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強調精確的航務：制定飛行計劃、調度嚴格指定飛行高度、飛行員有無飛行任務必須到指定地點報到，白天飛行，從10000英尺起，飛行員必須使用氧氣、在飛行中使用正規的無線電通訊、在機場要遵守起飛和降落程序……
滕納的做法有點類似中國的“整頓”——事無巨細，嚴格規定。
還有一個重大的改變，為了減少空勤人員擔任其他日常工作的負擔，相當我們的“臨時工”一樣，滕納還雇傭了很多的當地人負責機場的雜務工作。哪想到，這些當地人也不白給，一開始是做的“雜務”，到後來漸漸地可以維修飛機發動機了，有的還在辦公室當起了“白領”——打字和文秘。
將軍的再一個舉措是讓大象搬運貨物，這大大減輕了軍中負責裝艙人員的體力。
所有的飛機都給調動了起來，所有的人都給調動了起來，連動物都給調動起來，又一個好消息傳來：軍方又把一種新型飛機——C-54逐步配發到印中聯隊。與C-46、C-47比較，這種配有四個發動機的大型飛機飛得更高、載貨量比原來的C-47大三倍，這就意味著，它，在飛越“駝峰”中，安全系數更高，運載的貨物更多。
有了C-54，滕納做出一個更大膽的決定——直飛中國。C-47、C-46之所以繞著彎走，是因為擔心受到日本人的零式機攻擊，而現在，帶有四個發動機的C-54飛得高、飛得快，就算是日本人出來攔截，也未必能追得上。
這是一項大膽的決定，也是一項絕對受到飛行員們擁護的決定，在印中聯隊中，再沒有什麼比不在冰峰雪山之中墜落更讓人興奮的了。
但C-54是新產品，在印中聯隊所占比例並不是很大，那些美國孩子慣用的，依舊是和中國航空公司一樣的C-47、C-46。
再說，“駝峰”上空險象環生，連飛得最高的B-29都往下掉，更何況那些不是飛得“最高”的運輸機。
C-54也不例外。
墜機，被日本人擊落，還是時有發生。
但肯定是滕納已經認為損失是減小到最低了，1945年5月，給陸軍參謀部的電報稱：只要飛機數量得以保障，飛越“駝峰”運送物資將不受任何限制。
從哪個方面看，滕納的口氣、決心都夠大的。
將軍不是說大話，自從C-54送到印中聯隊後，使他完全有資格誇下這個“海口”
此時，無論是國內還是緬甸，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的鍾聲已經開始敲響，戰場上需要大量軍需，以便給日本人最後的一擊。中航、印中聯隊的飛越駝峰航線，此時也到了最緊要關頭。
飛，依舊是不停地飛，時時刻刻地飛！
血幅·狗牌一塊絲綢上面是青天白日旗，下面半文半白地寫著這麼幾行字。凡是在中國的空軍，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讓每人人手一份。年輕的中國飛行員比較內斂，一般都悄悄折成方巾放在衣袋貼身處，大大咧咧的美國人幾乎千篇一律地縫在飛行夾克後背上，天天背著它招搖過市。
云南、四川，有很多老人當年都看到過這個東西。
飛行員們一律稱之為“血幅”，被擊落還是迫降野外的飛行員們，都是靠著它，而得到當地鄉民救助。
設計、制作“血幅”的航委會官員們也許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當飛行員們在荒郊野外、窮鄉僻壤時，中國飛行員（大部分是中美混合團飛行員）還可以，起碼能說中國話，但藍眼睛、高鼻子的“洋人”就不行了。
說不來中國話，就把背後的“血幅”扭來轉去地給人看，可大山深處之人家，哪有幾個認字的人啊，別說不認字，有的連外面是什麼政府統治都不知道，就更別說那個什麼“青天白日”旗了。
1944年6月5日，第二十航空隊從成都起飛轟炸日本八幡鋼鐵基地，返航途中93826號迷航飛至甘肅省西固縣鐵壩鄉時，十一名機組人員跳傘，結果落到地面後遭到當地山民襲擊，雙方展開激戰。這一次手槍沒有打過鳥銃火槍，一陣對射後，已經平安著陸的空勤人員全部被打死。（注一）和甘肅相比，第二十航空隊、第十四航空隊在四川、云南上空跳傘或迫降後的遭遇要好得多，畢竟這里的多數百姓都知道洋人是來幫助自己打日本人來的。每每機組遇險後，幾乎都能得到相應救助。
但一不留神，摔壞的飛機就有零部件被偷，至于摔在大山深處的，鄉民們上山只有一個目的——拆飛機零件，回家打制容器等
器皿。
李肖偉：“那些當年用B-29等其他飛機▲ 身份銘牌（狗牌）。
部件制成的家庭用具，我沒少見。什麼用氧氣發生器做的豬食槽、降落傘帶制成的嬰兒背帶、擾流片做的砍刀……老鄉們迄今仍在使用。”
時光已經流逝六十年，那些東西依舊是不破損、燒不爛、不生鏽。
再說“狗牌”。
狗脖子上吊的項圈。全金屬，上面刻著姓名和號碼，美軍陸海空三軍，從將軍到士兵，每個人一個獨立號，絕不相同，猶如我們今天所用的身份證。
有個電影印象挺深刻的，《拯救大兵瑞恩》中，約翰·米勒中尉在長桌上拿起一堆“嘩嘩”響的牌子，想看看他要尋找的人是否在其中……
在美國，只有狗的脖子上要套上這樣的牌子，于是，大兵們戲稱為“狗牌”。“二戰”、“韓戰”、“越戰”、“海灣戰爭”……經過曆次戰爭的美國人至今在發生過戰爭的土地上不遺余力搜尋他們兒女的遺骸，還有就是找這個“狗牌”。
生死天地間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後，從1944年中起，中國航空公司、印中聯隊經駝峰航線運送到中國物資單月總量已經達到15000噸以上，這個數字，已經遠遠把早就中斷的滇緬公路月輸送量甩在了後面。
源源不斷的軍需補充到前線，國軍空、地兩軍對已經處于劣勢的日本人展開了更加猛烈的激戰。
日本人有那股勁頭，眼看不行了，也是垂死掙紮。
眼瞅著離勝利那一天越來越近，空中、地面的，戰爭演繹得更加殘酷，毫不亞于開戰之初。
空中、地面，戰爭把人類的所有愛和恨、悲和喜，演繹得更加殘酷。
前方、後方，處處充滿歡笑、淚水。
1944年8月18日，急于打通平漢路的日軍從鄭州向南推進。在印度卡拉奇訓練、經駝峰航線回國、又剛剛補充完從“駝峰”空運過來的槍彈的中美混合團三大隊三十二中隊奉令悉數出動，阻擊南下的日本人。
在河南許昌上空，隊員們發現地面有大量日軍輜重，隊長一聲令下，全體隊員立刻反複對地掃射、投彈。
地面日本人頑強抵抗，把輕重武器集中起來對空射擊，當所有戰機把子彈全部打光返航時，少尉飛行員虞為才發現自己的P-40戰鷹受傷了。
少尉努力操縱著傷痕累累的P-40，艱難地跟隨在返航的隊伍中，只過了十幾分鍾，少尉就落了單。此時，他惟一想的就是多堅持一會兒，晚一點兒迫降、就能離日本人遠一點兒。
空中，一只躑躅獨行的孤雁。
再也堅持不住了，前面是一片厚厚的云層，受傷的P-40努力地想掙紮著飛高一點兒繞開，但無論少尉怎樣努力都不行，P-40的高度一個勁兒地往下掉。
大地迎面而來，還沒來得及跳傘，P-40一頭紮進了小河溝。
萬幸，算是成功迫降，從那麼高的地方掉下，少尉只是額頭受了一點兒輕傷。
虞為從機艙內奮力跳出，向附近百姓打聽到此處是漯河附近後，他定准方位，開始向盧化方向行進。周圍是日軍占領區，日本人隨時都會出現，他要趕緊離開這里。
昔日用翅膀“走路”的年輕飛行員此時下定決心，靠兩條腿走到西安！
晝伏夜行，整整走了四天，少尉來到河南西部盧化縣。
在縣城郊外，虞為發現一處簡陋的“機場”，少尉先是驚喜，再細查看過後，失望至極——泥濘被暴曬後變得坑窪不平的“跑道”，別說是飛機起降，恐怕連行車都不能。
失望的少尉在跑道邊坐下來歇口氣，他計算，也許再用20天，才能走到西安。
必須要馬上離開這里，剛才路過這里的百姓講，日本人說了，發現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要馬上報告，皇軍重重有賞。
8月的中原，驕陽似火，空蕩的“機場”上，只有少尉一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地平線盡頭，和孤零零的少尉一樣，出現一只大鳥……
“大鳥”越來越近，少尉能看清，在鳥身的兩端，伸出兩只大大的翅膀。
“日本人的零式機！”發現飛機後，虞為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日本人來追尋他了，他起身正要隱蔽，恍然間，機頭下方的鮮紅的“鯊魚嘴”讓他頓時心跳加快，熱血沸騰——是戰友。
中美混合團第三大隊分隊長特納（William Turner）為尋找失蹤的戰友，不顧安危，已單機從西安到盧化間飛了多少個來回了。現在，他在空曠的大地上看見了虞為，異常興奮。
空中，P-40不斷地對地面搖擺機翼。
地面，年輕的少尉沖著上面頻頻擺手。
P-40在少尉頭上轉了幾圈，丟下一個小包。已被饑渴交加折磨多日的虞為連跑帶跳地上前，拾起：四包香煙、消炎片、一壺酒，還有一遝錢。
虞為心中泛起一股暖流，他下意識地對著漸遠的P-40揮揮手——再見，我的戰友，相信我，一定會走到安全地帶！
漸遠的P-40又折回身，並且高度在一點點下降。
看著一點點下降的飛機，少尉仿佛一下子什麼都明白了，他的臉刷白，急忙擺手示意——拒絕降落。這樣的“跑道”根本無法降落，弄不好就是機毀人亡。退後一萬步，就是降下來，也不能再次起飛，關鍵是，單座的P-40，現在是兩個人，就算是起飛，也不能再搭一個人啊！
在虞為瞪大的眼睛中，P-40連蹦帶跳地在龜裂成結塊狀的“跑道”上停穩，特納迅速跳出機艙，操著半生不熟的漢語：“虞……快！”
來不及再多說什麼，遠處已經傳來槍聲，那是日本兵看見有飛機落地，循聲而來。
少尉三步並作兩步跑到飛機前。
看來分隊長也沒了主意，他站在機翼上，呼呼喘著氣。突然，一步躥到機背上，彎下身，大喝一聲，使勁地把飛行座後邊的機載電台拽下來，摔在地上。
“Hurry, hurry……（快、快）”特納手忙腳亂地回身，把虞為拉上P-40，使勁地把少尉按到那個丟掉電台後空出來狹小空間，接著跳進機艙，發動引擎。
槍聲，越來越密集。
P-40馬達轟鳴，像一個負重過多的老牛一樣，費力地在“跑道”上緩慢地挪動著身子，就是不願意離開地面。
特納一邊咒罵著一邊開足油門。
“跑道”已經用了三分之二了，若在平日，早就該升空了，可是現在，它卻毫無一點抬起頭來的跡象。
從身後射來的子彈“嗖嗖”地從頭頂掠過。
20米、10米、5米……就在飛機即將沖出跑道那一刻，P-40終于怒吼著抬起機頭。
特納轉過身，對著蜷縮在背後的少尉把食指和拇指彎成一個圈——“OK！”
虞為雙手緊緊把住分隊長的肩，大聲喊道：“你，為什麼要救我……”
特納回過頭，同樣也是大聲地：“把你一個人拋在那兒受苦，我不忍心……”
空中，一架單座的戰斗機向著西北方向疾馳而去。
虞為說：“本來我准備半個月走完的路，結果飛機只用了一個小時就到了。我那個分隊長好哇，真是好哇。”
對戰友的相救，是一種愛，可還有一種愛，卻不是相救……
是楊訓偉老人講的，還是發生在中美混合團，時間距離日本人投降只有半年多。
1945年1月18日，湖南芷江。
中美混合團接收三架B-25轟炸機，其中兩架分配給中方一大隊，一架分配給五大隊。由美軍人員組成的三個機組到印度接機，跨越駝峰航線，回到中國。其中，兩架飛抵重慶梁平，另外一架繼續飛行，它的目的地是湖南芷江。
冬季的湘中，臨近黃昏時刻，照了一天的太陽懶洋洋地斜吊在西邊的山頂上，隨時都要躲在山脊後。瑟瑟寒風中的芷江機場，跑道上，由于沒有空勤任務，除了少數幾個機務在圍著一架戰鷹維修外，基本上見不到什麼人。
B-25接近機場，也許是考慮到機組長途奔波的疲倦，塔台讓它直接進入跑道著陸。
也許是真的很勞累，也許在“駝峰”上空遭遇到強氣流的襲擾，有的老人說它在“駝峰”上空受到了日本人的零式機的攻擊，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擺脫的。B-25晃晃悠悠地接近跑道。明眼人能看得出來，它的著陸姿態非常不正常。
這樣下去要出事的。
果不其然，B-25接地就比平時小了許多，還來不及作出任何反應，伴隨著刺耳的刹車聲，只見它沖出跑道，一頭紮進稻田中。
一股青煙從B-25機腹部躥出，隨之，火光四濺。
警報聲淒厲地響徹機場上空，拉著長笛的救護車、熙攘的人流全部向這里奔來。
火苗已在飛機腹部開始燃燒，在大火和濃煙中五名機組成員已有四人相繼跳出機艙，只有副駕駛被緊緊卡在變了形的駕駛室里，他的額頭上流著鮮血，痛苦地呻吟著。
救援的人們被這個情景驚呆了，不知所措。
飛機內，氧氣瓶、機關炮彈噼里啪啦地爆炸著。
大火已經從機艙中段漸漸燃燒到前艙，毫無辦法的人們聚集在駕駛室前，眼看著火苗吞噬著副駕駛，沒有大型機械，誰都不能把他從危難中解救出來，只能眼睜睜看著副駕駛痛苦的表情，聽著他嚎叫。
隨著一股嗆人的濃煙再次噴出，副駕駛腿下出現藍色的火苗，他的聲音更加痛苦。
火光漸大，如果再不想出辦法，也許很快，大火會將他全部吞沒掉。
怎麼辦？怎麼辦！
現場無人說話，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28歲的丹甯少校（John Dunning）身上。
現場，只有他的軍銜最高，他必須馬上做出抉擇！
烈火在燃燒、槍彈在爆炸、副駕在痛嚎……
年輕的少校思忖片刻，他長長出口氣，下定決心。
少校把手伸向背後……
身後，上等兵麥克（Mike）從腰間拔出手槍。此時，大家明白了一切。
丹甯少校接過槍，向前跨了兩步，他抬起右手，透過舷窗，他把槍口對准了滿臉血跡的副駕頭部……
下身已被火包圍的副駕在痛苦掙紮中明白了一切，他無力地點點頭，絕望地閉上眼睛。
隨著“砰”的一聲槍響，所有人的心都猛地抽搐了一下。
少校把槍扔在地上，頭也不回地走了。
一周後，丹甯少校搭機到昆明，他自己走上美軍軍事法庭。
又是一周後，軍事法庭在昆明宣判，John Dunning少校無罪，因為他最大程度地減輕了戰友的痛苦。
楊訓偉：“這件事情曾在混合團引起巨大震動，咱們自己人都認為那個John Dunning做得不對，是不是能把人搶救出來，起碼也得試一試，怎麼能一槍就把人給打死了，而美國那方面無一例外地都認為John Dunning做得對，為這事，我們在出任務途中在飛機上還爭論過，他們的觀點是如果John Dunning不開槍，那別人也會挺身而出，因為任其發展，就是殘忍。咱們和他們，很多地方不一樣。
戰爭，只能給你、我、他，及毫不相干的所有的人帶來無盡的痛苦。
天上與地下，國內與國外，全都是一幕幕悲情。
1945年1月6日那一場大風暴對于中航和印中聯隊，1945年1月6日無疑是黑色的一天，在這一天夜里，兩支主力運輸隊伍，總共有十三架飛機在駝峰航線上失蹤，但就是這個數字，也值得推敲，因為它只計算中航和印中聯隊，並沒有把駝峰航線上順道“路過”而失事的飛機統計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