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三強回憶說："1948年下半年……我曾經為了適當集中一下國內原子和科學研究力量，幾番奔走呼號，可是每回都是掃興而返。
"當初我任教于清華大學，就首先找到校長梅貽琦。梅校長表示理解我的建議，但無能為力。他說：'你的意見何嘗不對，可現在是各立門戶、各自為政，誰能顧得上這些呢！'
"接著，我又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的門……在我說明來意後，他搖了搖頭，感慨道：'門戶之見，根深蒂固。北平有幾攤，南京有幾攤，幾個方面的人攏在一起，目前的形勢下不易辦到。還是各盡其職吧！'
"最後，我找到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他的回答是：'在一定時期開開學術討論會是可以的，其他恐怕難以辦得到。'
"幾經碰壁，希望成為泡影。"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49年3月中旬，解放軍進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城還不到兩個月，錢三強就得到了一個通知，他作為唯一的物理科學工作者，被批准參加在巴黎召開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會。這個大會的主席，就是他的導師約里奧·居里。于是，錢三強向負責聯系的丁瓚反映說，能不能帶點外彙，買一點急需的搞原子能研究的儀器回來。丁瓚問要帶多少外彙，錢三強說，多則20萬，少則5萬美元。這在當時並非小數目，丁瓚嚇了一跳。不過，他還是將問題反映了上去。
錢三強回憶說："此後三天未見信息。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書生氣太重，不識時務，不懂國情……第四天，接到一個電話，要我到中南海去。有關什麼事，沒有說……在中南海里，等待我的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他熱情招呼之後，便說：'三強，你的那個建議，中央研究過了，認為很好……先撥出5萬美元供你使用。'
"當我得到那筆用于發展原子核科學的美元現鈔時，喜悅之余，感慨萬千。因為這些美元散發出一股黴味，顯然剛從潮濕的庫洞中取出來的……這一事實我自己都無法想象……盡管5萬美元對于發展原子核科學所需，不是過大的要求。然而，他們的遠見卓識和治國安邦之道，一舉之中昭然天下，讓人信服，給人希望。"
這筆錢是1949年3月22日周恩來在西柏坡的簡陋房子里批出的。仗還打著，新的國家政權還沒建立，百廢待興還沒提上日程呢，就決定這筆錢的用途了。正如本書前面所述，當時的外彙只有區區的30萬美元。當時解放區與外國銀行沒有任何聯系，只能帶現金。周恩來在給北平軍管會的電報中，要他們了解外彙如何帶出，儀器如何帶回來的過程。後來，由于法國政府不給中共代表團簽證，錢三強未能成行。但這筆錢還是輾轉帶給了當時在法國留學的楊承宗。楊承宗千辛萬苦將原子能研究用的計數器、標准放射源等軍用違禁品帶回了國。楊承宗的貢獻應該記上一筆。
正是在這種鮮明的對比之下，錢三強感覺集中全國優秀人才，一起創業才有了希望。
此後的五年，錢三強在近代物理研究所順利地聚集了一批頂尖人才。
實際上，錢三強、彭桓武、王大珩在未回國之前，就討論過一起干一番事業的問題。錢三強是在1948年6月回國的，而留學英國的彭桓武比他先行一步，是在1947年底回國的。彭桓武回國途中路過巴黎，和錢三強、王大珩見面討論時，相約回國後大干一番。等到回國後，錢三強和彭桓武見面時，錢三強就告訴彭桓武說，他有一個建議，以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為基礎，成立近代物理所和應用物理所。彭桓武心里明白，這個近代物理所，就是為搞原子能做准備的，只不過那個時候不能公開這麼說。另外，當時確實也沒資格這麼說。因為搞原子彈先要搞核研究，這是必須要走的第一步。蔣介石也想這麼搞，但沒搞成。他想拉錢三強去台灣，被錢三強以要照顧生病的母親為由拒絕了。這個時候，要搭建近代物理研究所，錢三強先找了彭桓武和王淦昌。可以說，所里人馬都是錢三強弄來的。國外回來的有留法的金星南，留美的鄧稼先等。國內有清華的研究生黃祖洽，北大的研究生于敏。其中，有些人並沒有學過原子核物理，屬于臨時改行。但大家的學習勁頭很高，一塊學習，先把理論的東西搞清楚。聚集了一批人才，打下了理論基礎，隨後的工作才好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