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通過各種途徑調查，結果發現是黃秋岳在會後將此事透露給其子黃晟，而黃晟素來親日，便將此軍事機密泄漏給日寇，最後南京軍委會會審，黃秋岳父子于同年8月26日，以叛國罪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對于此事，顯而易見，黃秋岳漢奸案罪行重大，案情確鑿，在當時或事後似乎都別無異議，且早已為史家所采信，幾成定論。
然而，名記者兼作家曹聚仁卻依事論理，寫了一篇題為《也談黃秋岳》的時評，他認為：“黃秋岳父子，以文士的散漫習氣，終于替日本方面做情報工作，那是事實。
但做情報工作，乃是他做中央政治會議秘書的時期。
他實在也很懶，只是把政治會議的決議案原封不動地交給日本使館而已。
這樣，日本方面所公布的有關國民政府的政治會議決議案，和南京方面一樣迅速。
這就引起了國民政府當局的懷疑。
經過偵察，知道和黃秋岳的秘書工作有關。
因此，1935年春天，便把黃秋岳從中央政治會議秘書的職位上調開，他就失去了參與機密的機會了。
邵力子先生也對我說：‘黃秋岳是不會知道軍事會議的軍事秘密的。
’”曹聚仁又說：“1937年8月間，日方已有在沿海作戰的計劃，因此，把他們在長江的海軍集中到長江下游來。
他們的軍艦下駛，比國軍沉船封江早一星期，所以用不著黃秋岳父子來送情報的。
到了今天，還說黃秋岳父子出賣長江封鎖計劃，也就等于說‘九一八’之夕，張學良陪著胡蝶跳舞一樣，不合事實。”學者陳禮榮在《民國“肅奸”的一大疑案》一文中，基本肯定了曹聚仁的論斷，他認為曹聚仁所做出的結論，絕非為漢奸洗冤，而在于告誡世人要記住“眾惡之必察”的明訓，強調對于史事的考辨須得真實可信。
曹聚仁在文章的結尾肯定地說：“所以，黃秋岳父子是漢奸自不待言，但他們並沒有出賣長江封鎖的機會。”陳禮榮認為，如果恰似曹聚仁所言，黃秋岳早在1935年春便被當局從中央政治會議秘書的職位上調開了，可為什麼一直到事發兩年之後，才會被當作“向日本出賣我國封鎖江陰重要軍事情報”的間諜被處決呢？這是不是意味著，面對一再失利的軍事敗績，當局為了鼓舞軍心民氣，不得不拉個人出來“祭刀”？假如曹聚仁所說不謬，那麼像黃秋岳這樣既有一定社會聲望，且又是個無職無權的末路文人，當局就是殺掉他也根本不算什麼！
十年後的1947年春，史家陳寅恪偶讀《花隨人聖庵摭憶》，有感而發，曾寫下一首《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庵筆記〉深賞其〈游台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
詩曰：
當年聞禍費疑猜，今日開編惜此才。
世亂佳人還作賊，劫終殘帙幸余灰。
荒山久絕前游盛，斷句猶牽後死哀。
見說台花又發，詩魂應悔不多來。
詩畢意猶未盡，陳寅恪複題短跋于後：“秋岳坐漢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殺。
然今日取其書觀之，則援引廣博，論斷精確，近來談清代掌故諸著作中，實稱上品，未可以人廢言也。”陳禮榮認為陳寅恪對于黃秋岳漢奸案的最先反應“聞禍費疑猜”，顯然是有其道理的。
尤其是在“世人皆曰可殺”的情勢下，他在詩的結尾處寫下“見說台花又發，詩魂應悔不多來”之句，應當包含著更多的無奈與悲哀。
然而，畢竟是事關民族大義，所以他只能以“未可以人廢言”的忠告來勸勉世人正確看待黃秋岳及其《花隨人聖庵摭憶》。
按理而論，假如黃秋岳真像政府當局及新聞傳媒所指控的那樣，陳寅恪斷然不會也不必要對其下場有如此“聞禍費疑猜”的情緒反應。
無獨有偶，錢鍾書早在1943年就曾寫有《題新刊〈聆風詩集〉》七律一首，《聆風詩集》是黃秋岳的作品，錢鍾書詩云：
良家十郡鬼猶雄，頸血難償竟試鋒。
失足真遺千古恨，低頭應愧九原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