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韻，向有十大名曲一說。這十大古代名曲分別為《高山流水》、《廣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陽簫鼓》、《漁樵問答》、《胡笳十八拍》、《漢宮秋月》和《陽春白雪》。據專家考證，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樂譜大都失傳，今天流傳的不少譜本都是後人偽托之作。 這些樂曲被曆代樂師冠以十大古曲名，以曆史典故為旁襯，從而借古人之舊事以壯聲勢。大路于音樂並非行家，雖偶爾聆聽古曲，卻櫝珠難辨，反而對古曲背後的逸事掌故的興趣更為濃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貼，重點在于與眾友共話古韻陳事之曲直長短，而不在于交流音樂，還望方家達人多多指正。此處權作小引。 一、友誼篇，千古佳話之──《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春秋戰國時代，鄭國人列禦寇在《列子•；湯問》中記載，“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無論是“志在高山”，還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現某一主題或意象時，鍾子期必能領會其意。一日，伯牙與鍾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陰，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悶，于是彈奏了一會琴。琴曲起初表現的是雨落山澗的情景，接著模擬山流暴漲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彈奏完畢，鍾子期“輒窮其趣”，把曲中意象說的窮極通透。伯牙于是離開琴而歎道：“善哉，善哉，閣下能聽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隱藏的了我的音聲呢？”于是二人成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 並無伯牙因鍾子期離世而從此不再鼓琴的內容。 大約成書于公元前三世紀的《呂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類似的記載：“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時而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摔琴絕弦，終身不複鼓琴，以為世拮愀次那僬摺?”《呂氏春秋》的記述與《列子》的記述大致相當，但交代了結局：鍾子期死後，伯牙“終身不複鼓琴”。 《呂氏春秋》雖非信史，但有《列子》記述在前，其內容也並非毫無根據。于是伯牙不複鼓琴一說被當作佳話流傳下來。伯牙在當時應該很知名，荀況在《勸學》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雖然語近誇張，但大音樂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無疑問的。 《列子》和《呂氏春秋》之後，西漢的《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東漢的《風俗通義》、《琴操》、《樂府解題》等等眾多古籍紛紛援引。這些作品里，有關伯牙的描述，在內容上更為豐富。例如東漢蔡邕的《琴操》中還記載了伯牙向音樂家成連拜師學習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馮夢龍的《警世通言》開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在這篇小說中伯牙成了樂官俞伯牙，鍾子期卻成了漢陽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來字的典故此時完全變成了人物、地點、情節樣樣俱全的話本小說。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鍾子期這一段千古佳話，之所以能在兩千多年里廣為流傳，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文化精神在這段佳話中得到充分的體現。明代朱權成的《神奇秘譜》對此做了精當的詮釋：“《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樂山之意。後志在乎流水，言智者樂水之意。”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高山流水》蘊涵天地之浩遠、山水之靈韻，誠可謂中國古樂主題表現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並沒有流傳于世，後人無從領略伯牙所彈之曲的絕妙之處。所以，後人雖不斷傳頌《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對音樂並無切身體會。 因而這個佳話得以流傳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與鍾子期之間那種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當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斷弦絕音。岳飛在《小重山》一詞中“知音少，弦斷有誰聽”，正是伯牙當時心境的准確反映。伯牙的絕琴明志，一者做為對亡友的紀念，再者為自己的絕學在當世再也無人能洞悉領會而表現出深深的苦悶和無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爾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難以領會其樂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會感到孤獨，才會發出知音難覓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戰國的諸子典籍多次記錄轉載，是與當時“士文化”的背景分不開的。先秦時代百家爭鳴，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國家觀念淡薄，並不忠于所在的諸侯國。這些恃才之士在各國間流動頻繁，他們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們希望能遇見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諸侯王公，從而一展胸中所學。這幾乎是幾千年來所有讀書人的夢想。然而能達到此目標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一生懷才不遇而汲汲無名，有的或隱身市肆，有的則終老山林。由此可見，《高山流水》在先秦時代就廣為流傳，是因為這個故事背後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來引起無數人的共鳴當在情理之中了。 二、刺客的高義，名士的絕響──《廣陵散》 《廣陵散》，又名《廣陵止息》，是一首曲調較為激昂的古琴曲。根據劉東升的《中國音樂史略》，《廣陵散》大約產生于東漢後期。據說，《廣陵散》這一曠世名曲，因聶政刺韓相而緣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絕世。因而古曲《廣陵散》的背後，實際上包含了聶政和嵇康的兩個典故。 《廣陵散》的各曲段分別為井里（聶政故鄉）、取韓、亡身、含志、烈婦、沉名、投劍、峻跡、微行，與聶政刺殺韓相的整個過程大致相切合。 《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第二十六》中記載，聶政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著名的勇士。當時韓國大臣嚴遂（字仲子）與韓相韓傀（字俠累）產生了仇隙。嚴仲子花重金試圖收買聶政去刺殺俠累。聶政原本為一市井“屠狗輩”，因要贍養老母，故拒絕了嚴仲子的厚禮。後來聶政的母親離世，聶政在安葬母親之後，對嚴仲子說自己本來是市井之徒，而嚴仲子作為“諸侯之卿相”，不遠千里，驅車前來以重金邀請。此番禮遇，聶政自然要回報，因此他“將為知己者用”，誓死報答嚴仲子。嚴仲子說自己的仇人是韓相俠累。他一直想請刺客去刺殺俠累。但俠累是韓國國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圍防衛森嚴，恐不易得手。聶政隨即答應了嚴仲子的請求。 聶政仗劍只身前往韓國邑都。到了邑都後韓相俠累正在府中。俠累雖然有大量侍衛層層保護，但聶政還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殺了俠累。《史記》中只用了簡略的語言描述了驚心動魄的刺殺場面，“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不止，又連殺數十人。聶政最後把劍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聶政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有人認出自己而連累嚴仲子。後聶政被暴尸于市，可無人認得他。韓國國君以百金懸賞提供線索的人。 後來聶政的姐姐聶榮聽說有刺客刺殺了韓相而被暴尸街頭，就懷疑是自己的弟弟聶政所為，于是聶榮立即動身到韓國去探詢究竟。聶榮到達聶政的暴尸之處後，認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聶榮對圍觀者說：“這是我的弟弟聶政，他受了嚴仲子重托來刺殺俠累。為了避免株連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連累聶政的聲名啊。”然後聶榮哀慟而死。根據索隱對《史記》的注解，聶榮顯然誤會了聶政的意圖。聶政這麼做的目的是保護嚴仲子，而聶榮以為是為了避免連累自己。但聶榮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聶政成為無名刺客。 聶政刺殺俠累應該是當時非常有影響的政治事件。晉﹑楚﹑齊、衛等國的人聽說此事後，贊賞聶政“士為知己者死”的無畏氣概，又贊揚聶榮是烈女，一個弱女子，不惜“絕險千里”，從而使聶政得以名揚天下。同時又稱贊嚴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無人對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買凶殺人的嚴仲子，是整個事件的幕後主謀。無論是《史記》還是《戰國策》都很中立的提到嚴仲子與俠累之間的矛盾沖突。例如《史記•；卷八十六》里這樣說，“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戰國策•；韓策二》提到，“韓傀相韓，嚴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于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于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可見當時兩人已經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誰也不知。 以現代人的標准來看，刺殺一國政要是非常嚴重的罪行，聶政也許是最凶殘的恐怖主義分子之一。根據《戰國策•；韓策二》的記載，聶政當時還刺傷了正在俠累府中的韓國國君韓哀候。《史記•；表》中提到這一事件時，僅一句，“賊殺韓相俠累”。不提聶政的名字，而簡略為“賊”，明顯帶有貶抑刺客行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傳里則對聶政的事跡基本上采取了一種正面的肯定態度。另外，《戰國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稱贊聶政是“士之怒”，氣概絲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還說：“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當時天現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聶政刺韓相是順應天命。可見，聶政的行為在當時被看作是英雄義士的行徑。 《廣陵散》琴曲最早出現的年代大約為東漢後期。在東漢蔡邕的《琴操》里，這次刺殺變成了一則民間故事。在這則故事里，聶政殺的不是韓相，而是韓王。聶政也不是為嚴仲子而行刺，而是為父報仇。原來聶政的父親為韓王鑄劍，由于不能及時交付而被殺。于是聶政成了遺腹子。長大後聶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學會了鼓琴的絕藝。聶政還掌握了異容術，變得無人認識自己。一天聶政在鬧市鼓琴，“觀者成行，馬牛止聽”。韓王聽說後立即召見了聶政，命聶政當眾鼓琴。這時聶政取出琴中藏匿的 劍，一舉刺殺了韓王，為父親報了仇。後來伏在聶政尸體上慟哭不止的不是聶榮，而是聶政的母親。這個故事被蔡邕取名為“聶政刺韓王”。 這個“聶政刺韓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廣陵散》的曲情。雖然故事情節與史書的記載有太多出入，但《廣陵散》一曲主要表現的內容，如取韓、亡身、含志、烈婦、沉名、投劍等，並未因故事的走樣而減色。 聶政所在的時代大約過了六百多年，西晉一位才智超絕、曠邁不群的人物，使《廣陵散》成為千古絕響。這個人就是“竹林七賢”中最有影響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晉時期傑出的思想家、詩人和音樂家。當時司馬氏與曹魏爭權，“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邊，對司馬氏始終抱著不合作的態度。嵇康對司馬氏集團的抵觸最終招來了殺身之禍，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亂政”之罪被斬首。 嵇康曾被鍾會指責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獨立不羈，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世說新語•；雅量第六》中記載，“嵇中散（嵇康）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學生上書“請以為師”，司馬昭也不允。為了鏟除異己，司馬氏早已族滅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門望族，如何會對嵇康這個名士下不了手呢？ 《廣陵散》雖“聲調絕倫”，但曆來有人批評《廣陵散》“最不和平”，“憤怒躁急”，有所謂“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當時在刑場上以此曲來抒臆積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聲無哀樂論》的嵇康，一向主張音聲來源于自然的本質，而與喜怒哀樂等主觀情感無關。嵇康臨刑時，神氣不變。但曲為心聲。不知嵇康面對大辟之刑時如何在“怫郁慷慨”處，表現出“雷霆風雨”和“戈矛縱橫”的氣勢，從而以此曲作為對強權的最後反抗？ 千年後重聽此曲，不能不念及聶政，不能不遙想嵇康。 三、逸士胸懷鴻鵠之志──《平沙落雁》 據說《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來流傳最廣的古琴曲，現存的琴譜就達五十余種。與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後，並無膾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載于明代崇禎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這樣解題《平沙落雁》： “蓋取其秋高氣爽，風靜沙平，云程萬里，天際飛鳴。借鴻鴣之遠志，寫逸士之心胸也。……通體節奏凡三起三落。初彈似鴻雁來賓，極云霄之縹緲，序雁行以和鳴，倏隱倏顯，若往若來。其欲落也，回環顧盼，空際盤旋；其將落也。息聲斜掠，繞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應，三五成群，飛鳴宿食，得所適情：子母隨而雌雄讓，亦能品焉。” 按說崇禎七年的時代，正是明朝飽受內憂外患困擾的時代。朱明王朝王祚將盡，天下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此時刊印《古音正宗》，也許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題文字意趣昂然，並無半點憂天憫地的情緒在內。也許“借鴻鴣之遠志，寫逸士之心胸也”兩句，正是中心點題之句，以示儒家倡導的“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隱士，指隱居山林的讀書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從現實急流中退卻下來的文人，在山林、田園中找到了最後的棲身之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的說法。中國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國隱逸文化影響甚深。逸士雖“處江湖之遠”，但社會影響力有時並不弱于“居廟堂之高”者。 最早的隱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商朝的伊尹曾隱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隱于山野。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隱士層出不窮。漢代以後，隱士的身份已經有了明確的定義，一般指那些不與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響力的人。三國魏晉時代是隱逸最盛行的時代，士人“以高隱為貴”，諸葛亮、陸機、王猛、謝安等曆史名臣都曾有過隱逸的經曆。 真正的隱士應該“只釣鱸魚不釣名”，但是，漸漸地，自魏晉以降，隱逸卻有極端化、世俗化的傾向。隱士中的一些人，他們不但“釣名”，而且“釣利”。他們把隱逸做為獲取名譽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當權者，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刻意逢迎隱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隱”充“高隱”。 《晉書•；列傳第六十九》記載，隆安二年(399年)，東晉權臣桓玄（桓溫之子）發動叛亂，把持了東晉朝政。自魏晉以來曆代都有隱士，偏偏當時卻一個也沒有。桓玄覺得很沒面子。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他趕緊派人找來了西晉著名隱士皇甫謐的六世孫皇甫希之。先讓皇甫希之隱居山林，由桓玄資助各種費用。然後桓玄下召將皇甫希之征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辭不接受，然後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為“高士”。此事傳為舉世笑談，時人戲稱這種隱士為“充隱”。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見于唐代劉肅編的《大唐新語•；隱逸》。唐時的盧藏用考中進士後，特地隱居終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與當時的朝士交往密切，後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遺，時人稱之為“隨駕隱士”。另一個隱士司馬承禎嘗被召，將還山，盧藏用指著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司馬承禎慢慢道：“以在下看，這是仕官的捷徑啊。”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終南捷徑”。此時隱逸已成為一條做官捷徑了。 士人的隱逸，根據其價值取向，大致可分為儒之隱和道之隱。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則進，天下無道則隱。儒之隱者大都抱有“兼濟天下”的抱負。而道之隱則無任何功利目的，通過遁世來使心靈獲得最徹底的明澈和甯靜。對于那些既有從政經曆又有隱逸經曆的人來說，其隱逸分為仕前隱和仕後隱，即先隱後仕和先仕後隱。《平沙落雁》所表現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雖身處隱逸之地，猶胸懷“鴻鵠之志”，應屬于儒之隱和仕前隱。 真正做到徹底的隱逸，談何容易。自古以來，象陶淵明、謝靈運一樣純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數的逸士，或為世情所困，或因言獲罪，最終歸隱山林，潛居幽廬，也許不過是為世人做出的一種姿態而已。他們表面上超脫，但內心里也許從未平靜過。 從這個角度來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對懷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勵志，和對因言獲罪而退隱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橫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潔，冰肌玉骨，凌寒留香，曆來是文人墨客詠歎的對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簫曲，後被改編為琴曲。“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調反複演奏三次。這種反複的處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風中次第綻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個性和節節向上的氣概。 《梅花三弄》的曆史典故是東晉大將桓伊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調》的故事。《晉書•；列傳五十一》和《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里都曾記載了這段典故。 王徽之應召赴東晉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碼頭。恰巧桓伊在岸上過，王徽之與王徽之並不相識。這時船上一位客人道，“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對桓伊說：“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伊此時已是高官貴胄，但他也久聞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車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調，高妙絕倫。吹奏完畢，桓伊立即上車走了。賓主雙方沒有交談一句話。晉人之曠達不拘禮節、磊落不著形跡，由此事可見一斑。 根據《晉書》的介紹，桓伊是武將，被封為右軍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也許是音樂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為人謙虛樸素，個性不張揚，曾立大功而從未招忌。正是由于這樣的性格，他才能靜的下心來精研音樂。《晉書》稱贊了他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東晉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後秦苻堅摔大軍進攻東晉，時任中郎將的桓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共破苻堅于淝水（即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而丞相謝安也因立下存晉之功而進官至太保。後來晉武帝之弟司馬道子與謝安發生權爭，屢進讒言，對謝安極盡誹謗。晉武帝對謝安有了猜疑之心，漸漸開始冷落謝安。桓伊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會上，桓伊為晉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詩》，詩中唱道：“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其“聲節慷慨，俯仰可觀”。使晉武帝甚有愧色。謝安也為之動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曾任黃門侍郎。王徽之行為怪誕，故作超脫，有才而放蕩不羈，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車騎將軍桓沖手下的騎兵參軍一職。一次桓沖問他：“你在哪個官署辦公？”他回答說：“不知是什麼官署，只是時常見到牽馬進來，好像是馬曹。桓沖又問：“官府里有多少馬？”他回答說：“不問馬，怎麼知道馬的數目？”桓沖又問：“近來馬死了多少？”他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複幽默詼諧，但都有來處。西漢時丞相府曾設馬曹，但東晉時軍中並無馬曹一職，王徽之為顯示自己率性超脫，不理俗務，故意說成馬曹。後來，宋代陸游曾有“文辭博士書騾券，職事參軍判馬曹”的詩句，說的就是王徽之這一段典故。上述對話中“不問馬”，來自《論語•；鄉黨》，原是說孔子的馬廄失火，孔子“不問馬”，只問傷了人沒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則來自《論語•；先進》，原文為“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問，令人捧腹，但句句有來曆。其應變之妙，學問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風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聞，二人相會雖不交一語，卻是難得的機緣。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導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誕生。 據說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幾乎成了以秦淮八豔為代表的名妓們的必修科目。槳聲燈影里傳來陣陣清笛聲，為當時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誕生了“停艇聽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觀。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將古曲《梅花三弄》改變為鋼琴曲，其表現主題為毛澤東的詞《卜算子•；詠梅》，即“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姜玉恒演唱過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詞這樣唱道“紅塵自有癡情者，莫笑癡情太癡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撲鼻香，問世間情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許，看人間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從通俗歌曲的角度來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現代人玩古風，無論是表現政治品格，還是表現男女之情，畢竟少卻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見分曉，毋需多言。 、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中提到一個神話中的天神，“刑天與天帝爭，帝斷其首，艘勻槲浚俑善菀暈琛！?後人說，“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淵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這樣的詩句。每當看到這些文字，總令人想起曆史上一位驚天動地的人物，這個人也一樣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氣蓋世”超凡氣概，雖然最後失敗，卻在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這個人就是項羽。華夏如果有一個戰神似的人物，項羽無疑應屬第一人選。 項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膽識和氣勢，古今少有。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終結者。誠如太史公所言，“（項羽）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做為暴秦的終結者，項羽創造了很多奇跡。例如巨鹿之戰，面對秦軍，諸侯皆懼。唯項羽率領楚軍迎戰強大的秦軍。從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項羽任上將軍渡河北上起，至這年七月章邯投降為止，曆時九個月，先後全殲王離軍，收降章邯軍，使秦軍的全部主力喪失殆盡，為推翻秦皇朝創造了條件。又如彭城之戰，千里奇兵突進，以三萬擊敗數十萬劉邦聯軍。 然而，打碎了舊王朝後，他卻不能建立一個新王朝。而劉邦，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長出身，與他的平民追隨者們一道，締造了一個新的大一統帝國，在當時也算得上是前無古人了。 勇猛之余，項羽殘暴的一面也相當驚人。早年攻襄城之戰中，由于秦軍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後項羽將守城將士“皆坑之”。巨鹿之戰後，項羽下令將秦將章邯手下二十萬秦軍將士全部坑殺。漢高祖二年，項羽還支使手下殺了“義帝”。手下謀士韓生勸項羽不成，說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項羽烹殺。項羽還烹殺了劉邦的禦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殘暴並非項羽的致命傷。項羽最大的失誤在于，沒有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政治聯盟。秦亡之後，天下紛爭。項羽曾經自封西楚霸王，並以裂土分封、功臣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這次分封後，諸侯們並沒有效忠自己。由于他的殘暴和賞罰不明，使得他在諸侯間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後回到徐州不到才幾個月時間，就已經反叛四起了。正如賈誼所說，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里的仁誼當然是一種政治手段。項羽顯然不是一個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劉邦最後與項羽決戰時，和韓信、彭越相約合力伐楚，當時韓信、彭越沒並有發兵。最終劉邦承諾把齊地封給韓信，梁地封給彭越，兩人才引兵而來，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對等的資格結下了分地之盟。所以，與其說楚被漢滅，項羽敗于劉邦之手，不如說項楚實際上為被諸侯的聯盟軍隊所滅，漢高祖不過是聯軍領袖罷了。 兩軍陣前，項羽曾對劉邦說：“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劉邦雖在氣概上雖已略輸一籌，但他不以為意，大笑著說：“吾甯斗智，不能斗力。”最後的勝利總是屬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權謀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前，楚漢相爭接近尾聲，雙方會戰于垓下（今安徽靈壁南），三十萬漢軍圍住了十萬楚軍。漢方為瓦解對方軍心，就叫兵士們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離家已久，早已厭倦了連年征戰。楚軍中有人開始唱和，軍心徹底動搖。一看大勢已去，項羽已無計可施，對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則和道：“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劍自刎而死。項羽後來逃到烏江邊，面對滔滔的江水，仰天長歎道：“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于是拔劍自殺。 後人根據這一段垓下之戰作了兩個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漢》。明朝王猷定為明代琵琶演奏家湯應曾寫的《湯琵琶傳》中生動的描述了這支曲子。此曲一開始便是兩軍決戰垓下，一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金聲、鼓聲、劍努聲、人馬辟易聲”此起彼伏，然後一陣沉寂。勝負已見分曉，一片哀怨的“楚歌聲”響起，英雄末路的項羽發出“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後有“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余騎蹂踐爭項王聲”等等。 《楚漢》後來演化為兩個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雖然反映相同的曆史題材，但兩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劉邦和漢軍，重點內容是“十面埋伏”、“雞鳴山小戰”、“九里山大戰”等，樂曲高昂激越、氣勢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項羽和出軍，重點段落是“楚歌”、“別姬”，樂曲沉雄悲壯，又淒楚宛轉，重在描述項羽在四面楚歌聲中與虞姬訣別的場面。前者是贊歌，後者則是挽歌。 杜牧《題烏江項羽廟》詩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杜牧很為項羽惋惜，他認為勝敗“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設項羽渡江，也許會象當年興兵抗秦那樣卷土重來。而王安石則反其意而行，他在《疊題烏江亭》中說：“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誰為君王卷土來。”王安石與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為史家正論。但杜詩表現了一種死中求活的心志，讀來更令人蕩氣回腸。 以上無論是琴曲還是詩，都有兩種不同的立意。後世的觀點中有的揚劉抑項，為劉邦唱贊歌；也有的抑劉揚項，為項羽獻挽歌。這種對立，折射出兩種不同的英雄史觀。即對曆史終結者和曆史建構者所采取的不同態度。 事實上，“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不過是文人的詠歎罷了。當年是天下人共反強秦，楚霸王幾乎靠一己之力，打垮了秦帝國的軍隊，號令天下，莫敢不從。而如今，劉邦攜天下之眾，而自己眾叛親離。戰亂日久，天下人心思定，勢易時移，時局已非當年八百江東子弟起兵抗秦可比。項羽已經徹底喪失了爭天下的資本。朱光潛說：“悲劇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堅強的意志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常常代表某種力量或理想，並以超人的堅決和毅力把它們堅持到底。”項羽至死不承認自己的過錯，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也許這才是項羽。 在《十面埋伏》高昂的曲調中，傳來的不僅僅是勝利者的歡快的號角，還有失敗者非凡的氣概。 六、江月何年初照人──《夕陽簫鼓》 《夕陽簫鼓》是一首琵琶文曲，又名《夕陽簫歌》，此外還有《潯陽琵琶》、《潯陽夜月》、《潯陽曲》等不同版本流傳于世。有人認為《夕陽簫鼓》的立意，來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如《潯陽琵琶》的曲名，即取自《琵琶行》中第一句“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事實上《夕陽簫鼓》的意境與《琵琶行》有較大差異。史上更多人認為《夕陽簫鼓》的音樂內容和其展示的意境，來自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一詩。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改編自《夕陽簫鼓》管弦樂曲，更是直接取名為《春江花月夜》。 《夕陽簫鼓》的曲情基本來自《春江花月夜》的詩情。《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張若虛在初唐算不上是著名詩人，甚至不入《舊唐書》人物列傳。《舊唐書》只是在賀知章的列傳里簡略的提到了張若虛。張若虛是揚州人，曾任兗州兵曹。與賀知章、張旭、包融一起被譽為吳中四士。賀知章是初唐著名詩人，張旭是書法大家，兩人都是杜甫“飲中八仙”詩中的絕頂人物。相比之下，張若虛的名氣遠遠不及與賀知章和張旭。《全唐詩》里只有兩首張若虛的詩，除《春江花月夜》外，另外一首為《代答孤夢遠》。 張若虛雖不著名，但他擁有這首被後人稱為“孤篇冠全唐”的《春江花月夜》，足以使他在初唐至盛唐那個天才輩出的年代里占有一席之地。《春江花月夜》本為樂府舊題，屬樂府清商曲，據說此曲為陳後主叔寶所創，在隋唐時較為流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其格調與境界遠在同題的宮廷詩之上。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此詩一開始便立意高遠，氣勢雄渾。從春江到海潮，從江樹到花林，從月升到月落，從現實到夢境，張若虛給世人描繪出一副似幻似真的圖景，蒼茫深闊，靜謐優美。“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四句，曆來被認為包含了對人生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用聞一多的話來說，“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沒有錯愕，沒有憧憬，沒有悲傷”。此詩結尾有游子思歸、離愁別恨等情緒，雖略顯感傷，仍不減大氣。 奇怪的是，從唐、宋到明代前期，各家詩評很少關注此詩，自然也無人承認它是一篇曠世傑作了。自明代以後的唐詩選本里才開始收錄這首詩。明代鍾惺在《唐詩歸》中評價道：“淺淺說去，節節相生，使人傷感，未免有情，自不能讀，讀不能厭，將‘春江花月夜’五字，煉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清代王夫之《唐詩評選卷一》中說此詩“句句翻新，千條一縷，以動古今人心脾，靈愚共感。其自然獨絕處，則在順手積去，宛然成章。”清末王闿運在《王志•；論唐詩諸家源流》中評此詩說：“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調，孤篇橫絕，竟為大家。”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人們對《春江花月夜》的評價極高。聞一多在《唐詩雜論》中認為，該詩一脫宮廷空洞豔體之詩風，“清除了盛唐的路”，為雄奇壯美的一代盛唐詩風的到來，起到了重要的啟承作用。因而，“張若虛的功績是無從估計的。”聞一多進而稱之為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向盛唐過渡的標志性詩作，兼具初唐氣度和盛唐氣象。博大，進取，寬容，唯美，已經成為唐朝的一種“時代氣質”。身處初唐與盛唐前期的張若虛，其作品不自覺流露出時代的“脈象”，這是很自然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幾個盛世之一。近來“盛世”一詞頻頻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正如本篇引言內指出，春節晚會舞台上的大對聯中的“上下五千年，繁榮盛世慶今日”，即是一例。有人甚至撰文提出，中國曆史上共出現過三個盛世，即漢初盛世、唐初盛世和康乾盛世，並暗示中國即將進入中國曆史上第四個盛世。 大路看來，康乾盛世是不可以和漢唐盛世相提並論的。漢朝和唐朝的盛世，中國領先于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國家。而康乾時代，清朝雖在經濟和軍事等方面有值得稱道的表現，老百姓的生活也較為豐足，但國家發展水平已落後于世界發展水平。另外，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與唐朝燦爛的文化相比，康乾盛世卻是中國曆史上較為黑暗的時代之一。遍觀有清一代，人們的思想和文化變得極為僵化而守舊，不見半點雄渾豪放的詩情，不見多少流傳後世的大作。清朝的悲劇性結局難道與康乾盛世時的自我封閉、文字獄、思想禁錮毫無關聯麼？ 《春江花月夜》只有一首，唐朝只有一個。《夕陽簫鼓》的琴聲陣陣傳來，繪聲繪影，《春江花月夜》所描述的那種畫韻詩境盡現于眼前，使人有如夢回唐朝，進而無限感懷大唐盛世之萬千氣象。 附：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 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 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台。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 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 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複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七、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漁樵問答》 《三國演義》開篇詞中的幾句“白發漁樵江楮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可做古曲《漁樵問答》的妙解。 《漁樵問答》是一首古琴曲。存譜最早見于明代蕭鸞撰寫的《杏莊太音續譜》（1560年）。蕭鸞解題為：“古今興廢有若反掌，青山綠水則固無恙。千載得失是非，盡付漁樵一話而已”。近代《琴學初津》說此曲：“曲意深長，神情灑脫，而山之巍巍，水之洋洋，斧伐之丁丁，櫓聲之欸乃，隱隱現于指下，迨至問答之段，令人有山林之想。” “令人有山林之想”固然不假，但此話並非正解。雖然此曲有一定的隱逸色彩，能引起人們對漁樵生活的向往，但此曲的內中深意，應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及“千載得失是非，盡付漁樵一話而已”。興亡得失這一千載厚重話題，被漁父、樵子的一席對話解購于無形，這才是樂曲的主旨所在。那麼，他們的對話中到底蘊藏了什麼玄理呢？ 說到這里，不能不提北宋一部奇書《漁樵問對》。琴曲《漁樵問答》與《漁樵問對》也許有一定的內在關聯。前者通過漁樵對話來消解古今興亡等厚重話題，而後者則試圖通過簡潔的對話對世界做出根本性的哲學解釋。《漁樵問對》的作者是邵雍，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學貫易理，儒道兼通，他畢生致力于將天與人統一于一心，從而試圖把儒家的人本與道家的天道貫通起來。 《漁樵問對》著力論述天地萬物，陰陽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奧妙和哲理。這本書通過樵子問、漁父答的方式，將天地、萬物、人事、社會歸之于易理，並加以詮釋。目的是讓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眾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的道理。《漁樵問對》中的主角是漁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漁父之口。在書中，漁父已經成了“道”的化身。 漁父做為“聖者”與“道”的化身，由來已久。《莊子•；雜篇•；漁父》中曾記述了孔子和一個漁父的詳細對話，對話中漁父對孔子大段闡述了道家的無為之境，孔子歎服，尊稱漁父為“聖者”。 屈原所著《楚辭》中的《漁父》一章講了這麼一則故事，屈原被放逐後，游于江邊，看起來“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屈原為何流落于此。屈原回答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因而被放逐到這里。漁父勸屈原該看破世人世事，不必“深思高舉“。屈原不聽，執意欲“葬于江魚之腹中”。漁父莞爾而笑，唱著“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的歌子遠去。漁父在這里已成為一個欲引屈原“悟道”的先知。 曆史上最有名的“漁”的代表是東漢的嚴子陵，早年他是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劉秀很賞識他。劉秀當了皇帝後多次請他做官，都被他拒絕。嚴子陵卻一生不仕，隱于浙江桐廬，垂釣終老。李太白曾有詩云“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清代王士禎《題秋江獨釣圖》：“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絲綸一寸鉤；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獨釣一江秋。”舉重若輕，輕描淡寫便繪就一幅漁人秋江獨釣的勝景。 曆史上“樵”的代表則是漢武帝時的大臣朱買臣。朱買臣早年出身貧寒，常常上山打柴，靠賣薪度日，後妻子因忍受不了貧困而離開了他。有人說“樵”有禪意，這種說法待考。 中國自古以來有漁樵耕讀的說法。民間的屏風上常畫有漁樵耕讀四幅圖。漁圖和樵圖畫的分別是嚴子陵和朱買臣的故事。耕圖和讀圖畫的分別是舜教民眾耕種的場景和戰國時蘇秦埋頭苦讀的情景漁樵耕讀是農耕社會的四業，代表了民間的基本生活方式。這四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價值取向。其中漁為首，樵次之。如果說耕讀面對的是現實，蘊涵入世向俗的道理。那麼漁樵的深層意象是出世問玄，充滿了超脫的意味。 《漁樵問答》一曲是幾千年文化的沉澱。“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塵世間萬般滯重，在《漁樵問答》飄逸瀟灑的旋律中煙消云散。這種境界令人歎服，然古往今來幾人能夠？雖向往之，實不能也。 附：《漁樵問答》之對話內容 《漁樵問答》也是一首琴歌，由琴伴唱。這里錄歌詞如下： 漁問樵曰：“子何求？” 樵答漁曰：“數椽茅屋，綠樹青山，時出時還；生涯不在西方；斧斤丁丁，云中之巒。” 漁又詰之：“草木逢春，生意不然不可遏；代之為薪，生長莫達！” 樵又答之曰：“木能生火，火能熟物，火與木，天下古今誰沒？況山木之為性也當生當枯；伐之而後更夭喬，取之而後枝葉愈茂。” 漁乃笑曰：“因木求財，心多嗜欲；因財發身，心必恒辱。” 樵曰：“昔日朱買臣未遇富貴時，攜書挾卷行讀之，一且高車駟馬驅馳，芻蕘脫跡，于子豈有不知？我今執柯以伐柯，云龍風虎，終有會期；云龍風虎，終有會期。” 樵曰：“子亦何易？” 漁顧而答曰：“一竿一釣一扁舟；五湖四海，任我自在遨游；得魚貫柳而歸，樂觥籌。” 樵曰：“人在世，行樂好太平，魚在水，揚鰭鼓髡受不警；子垂陸具，過用許極心，傷生害命何深！？” 漁又曰：“不專取利拋綸餌，惟愛江山風景清。” 樵曰：“志不在漁垂直釣？心無貪利坐家吟；子今正是岩邊獺，何道忘私弄月明？” 漁乃喜曰：“呂望當年渭水濱，絲綸半卷海霞清；有朝得遇文王日，載上安車赍闕京；嘉言讜論為時法，大展鷹揚敦太平。” 樵擊擔而對曰：“子在江兮我在山，計來兩物一般般；息肩罷釣相逢話，莫把江山比等閑；我是子非休再辯，我非子是莫虛談；不如得個紅鱗鯉，灼火新蒸共笑顏”。 漁乃喜曰：“不惟萃老溪山；還期異日得志見龍顏，投卻云峰煙水業，大旱施霖雨，巨川行舟楫，衣錦而還；歎人生能有幾何歡。” 八、胡笳本自出胡中，響有余兮思無窮──《胡笳十八拍》 以文采武功來看，曹操應該是曆史上最傑出的帝王之一。一個連魏武都欣賞倍至的人物，雖是女流，理應屬絕頂人物。此人就是蔡琰。 做為通曉音律的天才，她給後人留下了《胡笳十八拍》琴歌，名列十大古曲。文學方面，她留下了《東都賦》，《胡笳十八拍》，《悲憤詩》等傑作。郭沫若這樣稱贊《胡笳十八拍》，“那像滾滾不盡的海濤，那像噴發著熔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個靈魂吐訴出來的絕叫。”郭沫若還稱《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自屈原《離騷》以來最值得欣賞的長篇抒情詩。”而《悲憤詩》，近人以為這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可與建安七子的作品相提並論。 蔡琰，字文姬，陳留人。蔡琰之父蔡邕，為東漢末年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和音樂家。蔡邕所著《琴操》一書，曾對《高山流水》、《廣陵散》等名曲在後世的廣為流傳貢獻甚巨。《後漢書•；列女傳》稱蔡琰“博學而有才辯，又妙于音律”。在父親的熏陶下，蔡琰自幼愛好音樂，並有較深的造詣。《後漢書》李賢注引劉昭《幼童傳》中說，“邕夜鼓琴，弦絕。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弦問之，琰曰：第四弦。並不差謬。” 蔡琰的一生十分悲慘。早年其父蔡邕因上書抨擊朝政獲罪而被流放。遇赦後，由于宦官仍然把持朝政，蔡邕擔心被陷害，不敢回洛陽。就這樣，蔡琰隨著父親亡命江湖十二年。蔡琰十六歲時嫁給河東衛仲道，不幸丈夫早死，蔡琰只好回到娘家居住。董卓被誅後，蔡邕由于t歎息董卓的命運，為司徒王允所不容而被殺。興平年間（公元194—195年）天下大亂。戰亂之中，蔡琰為匈奴所擄，身陷南匈奴，為匈奴左賢王妻達十二年之久，並生有兩個小孩。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得知早年的好友蔡邕之女蔡琰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將蔡琰贖回，而兩個年幼的兒子卻不得不留在匈奴。這段史實，被後人稱為“文姬歸漢”。蔡琰歸漢後，悲歎自己命運多舛，如今雖然安定，母子卻天各一方，畢生不得相見。在這種處境下，蔡琰寫下了流傳于世的《胡笳十八拍》。 在曹操的安排下，蔡琰後來再嫁屯田都尉董祀。不久董祀犯了死罪。時值嚴冬，蔡琰“蓬首徒行”（即赤足），登門丞相府向曹操請罪。她言辭清辯而哀楚，當時滿堂公卿名士，無不為之動容。曹操說：“我很同情你，可是判決文書已經發出，該如何是好？”蔡琰說：“明公有良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曹操聽了很受感動，派快馬把判書追回，免了董祀的死罪。並命人取過頭巾鞋襪為蔡琰換上。 後來曹操問蔡琰，“聽說夫人家早年藏書甚多，戰亂中都已丟失，不知還能回憶起來多少？”蔡琰答道：“早年先父留下的典籍有四千余卷，經過變亂，都已損失，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大概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回家後把能記起來的各卷書親自寫出來，送去與曹操的藏書核對，結果基本沒有錯誤和遺漏。可見蔡琰才情之高。 同時代的丁廙寫了篇《蔡伯喈女賦》，其中內容為：伊大宗之令女，稟神惠之自然；在華年之二八，披鄧林之矅鮮。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語言；參過庭之明訓，才朗悟而通云。當三春之嘉月，時將歸于所天；曳丹羅之輕裳，戴金翠之華鈿。羨榮跟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豈偕老之可期，庶盡歡于余年。 正如賦中最後兩句“豈偕老之可期，庶盡歡于余年”所述，蔡琰的晚年相對平和安定。曹丕曾為丁廙這篇賦作《蔡伯喈女賦序》，序中描述簡略的提到了文姬歸漢，“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都尉董祀。” 蔡琰生逢亂世，早年家門不幸，再加上自己一生三嫁，其命運甚為坎坷。也許苦難是產生偉大藝術作品的源泉，正是這些旁人不曾有過的經曆，使得蔡琰給後人留下了傳世傑作。她的成就，她的才情，絲毫不弱于建安七子。介于幾千年男尊女卑的陋規，《後漢書》中蔡琰不被單獨列傳，這使得她無法與同期其他曆史人物並列。她的事跡也不入《儒林》、《文苑》等列傳，而是被列于《後漢書•；列女傳》，篇名為“董祀妻”。《後漢書•；列女傳》中關于蔡琰的文字不多，但評價極高，說她“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蔡琰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因而她通曉漢、胡音樂。《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根據匈奴樂器胡笳的特點而創作的樂曲。她在該曲中將漢、胡音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從而使《胡箔十八拍》成為古代少有的中外結合的結晶。 南宋滅亡後，全中國的漢人都做了亡國奴。南宋遺民詩人汪元亮為身在獄中的文天祥彈奏《胡笳十八拍》，以抒山河破碎之“無窮之哀”。這一時期，《胡笳十八拍》在前南宋的舊臣逸民間很快流傳開來。根據《琴書大全》的記載，此曲引起了空前的共鳴。有人說，“怊悵悲憤，思怨昵昵，多少情，盡寄《胡笳十八拍》。”並出現了如“拍拍《胡笳》中音節，燕山孤壘心石鐵”和“蔡琰思歸臂欲飛，援琴奏曲不勝悲”等感懷舊國的詩句。 《胡笳十八拍》只是一首琴曲，雖表達的是悲怨之情，但也是“浩然之怨”。宋亡後，也許正是有這類流傳廣泛的“不勝悲”、充滿“浩然之怨”的曲子，才有了“心石鐵”的堅持到底，從而使種族和文化的血脈不絕于縷，不斷延續下去。八十多年後，當抗元的兵戈縱橫于江南江北的時候，種族與文化終得以重生。 九、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漢宮秋月》 《漢宮秋月》本是一首琵琶曲，後改編為二胡曲。《漢宮秋月》雖列十大古曲之一，但樂曲的曆史並不長。樂曲要表達的主題不是很具體。不少相關文章對此曲解題時都模糊地稱，此曲旨在表現古代受壓迫宮女幽怨悲愁的情緒。有的文章稱，此曲細致地刻畫了宮女面對秋夜明月，內心無限惆悵，流露出對愛情的強烈渴望。 《漢宮秋月》很可能與《漢宮秋》有一定的關系。而《漢宮秋》是一出元末雜劇，作者是馬致遠。《漢宮秋》講的是王昭君和親出塞的故事。 漢初時開國元勳多為布衣出身，而後妃、宮女也多出身微賤。基于這一傳統，漢朝的宮女與嬪妃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因而，每一位宮女都心存夢想，即有朝一日能獲得被皇帝寵幸的機會。然而王昭君在宮中深居數年，卻連皇帝的影子都沒見過。 葛洪的《京西雜記》中介紹了一則在後世廣為流傳的故事。宮廷畫師毛延壽因向王昭君索賄不成，就在王昭君的畫像上點了一顆痣，使王昭君的相貌顯得比較普通。由于宮女太多，漢元帝只憑借畫師呈上的畫像上來選擇宮女。這樣一來，原本擁有驚人美貌的王昭君就淹沒在眾多的宮女里了。此為野史，不足為信。 據《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以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禦，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斐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然難于失信，遂與匈奴。” 從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王昭君之所以自願遠嫁匈奴，是由于“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禦，積悲怨”。與其在宮中過著冷清孤寂的生活，讓青春年華年複一年的老去，不如遠赴異域。所以聽說和親的機會後，王昭君果斷的毛遂自薦。然而，皇宮內的生活雖然孤寂，倒也平靜，匈奴所居之地是草原大漠，未來如何，誰也不知。李白有詩云：“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杜甫顯然很同情王昭君，他寫下了“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的詩句。而做為政治家的王安石卻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他認為昭君出塞不是件壞事，寫詩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王昭君出塞時，是否充滿了悲怨情緒，後人已無法得知。無論如何，這對她來說是一個並不輕松的人生選擇。雖然這是一次政治婚姻，但王昭君的想法也許並不複雜，並非抱有為“漢匈兩族世代團結友好”的目的。這種說法顯然是意識形態對曆史的強行解讀了。 後來昭君在匈奴生了兩個兒子。呼韓邪單于死後，他的兒子繼位，欲娶昭君。父死後，子可娶繼母，兄死後，弟可娶其嫂，這本是胡俗，在匈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昭君覺得難以接受，于是上書漢成帝求歸，成帝敕令其可以不尊漢習從胡俗，昭君後來只好服從。唐代吳兢在《樂府古題要解》中卻說，昭君誓死不願改嫁給呼韓邪單于的兒子，于是，“昭君乃吞藥而死”。難道曆史上的“昭君怨”就是源自這等訛傳？ 昭君的結局還算圓滿。前一段正在熱播的《漢武大帝》漢朝和親送去的宮女倩兒被匈奴燒死。雖然是虛構的情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宮女命運的悲慘。 宮女之怨是個傳統話題。漢樂府中有不少關于宮女之怨的題材，如《玉階怨》，《昭君怨》，《昭君悲》等。後來甚至形成了專門描述後宮的詩體，名為宮詞。唐朝張祜的一首五言絕句《宮詞》：“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即是描述宮女的佳作，寫出宮女積郁難遣的深怨。唐朝詩人王建、五代時後蜀花蕊夫人都曾做過《宮詞》百首。 宮女身居深宮，不得自由，日久自然生怨。另一方面，西漢辭賦家鄒陽在《獄中上梁王書》中曾感歎：“女無美惡，入宮見妒。”三千嬪妃和宮女，整天想的事情是向皇帝一人爭寵，怎能不妒。然《漢宮秋月》中的幽怨並非小家碧玉式的、弱不禁風的閨怨。漢代宮娥身材健碩，能陪皇帝騎馬、打獵，宮內活動受到的限制也較後世皇宮為少。因而她們怨則怨矣，本身並不幽悶纖弱。 漢代宮女中也有不怨的。有一個有趣的民間傳說，講漢代有一個宮女名叫元宵，做得一手好湯圓。她每天極為想念家里的父母姊妹。她的誠心感動了皇帝，以後每年正月十五，漢武帝批准家家戶戶做湯圓，點燈籠，允許娘娘宮女出宮與民同樂。那一天，元宵在自己的燈籠上寫著“元宵”兩字，帶著自己做的湯圓出宮，與家人團圓。 且把遙遠年代里的幽怨拋在一邊，聽《漢宮秋月》，品十五元宵，豈非快哉？ 十、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陽春白雪》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傳這是春秋時期晉國的樂師師曠或齊國的劉涓子所作。現存琴譜中的《陽春》和《白雪》是兩首器樂曲，《神奇秘譜》在解題中說：“《陽春》取萬物知春，和風淡蕩之意；《白雪》取凜然清潔，雪竹琳琅之音。” 陽春白雪的典故來自《楚辭》中的《宋玉答楚王問》一文。楚襄王問宋玉，先生有什麼隱藏的德行麼？為何士民眾庶不怎麼稱譽你啊？宋玉說，有歌者客于楚國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有數千人。當歌者唱“陽阿薤露”時，國中和者只有數百人。當歌者唱“陽春白雪”時，國中和者不過數十人。當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難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雜以流徵”的時候，國中和者不過三數人而已。宋玉的結論是，“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陽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複雜，能唱和的人自然越來越少，即曲高和寡。 當然宋玉與楚王的這番討論的目的不是談論歌曲本身，而是強調雅與俗的巨大差距，並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認而辯解。宋玉進而說“鳥有鳳而魚有鯤”，自然非凡間俗物可比。宋玉說，“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最後，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結論，即“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間偉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獨行，其思想和行為往往不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五•；樂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問》中明明說，“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沈括認為，郢中為楚國舊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沒有聽過這首歌曲。宋玉以此自況，未免有些不講道理。以郢人不熟悉陽春白雪這樣的曲子而指責他們，這不是很荒謬麼？沈括還指出，陽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細節後來被錯誤的解讀和傳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稱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陽春白雪這個典故說明了不同的欣賞者之間審美情趣和審美能力存在著的巨大差異。樂曲的藝術性越高，能欣賞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認，這種差異又和欣賞者的主觀趣味有很大關系，有時很難得到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正如西晉葛洪在《廣譬》一書中所指出的：“觀聽殊好，愛憎難同。”對于聽慣桑間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聲的人，當然無法理解陽春白雪和黃鍾大呂的高貴雅致。從這點來說，古今並無太大區別。今人欣賞音樂，大都是“入耳為佳，適心為快。” “雪唱與誰和，俗情多不通。”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離開“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樂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眾。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會是一個道理。當然高雅的藝術自有其價值，時代愈久，愈彌足珍貴。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毛澤東試圖將高雅藝術和通俗文化統一起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說，“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吧，這暫時既然是少數人享用的東西，群眾還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現在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為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為清高，那只是自封為清高，群眾是不會批准的。”統一的初衷也許是好的，但在ji左的年代里陽春白雪成了受批判的對象，而下里巴人也成了政治的附庸。 陽春白雪雖然被指高雅藝術，但不少資料對古曲《陽春白雪》解題時時，都稱它以清新流暢的旋律、活潑輕快的節奏，生動地表現了冬去春來，大地複蘇，萬物向榮，生機勃勃的初春景象。很顯然這是在“陽春白雪”四個字的字面上解題了。陽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陽春白雪》年代相隔太遠，已無音樂上的關聯。 《陽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與元代的散曲有關。元代楊朝英的《陽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元曲在曲韻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陽春白雪》中收錄的白仁甫的《駐馬聽》中有這樣的句子，“白雪陽春，一曲西風幾斷腸。”可見元代已有陽春白雪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幾斷腸”的《陽春白雪》曲，如何演變為今日輕快流暢的樂曲，已非大路所能參透。言猶未盡，此處且做“留白”，與眾友共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