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它還是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正如黃裳所言：“關于梅先生的幼年以及家世種種，更從他的許多親長和老朋友那里得到了可貴的補充。 有關的文獻記錄、攝影畫像，除了梅先生自藏的以外，也還有許多是由于朋友的慨然相假或指示才能找到的。
最主要的是，這件工作必須要做到‘真實’。
我們衷心希望這是一部可以‘留贈後人’的真實的‘長編’史料，使讀者可以從這里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知識，可以吸引過來化為自己的血肉，同時也從這里看到了曆史。”
《舞台生活四十年》刊出後，立即受到廣大讀者的熱情關注和歡迎。
半個月後，上海著名的書法家潘伯鷹寫信給《文彙報》社長徐鑄成說：“近頃從貴報拜讀許姬傳先生所著梅蘭芳君之自敘傳，此乃近日罕見之佳著，不僅以資料之名貴見長，不僅以多載梨園故實見長，其布置之用心與措辭之方雅，皆足見經營之妙。
且其敘次之中，尤富教育意味，如所記梅君從吳菱仙學戲、論楊三絕藝、論工各節，皆深得甘苦之言，特為有味，足以使青年有志藝事者，發其深省，雖有心人不易遽逢，然許君之功不可沒矣。”
後來單行本第一、二集分別于1952年、1954年出版。
柯靈補充一段往事：“至于後來出版單行本，則完全由黃裳一手策劃促成。
其間還發生過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有人向一家出版社接洽印行《舞台生活四十年》，條件是他要在版稅中抽成。
這種事情，即使在舊中國，也從未有過，而這位同志居然在新中國建國初期這麼干，其超人的勇敢，真使人不可思議。
梅本人和許氏兄弟，當然至死也不知有此一事。”至于第三集的寫作，則因梅蘭芳工作繁忙，直到1958年《戲劇報》約稿，才又正式提上日程。
第三集的寫作，按預定的提綱，涉及更多的梨園舊事，采訪和搜集資料的工作量很大，困難頗多。
梅蘭芳看到許姬傳有點躊躇，便開玩笑地說：“事情總是開頭難，但慢慢就苦盡甘來，樂在其中。
我是望七之年，你已花甲一周，照這個提綱寫是很辛苦，我們要抖擻精神，緊鑼密鼓地干。”這一席話，鼓起了許姬傳的干勁。
為寫好其中余叔岩這一章，他先後訪問了老藝人、老朋友、余門弟子、與余合作過的演員、樂隊等五十余人，除了向朋友借閱資料，還在圖書館摘抄了不報刊資料。
不久，梅蘭芳病逝，許姬傳根據他的遺言，繼續考訂、修改、補充，成稿後在香港《文彙報》發表。
《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出版，是對編寫中國戲曲曆史的一大貢獻，贏得了一致的好評，成為傳世之作。
作為執筆者，許姬傳不辭辛勞，一絲不苟，實功不可沒。
梅蘭芳比許姬傳大七歲。
許姬傳成為梅蘭芳的秘書後，梅蘭芳對許姬傳是處處關心、提攜，許姬傳對梅蘭芳是事事尊重、匡助，兩人關系之密切自不待言。
在許姬傳的眼中，“梅蘭芳由于出身貧苦，長期生活、奮斗在社會底層，從青年時代就養成一種急公好義的豪俠性格，舉凡義演，無不傾力參加。
貧苦無依的同行藝人投奔他時，他總是解囊相助，從無難色。
即使在他自己極度困窘，隱居上海，以鬻畫求生的年月，仍然肝膽照人，一如既往”。
而梅蘭芳的注重民族氣節，尤為許姬傳所推崇。
他說，在盧溝橋事變之後，梅蘭芳毅然放棄他半生經營的北京“綴玉軒”故居，遷居上海。
而當上海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想利用他收拾人心，點綴升平，派上海流氓頭子托人要他在電台播一次音。
梅蘭芳借口要到香港演出，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在香港演出後，他以嗓子退化不能再登台演出為由，定居香港。
1941年，杜月笙從重慶到香港，約他到重慶演出，也被他托詞回絕。
香港淪陷後，日軍司令酒井企圖脅迫他演出，見他已蓄起胡子，不禁驚訝，梅蘭芳聲稱自己年紀大了，應當退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