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24日，梅蘭芳由大和輪送至浦口，臨行時，張謇及地方士紳送至城外“候亭”（此亭為張謇為梅蘭芳來南通而趕建），並有《候亭送梅郎二絕句》，其一云：“昨日來時江有風，今朝歸去日融融。
天意為郎除恐怖，明年歡喜到南通。”其二云：“緣江大道接郊垌，碧瓦朱楣跨候亭。
今日送人開紀念，平原草白麥苗青。”
同年5月26日，梅蘭芳第二次到南通，同行的還有王鳳卿，仍是張謇派專輪去迎接。
這次梅蘭芳在南通只演出三天，劇目有《天女散花》、《玉簪記》、《黛玉葬花》、《嫦娥奔月》等，29日晨便因祖母電促匆匆離開。
梅蘭芳寫了三首唱和詩，感謝張謇的厚意。
其中一首寫道：“積慕來登君子堂，花迎竹戶當還鄉。
老人故自矜年少，獨愧唐朝李八郎。”另一首寫道：“公子朝朝相見時，寓中日影到花枝。
輕車已了尋常事，接坐方驚睡起遲。”第三首是：“人生難得是知己，爛賤黃金何足奇。
畢竟南通不虛到，歸裝滿篋嗇公詩。”對張謇的厚愛，充滿感激之情。
兩年後的1922年6月10日，梅蘭芳第三次到南通，當晚即演出一場，次日又連演兩場，因正在組織承華社，事務緊迫，第三天即離開南通返京。
此行主要是為慶賀張謇七十大壽，雖然來去匆匆，但張謇還是陪梅蘭芳參觀了伶工學社的新校舍。
張謇與梅蘭芳最後一次晤面是在1924年初，張謇因事去上海，恰逢梅蘭芳在滬演出，應邀連看三場，劇目依次是《紅線盜盒》、《霸王別姬》和《洛神》。
張謇看後連連稱贊梅蘭芳的藝事精進及其塑造舞台形象的超凡能力，並對三劇中待完善之處提出了商榷意見，尤其對《洛神》一劇，從排場、語言到道具等均有涉及，希望它成為神話歌舞的開創性作品。
1月17日，張謇離上海回南通後，又寫下《喜晤浣華旋別》詩一首贈給梅蘭芳。
梅蘭芳早有赴美演出計劃，他曾寫信征求張謇的意見，張謇回信說：“此行為名為利，須先審定；即云為名，為一人之名，為一國之名，須先審定；為一人之名則助少效薄，為一國之名則助多效大，須審定。
須知何劇合歐美人觀念心理，不宜單用二黃。
劇本恐須改編，不合外人觀念的，須刪節潤色。”1924年，張謇還特為梅蘭芳擬定了“出行大要”十四款，囑望梅蘭芳此行“能代表一國之美藝”，為國爭光。
可惜的是梅蘭芳後來延遲出訪，等到他1930年訪美歸來時，張謇已辭世四年矣，沒來得及共享他的榮耀。
1926年8月24日，張謇因病去世，噩耗傳到北京，梅蘭芳當即致電張謇之子張孝若：“太翁仙逝，至深哀悼，謹唁。”唁電雖極簡短，但失去一位彌足敬重的良師益友，梅蘭芳心中的悲傷，是難以用文字來表達的。
張謇與梅蘭芳，盡管他們各自的社會角色不同，年齡也相差近四十歲，但客觀條件的差異，並未妨礙他們為弘揚傳統戲曲藝術而建立起的情誼。
反觀之，歐陽予倩在南通主持校務三年，這是他對京劇改革的初步實踐，但在當時的社會，他的主張必然會遇到曲折和障礙。
在他和張謇友誼甚篤之時，就有不期之憂。
1919年12月，歐陽予倩在給袁寒云的信中提到與張謇的關系時，就有“懼不克終”的字眼，沒想到卻一語成讖，在1921年底，歐陽予倩終于懷著極端失望的心情，把校務交給了吳我尊，毅然離開南通，重返舞台。
他在《自我演戲以來》一書中不無感慨地說：“我到南通住了三年，本抱有幻想，不料一無成就……唯有抱著無窮的煩悶，浮沉人海而已！”
究竟是何原因使得張謇與歐陽予倩終至不歡而散、分道揚鑣呢？歐陽予倩在《自我演戲以來》一書中說：“張季直待我不錯，我也以長者尊敬他。
不過彼此思想很有距離，他到底不失為狀元紳士，我始終不過是一個愛演戲的學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