1943年11月，常德保衛戰，七十四軍五十七師被圍後發出的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指揮官、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
真是慷慨激昂！
這正是“駝峰”空運正酣，蔣、史沖突激烈之時。有老人說，咱們的部隊不是不能打，實在是因為沒有家什啊！
現代戰爭的一切因素都夠不上，糧彈跟不上，援軍靠兩條腿走路，這仗，是不好打。
委員長和史迪威正為物資分配弄得不可開交，偏偏又冒出個陳納德。
“飛虎”將軍陳納德“飛虎隊”只存在了七個多月，但是老百姓把“飛虎”將軍這個稱號“授予”了陳納德。
陳納德對中國有天然好感。 一個“駝峰”物資分配已經讓蔣、史交惡，陳納德又在這個時候，不停地穿行于重慶、昆明、加爾各答，奔走在蔣和史之間，爽直的將軍只有一個目的——只要每個月能保證我5200噸的供應，我們便可以牢牢控制中國東部，如果能每月給我一萬噸炸彈，連地面部隊都不用，只靠我的十四航空隊，就能橫掃從北平到西貢的所有日本人！（注七）中國戰區供應緊張，運輸權又被牢牢控制在史迪威手中，而陳納德要打仗，空戰的消耗更大，能否打仗，後勤保障又是重中之重，這無形中又加劇了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
陳納德是武夫是軍人，不是政客，除了打仗，無論是官場和政界，足智並不“多謀”，喜歡直來直去的將軍對史迪威後勤供應非常惱火。從由“志願者”組成的“飛虎隊”到成建制的十四航空隊，鳥槍換炮，番號有了，飛機增加了，人員也由散兵游勇到正規軍人，但對于十四航空隊的供應，卻始終不能如意。陳將軍很形象地比喻道：航空隊的基地是在堪薩斯州的空軍部隊，其供應卻來自三藩市，而要從緬因州飛往佛羅里達轟炸目標……（注八）也許不好理解，但用熟悉的地域比較就可一目了然：基地在武漢，供應卻來自成都，但你必須從哈爾濱起飛轟炸廣州。
這仗，的確是不好打。
一切，皆緣于那條漫長、艱險無比的供應線。
陳將軍敢誇下海口，也確是經過認真計算。他的十四航空隊，每往上海投下一噸炸彈，就要消耗十八噸物資。
這不是聳人聽聞，現代戰爭，打的就是消耗。誰能夠保證後勤補給，誰，就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別說一萬噸補給，就是把“中航”、印中聯隊加在一起，從1942年12月1日到1943年10月15日，就這麼不要命地飛，在付出慘重代價後，才有28415噸物資從印度經駝峰航線運到中國，也就是說，僅僅只靠這兩萬多噸的物資，維持著中國十個多月的抗戰。看了這個數字後，也就難怪蔣、史之間的紛爭了。
十四航空隊差得更多。
盡管史迪威答應將為陳納德提供更多的物資裝備——每個月由印中聯隊經由“駝峰航線”送至1968噸物資，但實際上，到了1943年1月，十四航空隊只有區區300噸物資；2月，400多噸；3月，分配倒是增加至1000噸，但也只運過來600多噸。（注九）陳納德找蔣委員長要補給，委員長只能苦笑讓他找史，史表示無能為力，印中聯隊已經盡了最大努力。陳納德卻不這麼認為，他覺得這是指揮失當。沒錯，印中聯隊摔了那麼多架飛機，但總運量還是不抵只有幾架飛機的中國航空公司，惟一能解釋的，只能是他們的領導者是多麼的無能。陳又對史要求，把印中聯隊並入十四航空隊，把指揮權交給他（注十）。這下，可把史迪威氣得要死：“小花生米”（史對蔣的蔑稱）和我作對，怎麼你也這樣！ 逼上梁山蔣、史不睦。
史、陳又不和。
都怨那條該死的航線！
委員長再次給在美國的宋子文發電，希望他能說服美國總統，加大對中國的運輸補給。
不知是哪個環節出了紕漏，這封電報到了美國，就成了要求加大美國執行《租借法案》補給物資的要求，見美國總統時，宋博士就是這麼提出的。
羅斯福的態度很誠懇，幾天後，羅斯福回電，原文如下：宋子文博士中華民國外交部親愛的宋子文博士：是否請你迅速把下面的信件發送給蔣介石大元帥？
…… 您知道，在長時期中，我在堅決地決定您和您的軍隊應該得到我們可以發送的每一種支援，單單為了這個原因，我們已經用很快的速度建立起一條空中運輸線，它超過一萬英里的航程，需要做艱苦的航行而且直接貫通英國圈內的中東地區和印度洋。
美國政府已經使用了每種可能性加速租借法案物資的輸送到您的軍隊中。最近時期，我們已經從我們軍隊中抽出少量大炮，把我們軍隊也急需的武器運給您的軍隊使用……
……美國用于戰爭用途的生產能力已經到了極限，我們只保留給自己不足訓練之用的一部分。（注十一）大洋彼岸美國總統一封陰差陽錯的電報道出了白宮的實情，也不啻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表明，物資提供，目前，已經達到最大限度。
大洋這邊，蔣委員長管不了美國政府和印中聯隊，但可以管轄占“多數”股份的“中航”，交通部也是“中航”的頂頭上司，目前，惟一的可能是盡最大限度提升中國航空公司運輸能力。
是在決定走“北線”之後沒多久，中國航空公司發布“命令”，從即日起，二十四小時，換人不換機，晝夜飛行！
一直沒有查到確切的執行日期，書面命令的“出處”也沒看到，問老人執行這道“命令”的時間，老人們說，記不太清了，好像是在1943年底。但有一點可以斷定，商業航空公司竟然也發布“命令”，肯定是“上面”被逼急了，紅了眼！
“命令”是由邦德和新上任的總經理李吉辰共同發布的（“中航”總經理王承黻調回軍方），新經理和前任同樣，也是經最高軍事委員會指派、由交通部任命，李吉辰肯定也沒想到。
老人們說，看到這道命令後，大家都知道，那是要拼命了！
緊張，高度緊張，空前緊張，老人們都這樣說。
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在中國航空公司職工“花名冊”中，華人傑的名字排在第四頁。老人生前曾擔任北京航空聯誼會會長，六年中，我尋找、采訪“駝峰航線”，第一個見到的老人就是他。問老人：“二十四小時飛行是什麼樣子？”
老人回答，那可要緊張多了，不停、不間斷地飛。一個機組一天飛兩個到兩個半來回，汀江——昆明，兩個來回，有時再多飛一個單程，或是到昆明、或是到汀江。
這個機組下來休息，那個機組再上，只要是沒摔，飛機肯定是不歇著。
陸元斌老人也說，換人不換機，每個機組連續飛四天才有一個休息，一個機組每個月飛行時間普遍在120-140個小時左右，有的更高，160以上。
疲倦，極其疲倦和高度緊張。
和疲倦、疲憊作對的，是惡劣的天氣和不知何時突然出現的敵機。
飛越“駝峰”場景三：機長、副駕駛、報務員角色大互換戎世明老人一直在“中航”擔當地面報務員。老人說，二十四小時換人不換機飛行不久，空勤人手嚴重短缺，于是讓他臨時頂替，做空中報務員。老人飛行駝峰航線次數並不多，但就是這麼幾次的時間，照例讓人驚心動魄。
那是在執行加爾各答——汀江——昆明——汀江任務中，飛機在汀江起飛後，還沒到“駝峰”上空呢，就遇上了強雷暴。老人說，靜電干擾，定位、無線電全部停止工作，飛機就在瓢潑大雨中搖擺、掙紮，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准確方位。機長是個美國人，和雷暴雨拼盡精力後，無計可施，干脆把駕駛盤交給副駕駛洪啟民操縱，自己索性不再負責，離開座位，躲到後艙，跪在地板上祈禱。
老人說，那家伙意思就是說，我認命了，你們願意怎麼飛就怎麼飛，我就等著摔飛機了！
憤怒的洪啟民接過駕駛盤後，轉過身來，對戎世明說：“他等死，咱們不放棄！”
對！
兩個年輕人堅定地點點頭。
從來沒有獨立操縱過飛機的洪啟民坐到了機長的座位上，而本應該坐到後面位置上的報務員，坐到了副駕位置上。
又是機長“撂挑子”，副駕“升”機長，報務員當副駕。
隔著油門把柄，兩個年輕人互視一下，用力握握手。
首要的是先找出C-47現在所處的方位。兩個人都記得，飛機鑽進雷暴之前還未到“駝峰”上空，後來證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和果斷的判斷。
洪啟民看看坐在右手的同伴，從“機長”的眼光中，戎世明明白了對方的意思，他輕輕點頭。
洪啟民咬緊嘴唇，踩住方向舵踏板。
不時的閃電、震耳欲聾的雷鳴、瓢潑的大雨中，載著沉重貨物的C-47緩緩轉向。
兩個年輕人敢這樣做，是因為經過大概估計後，飛機的位置離“駝峰”還有一段距離。
如果是在“駝峰”上空，這樣的“轉向”無疑是死亡的代名詞——隨時都會撞到兩側的山峰。
但也不完全可以肯定，在這樣的強雷暴中，“估算”實在是太不保險了。也許隨時都會眼前一黑，接著……
C-47在慢慢轉向，戎世明把後座的耳機扯過來仔細偵聽，他要利用C-47這個轉向，在雜亂的無線電回波中，辨別出肯定是微弱信號的汀江導航台，此時，這個微弱的信號就是他們惟一的生的希望。
羅盤指針在強雷暴中大幅度搖擺，計算時間，能推估出，C-47的轉向已接近一個水平封閉曲線。
耳機里全是雜亂的回波產生的刺耳的、毫無“章法”的怪叫聲。
如果轉了一圈還沒找到導航信號，那可真就是完了——不知該往什麼地方飛！
後艙的“機長”，一臉土灰色。
就在眼看C-47馬上把水平曲線那個缺口“封閉”上的時候，如果沒有保險帶扣著，戎世明簡直都要從座位上跳了起來，他大聲叫起來：“找到了，找到了！”
在雜亂無章中分辨出的汀江導航台的信號極其微弱，在強雷暴下的掙紮中，C-47竟然沒有出現太大的偏航，飛機是整整掉轉一個身子，向前變成了朝後，戎世明把導航儀對准了汀江，死死盯住了微弱擺動的指針。
C-47終于沖出了雷暴，離汀江機場越來越近。
近了、近了，在耳機中，已經能聽得到塔台上傳了聲音：78號（C-47代號），歡迎平安回來……
老人說，正當他和從未獨立駕機落過地的洪啟民商量怎麼降落時，一直在後艙“等死”那個家伙走進了駕駛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