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世稱臨川先生。慶曆二年，22歲的王安石考中進士，曆任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在任期間，他體察民間疾苦，對基層社會情況有了較為充分的認識。這為他此後的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王安石文學造詣也十分深厚，與韓愈、柳宗元、蘇軾等人並稱“唐宋八大家”。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贊歎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意思是後來人是無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學成就的，評價之高，不難想見。
王安石對仕途的規劃與他人不同，絕大多數官員都爭著做京官，而他卻屢次辭去進京升官的機會，選擇在地方上埋頭苦干近20年之久。許多人推薦他，王安石托故不出。像歐陽修、文彥博這樣的朝廷大員，也三番五次地希望他出任京職，都被他拒絕了。嘉祐三年（1058）十月，在多次推辭無效的情況下，王安石被調到京城，擔任三司度支判官。由于政績突出，嘉祐五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同修起居注。這一官職是清要之職，晉升的機會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辭，不肯受命。最後朝廷實在沒辦法，派人把委任狀送到王安石家，王安石竟然躲進廁所之中。朝廷一再下令，王安石才被迫接受這一官職。
多年的地方官經曆，使得王安石對北宋社會問題有了深刻的認識，政治上也逐漸成熟起來。在京期間，王安石將多年來的想法，寫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份《言事書》指出，宋王朝內部潛伏著諸多矛盾與危機，並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改革的具體意見和辦法，希望能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這篇萬言書不僅是王安石本人政治立場和見解的高度概括，而且成為此後指導變法的總路線，對宋代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仁宗似乎並無進取之心，加之忙于立儲之事，王安石的這份萬言書沒有引起仁宗和執政大臣的重視。
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在此後的4年間，王安石在金陵興辦書院，收徒講學，陸佃、龔原、李定、蔡卞等人此時都是王安石的弟子，這為後來變法培養了一批人才，也為變法作了輿論上的准備。
雖然王安石當年所上的《萬言書》沒有引起仁宗的注意，要求改革的願望未能實現，但他因此受到主張改革的士大夫的廣泛關注，成為這一群體的代表人物。大家把變法圖強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時間天下公論：“金陵王安石不做執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輿論紛紛揚揚，王安石身價倍增，一時間成為婦孺皆知的名人。
神宗對王安石也是傾慕已久。在未繼位之前，神宗就看過王安石的那篇《言事書》，非常贊賞王安石的見解。神宗身邊的親信韓維也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給神宗講解史書時，每每到神宗稱好時，就說：“這不是我的觀點，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見解。”這樣，雖然神宗沒有見過王安石，但王安石在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是非常高大。
王安石的性格比較執拗（niu），人稱“拗相公”。他一心治學而不修邊幅，經常蓬頭垢面出現在眾人面前。仁宗在世的時候，有一天宴請群臣，大臣們在池塘釣魚。王安石對釣魚沒什麼興趣，專注思考其他事情，竟然把盤子里的魚餌都吃光了。仁宗以為，誤食一粒魚餌尚情有可原，但是把整盤魚餌都吃光，實在不合常理，他感覺王安石是個奸詐之人，很不喜歡他。在保守傳統的人們眼中，王安石是個古怪的人，甚至有人從王安石的面相上斷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以張方平、蘇洵為首的官員反對神宗重用王安石。但這些沸沸揚揚的議論並沒有動搖神宗的決心，他決定把王安石召到身邊親自考察。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
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為知江甯府，幾個月之後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甯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神宗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神宗與王安石晤面，聽取王安石有關政治、財政經濟以至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與自己成就大業的人才。而王安石亦被神宗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神宗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持有著密切關系。
熙甯二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要負責變法事宜。同時調整了人事安排，組成新的執政班子。神宗任命的五位執政大臣有“生老病死苦”之稱。“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機勃勃地籌措變法。“老”指曾公亮，他年近古稀。“病”指富弼，他因為反對變法而稱病不出。“死”指唐介，他反對變法，每日憂心忡忡，變法剛開始就病死了。“苦”指趙抃（bian），他不贊成變法，但又無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
王安石要求變法，既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也不是為了滿足個人野心，完全是出于一片報國之心。雖然貴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卻極為樸素，他從未貪汙一分錢，也不接受別人的禮物。金錢對他似乎毫無吸引力，他連自己俸祿的數量都不清楚，拿回家之後，任家人隨便花銷。王安石這種無私為國的精神感動了神宗，在他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師益友，兩人之間的關系已經超出了君臣之誼。變法前期，神宗對王安石言聽計從，幾乎所有大事都要與王安石商量。新法實行之後，引發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矛頭直指王安石。神宗雖然有過遲疑和動搖，但最終還是堅定地站在王安石一邊。
熙甯重寶正是因為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使得變法得以迅速實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稅、保馬等諸項新法相繼出台。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較廣泛，幾乎涵蓋社會的各個方面。
這場變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複了生機與活力。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7億畝，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為漢代、唐中葉的數倍至數十倍，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宋朝軍隊的戰斗力也有明顯提高。然而，變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坎坷，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臨著巨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