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美演出的款項所需約十萬元，五萬元由齊如山找到當時的教育部次長李石曾設法籌妥，其余的五萬元由馮耿光、吳震修在上海代為籌集。
而臨行前旅費還是不夠，馮耿光見梅蘭芳決心赴美，志在必成，便使出了渾身解數，動用了他在銀行界的全部關系，居然又張羅了十來萬元。
這樣，梅劇團一行21人才能如期赴美訪問演出。
期間，梅蘭芳為了籌備赴美演出，幾乎把私人積蓄全部拿出，待到上船之前，連養家糊口的“十擔干柴，八斗老米”，也是由馮耿光接濟的。
而據說，為了贊助梅蘭芳赴美，馮耿光甚至賣掉了老家的田地。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的侵華氣焰甚囂塵上，北平的局勢日甚一日。
前一年就到上海的馮耿光一再來信催梅南遷。
是留在北平，還是南遷上海？梅蘭芳面臨著人生的一項重大抉擇。
齊如山從梅蘭芳藝術上尚需進一步發展考慮，認為還是留在北平為宜；馮耿光則從經濟、政治計，亟力鼓動梅蘭芳南遷。
最後梅蘭芳還是做出了舉家南遷的決斷。
1933年冬遷居上海後，梅蘭芳一家先在法租界滄州飯店住了一年，後來馮耿光給他在僻靜的馬斯南路上租了房子。
陳定山在《春申舊聞》中說：“那是蘭芳藝術飲譽最高、爐火最純青的時代，出演于四馬路天蟾舞台（原來的天蟾已由永安公司收買，改建商場，即後來的七重天）。
一時輿論，說程豔秋的好，好在貨賣識家；梅蘭芳的好，則連登三輪車的也會入迷。
事實也確是如此。
我有一天到浴德池洗澡，堂子里清蕩蕩的，我說：‘今天怎麼的？’跑堂的笑笑，歎口氣說：‘人家聽梅蘭芳去都來不及，還有人來洗澡嗎？’這不是挖苦，而是證明梅戲受人歡迎的普遍。”那幾年間，馮、梅關系更形親密。
1935年，梅蘭芳應邀訪問蘇聯。
與五年前的訪美相比，首先是經濟上沒有風險，同時有赴美的經驗可資借鑒，成套設備和宣傳資料都有舊章可循。
但梅蘭芳對此仍不敢掉以輕心。
因齊如山遠在北平，這一次訪蘇除了自己努力外，不得不格外倚重馮耿光了，馮耿光自然又義不容辭地擔起了籌款的重任。
訪蘇的經費至少要法幣18萬元，據孫曜東說：“後來，在籌備訪問蘇聯的經費時也是這樣，由馮耿光、史量才、張公權、錢新之、陳光甫、梅蘭芳等成立了中國戲劇協進會，商量由協進會籌款10萬元，梅蘭芳自己承擔3萬元，國民政府財政部撥發5萬元，幾方面合力才得以解決。”梅蘭芳訪蘇前，為了安全起見，還向馮耿光“托妻寄子”。
馮耿光不負重托，將梅蘭芳的子女接到自己家中，以免除梅蘭芳的後顧之憂。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上海失守，梅蘭芳雖身居租界，仍不時受到敵偽分子的騷擾，深感上海已非久留之地，決定遠走香港，首先由馮耿光到港預為布置。
1938年春天，梅蘭芳接受香港利舞台的邀請，第四次率梅劇團赴港演出。
演出結束，梅劇團北返，梅蘭芳則留在香港，住香港干德道，深居簡出，閉門謝客。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香港淪陷，梅蘭芳和馮耿光滯留在香港，而這邊梅夫人福芝芳留在上海，兩地相思。
據陳定山說：“日本人答應蘭芳可以用飛機送他回來。
馮幼偉也在香港，便想跟著回來，幾次對梅大爺說。
梅也幾次和日本人商量。
但日本人則說：‘你是藝人，可以；他是什麼？不可以。
’梅因馮之不能同行，自願留在香港。”而由于馮耿光早年留學日本，所以每遇日本軍人騷擾，通常都是由馮耿光充當翻譯。
他們直到1942年夏才返回上海，梅蘭芳和馮耿光患難與共，度過了五百多個惴惴不安的日日夜夜！
孫曜東說：“香港淪陷後，（馮耿光）被日本人軟禁在一家飯店里，又用軍用飛機押解回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