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成就巨大，可是締建這治國理念的重任並非僅源于李世民一人，論發揮的作用而論，人們首先想到貞觀期間的超重量級人物，魏征。 人們都有這麼一個意識，如果沒有魏征，李世民肯定不可能成為傑出的君主。相反，在貞觀年間，如果沒有李世民的豁達，魏征也只不過是一切匹夫而已！
先前說到，李世民“例行公事”地責備魏征，得到勇敢從容的回答，心里大為折服。于是乎，李世民就將魏征“收編”到自己的麾下。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是，當李世民讓魏征當太子詹事主薄（太子宮總管府秘書官）時，魏征卻不像那些滿腦子愚忠的士大夫，他不假以辭令，就接受了這一任命。魏征的是一個盡責的人，他以前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馬（太子宮圖書管理官員）”時，他向李建成盡責；同樣地，當他接受李世民的任命後，他也盡心盡力地為李世民效力。用時下的術語說，這是“都是為國家作貢獻。”
當然，這里也有“知遇之恩”之情。
其一：李建成也重用他，只不過還沒有像李世民這般賞識他的才能罷了。
其二：當時，李世民大可以“挑拔離間”之故把他誅殺。在權力極度專制的社會里，殺一個人，不需要有太多理由，當然也用不著講什麼法理公義，想殺就殺了。——岳飛就殺在“莫須有”三字訣下，也不必多費筆墨去討論了。
李世民登基稱帝的次年就改年號“貞觀”。李世民坐上這位子，人生的至高境界終于達成了。原秦王府的眾謀士、武將的前程有所保障，他們自然十分高興。李世民在稱帝之前讓魏征做妥當了“山東地區”的安撫工作，有步驟地調整了領導核心，後來提拔房玄齡和杜如晦等人做左右仆射。在他立了皇位長孫氏之後，一項麻煩事就來了。
先前曾提過，頡利可汗（十三任大可汗）阿史那咄苾打著如意算盤，趁李唐內訌發生流血政變，塗波還沒有消除，就揮軍直抵渭水橋頭（胡三省注說：自長安出咸陽，過渭水便橋），派他的心腹官員執失思力到長安見李世民，擺一擺姿勢。李世民可不是軟骨頭的，拘禁著執失思力，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人，騎馬抵進渭水南岸，李世民隔河跟頡利可汗對話，他指責頡利違背盟約。頡利可沒想到李世民如此架式，始料不及，頓時大吃一驚，不知李世民在對面岸的遠處布署了多少人馬，一時間，沒了主意。李世民就虛晃一招，給頡利一個下馬威，然後約他面談。蕭瑀聳然一驚，覺得李世民過于輕敵，急忙努阻，李世民說：“我計劃妥當，你不可能了解。突厥所以敢抽空全國軍隊南直，直抵京畿，只因他們認為我們國家正有內亂（玄武門之流血政變），而我又新登帝位，肯定我不能抵抗。如果我顯示衰弱，緊閉城門固守，蠻虜一定放縱士卒，大肆劫掠，局勢就沒有辦法控制。所以我單人匹馬出來，表示並沒有把他看到眼里，我又故意炫耀強大的軍容，使他們相信我們一定迎戰。一切都出蠻虜意料之外，使他們不知道如何應付才好……制服東突厥，主在這一次，你且旁觀。”①
李世民這一招著實湊效。頡利可汗以為無法一面倒地取勝，就不敢輕舉莾動。他接受和談。李世民跟他斬白馬立盟，頡利可汗率軍撤退。
面對這一幕，蕭瑀愕然不解，就向李世民請問原因。李世民長篇大論地講爭一番，這大段話，也沒有必要轉錄出來了。一言概之，李世民的分析相當高明，也合乎情理。最後他說：“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這個道理，你(此處指蕭瑀)是不是了解？”蕭瑀叩頭說他不了解。原來，這是出自老子《道德經》的兩句話。從某個角度上看，《道德經》本身就是一部兵書，李世民運用此道，過往一定研習過這部書。
這次，頡利可汗也不是沒有甜頭。李世民給他一批財物，讓他不覺得吃虧。②後來，突厥也回贈馬匹等物，李世民不要馬匹，只要求突厥歸還仍被掠在突厥的中國人。
這次對外的還擊終于告一段落。在開始一兩年內，李世民大體上做到了作為“稱職”皇帝應該要做的事情。
在貞觀之初年，李世民面對的是一個經曆多次浩劫的國家。須指出的是，自李唐政權建立到李淵“讓位”，凡九年。其間又經過幾年國內統一戰爭，李唐幾乎沒有辦法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在武德年末，統一戰爭大致結束，可是李世民兄弟等人又為了奪皇位而爭斗，這些年頭，當然也不可能把國家治理好。最後，當時的中國經曆了喪亂，山河破碎，李世民上任之後，首要的任務，當然是把治理國家、 穩定民心放在首位。如何穩定民心？在排除了外戰內亂的情況下，自然要想辦法搞好國家經濟，讓老百姓能吃得飽、穿得暖、有瓦遮頭。
這並非高深的學問，此處不必多費筆墨解釋了。李世民初登帝位時，對如何治理國家實沒有充分信心，因為他面對的形勢太複雜了，國家“破”得實在太厲害，于是，他向眾大臣詢問治國之道。
他說：“今大亂之後，其治難乎？”魏征樂觀回答說：“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可是，封德彝卻說：“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封德彝恃老賣老，居然當著李世民的面指責魏征是“書生之見”。可算傲慢之極。魏征卻不吃他這一套，立刻反駁說：“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複返樸，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 駁得封德彝啞口無言，不知所措。”③
原來，封德彝認為，秦漢以來的“亂”，不是為政者不想教化百姓，是人心“詭詐”，是“教而不化”，是以漢代以來就外行儒家，內實“霸道”。魏征不同意地他的分析，最後以“若人漸澆詭，不複返樸，今當為鬼魅”去去，給以最厲害的一擊。
封德彝心里仍不同意，堅持魏征之論不可用。李世民思量後，最後摒棄封德彝的陳腐論調，采納了魏征的“教化”觀點。所謂的“教化”，大體上是以寬松的政治氣氛，簡化繁瑣的律法，好讓老百姓專注于農作，百姓能安居樂業，國家自然安定下來，國力必然漸強。這一點，有西漢初推行的“黃老之治”的意味。所謂“黃老之治”，簡單地說，就是以“清靜無為”，不擾民，不濫民力、不黷武力。當然，“清靜無為”並非指“無所作為”。老子講過，“治大國如烹小鮮（像烹小魚）”，理解這話不是很難，若把它的思想精華發揮出來治國，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李世民既然讀過《老子》，對此他必然深有看法。恰好，魏征曾當過道士，他是道門的鐵棒哥們，《老子》一書，他必然有所研究。那麼，西漢初的“黃老之治”，他有所深究，不足為奇。
司馬光是儒家中人，滿腦子儒家思想，他本人可能不大主張“黃老之治”，因此，在《通鑒》里，沒有詳細地記載這一段精彩的“治國陳策”史事。可是，這場陳策之論，卻是“貞觀之治”的思想核心，是治國藍圖。如果李世民走封德彝的路線，那麼，據有的資料可推斷，曆史上就不可能“貞觀之治”，老百姓受不了嚴峻刑治，時間一長，叛亂起事的悲劇可能又會再次上演。
關于這方面的國策理念問題，不妨順帶地提一筆。在前些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曆了九七年的金融風暴的嚴重沖擊後，世界環境急劇轉變了、管治問題也浮出水面了、原來行之有效的金融管理手段也不能一成不變了、房地產啊、股票啊、民生問題啊等等先後要作出調整，香港特首有鑒于此，就組織一個叫“策發組”的機構，專門研究管理的方針路線。當然，這個組織里，云集了各界的精英，他們提出來的見解不一定都管用，不過也可以作為一家之方加以借鑒。現在，香港有不少知“知庫”的組織，它們涉及的領域不一定是經濟，也有政治啊、選舉工程等方方面面。好些從沒聽聞的朋友可能覺得不可思議，認為它們涉及“政治”，能行嗎？
事實證明，這類組織不但合法存在，而且非常是一些政界人物不可缺或的“助手”。這也許體現香港民主與法治之下的“自由民主特色”的一面吧。
正如前面所說，正因為這場討論決定了“貞觀之治”要走的路線，所以要詳細地加以記載。司馬光一筆帶過、費正清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真有些可惜啊。
正如趙克堯、許道勳二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唐太宗和魏征之所以比封德彝高明，是因為他們看到人心思治的曆史趨勢。”他們又說，“要了解‘百姓欲靜’的願望，就非有遠見的政治家不可了。唐太宗和魏征恰恰對這股曆史潮流深有所感……能夠及時地作出‘大治天下’的決策。”④
確實是這樣。史家幾乎一致贊同地說，貞觀一朝，傑出能臣輩出，“貞觀之治”之所以成功，關鍵就在于集合眾多能臣，實現了李世民“君臣一體，大治天下”的基本理念，這也是儒家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一個境界，恰好李世民很好地做到了，後世儒生對他多有溢美之辭，是可以理解的。
有趣的是，費正清和催瑞德二位先生認為“魏征很少參與實際行政和決策工作，他並不是作為從事實際工作的政治家而成為當時和後世的有代性的人物。”⑤
對此，似值得商榷的。從貞觀之始制定的策略不難看出，魏征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李世民見他有如此本事，豈有不用之理？事實上，在對突厥、對國內少數民族的矛盾上，李世民也非常願意聽取魏征的意見，甚至有一次，境內地方力量有“不臣”之疑，李世民本想發兵給予打擊，但魏征不同意，主張先派使者出去了解清楚再說，李世民同意了，結果取得巨大成效，所以李世民說魏征一個提議，勝于十萬雄兵，並給予獎賜。⑥
這些史實，在後人看來，似乎不關痛癢，卻影響數以萬計的士兵的身家性命、涉及到一個國家是否應發動一場戰爭來解決問題。當然，如果境內確實有叛亂，李世民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采措手段去解決，不能一個勁兒地示弱于人，導致國家破裂。但魏政覺得是不是消息有所偏頗呢？他主張先了解清楚然後采取行動，這顯然比李世民貿然要動用武力的構思高明得多了。從這些小節上看，費正清、催瑞德二位教授人為魏征很少參與實際行政和決策工作，是值得討論的。
但是，為什麼後人看重魏征的，不是這方面的表現，反而關注他如何跟“李世民對著干”，冒著“可能給殺頭”的危險犯顏進諌呢？費、催二人也有所同感。這也許間接地證明，中國的封建極權統治年代里，上至臣子、下至百姓都希望君主“納諌”，畢竟，獨裁恐怖的政治，老百姓受夠了，儒家沒有辦法解決，唯有在書本里大大地加以美化，希望影響更多後輩儒生，使他們效仿魏征。是于後世人看到的是“犯顏進諌”的魏征，卻不關注完全有被稱為“傑出政治家”的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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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處按柏楊版《白話資治通鑒》譯文。
②《考異》說，劉餗小說（載述）武徳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李靖）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金帛一無遺。焉今據《實録》紀傳結盟而退未嘗掩襲，小說所載為誤。
③ 見《新唐書•；魏征傳》。此外，在《貞觀政要》政體部份也有這段文字的載述。不過它敘述的日期是貞觀七年。《新唐書》沒有提到具體日期，只以“先是”帶過。趙克堯、許道勳二位先生在《唐太宗傳》里認為，時間應該在李世民即位之初才符合事實。今按趙、許二先生人說法。
④ 請參看《唐太宗傳》第六章，第一節。趙克堯、許道勳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請參看《劍橋中國隋唐史》第四章，第一節。費正清和催瑞德著。筆者參考的是中譯本子。
⑥ 請參看白楊版的《白話資治通鑒》，第45冊，《玄武門》公元六二七年丁亥這一節。這是因為嶺南（大庾嶺以南）的酋長馮盎和談殿等相互攻擊，好久沒有到中央朝見，地方縣州就以為他們叛變。消息傳到長安城，李世民始先還以為是真的，就打算動用武力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