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是我國曆史上距離我們最近的兩個封建王朝，也是我國持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最重要的一段曆史。在這兩個朝代，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權到了從所未有的一個程度，其中一個標志就是明朝臭名昭著的特務機構——錦衣衛和東，西，內廠，統稱為廠衛。廠衛的出現標志著皇帝對自己權力的控制度加強，可以說是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不斷完善的一個必然。談到這個問題，就不能不說說我國封建集權制度的發展史。封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經曆了如下幾個階段：戰國時期初步形成。以商鞅變法為代表的一系列變法行動，使其初步形成。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和建立縣制是兩個關鍵。秦漢時期確立和鞏固。就中央集權而言，秦代推行郡縣制、車同軌、書同文，西漢推行“推恩令”、實行嚴密的監察制度，鞏固了中央集權，實現了專制主義的決策方式和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有機結合。隋唐時期的革新。隋文帝綜合漢魏以來的官制，在中央確立了三省六部制，唐太宗時進一步明確劃分三省職權、分工合作，相互監督，使封建官僚機構形成完整嚴密的體系。此外削弱相權，加強皇權，創立和完善科舉制都加強了中央的統治力量。革新後的政治制度為曆朝沿用。宋元時期中央集權的強化。宋太祖以“強干弱枝：內外相制”為宗旨，全面實行分權制，強化相互牽制，基本上解決了地方割據的問題，軍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都收歸了中央。但是以分權達到過分集權也給北宋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元朝大一統局面形成後，元世祖實行行省制度，有效地統治了空前遼闊的疆域，使中央集權制有了新的發展，同樣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明清達到頂峰。君主專制的空前強化是這一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最大特色，明初廢丞相，設三司，置五軍都督府，實行特務制度，都是為了強化君權，清朝沿用明制，增設軍機處，使議政王大臣會議名存實亡，標志著我國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到頂峰。君主專制強化的時期也是封建制度走向衰弱的時期。 其實特務機構並不是明的首創，曆朝曆代都有，如漢武帝的直指繡衣使者，但權柄最重為禍最烈無疑是在有明一朝，始做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為了監視、偵查、鎮壓官吏的不法行為，太祖先後任用親信文武官員充當“檢校”，“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洪武十五年（1382年），設立“錦衣衛”，專掌緝捕、刑獄和侍衛之事，直屬皇帝指揮。 錦衣衛官員有指揮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二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戶十四人，五品，下屬有將軍、力士、校尉、有法庭和監獄，其中，“經曆司”掌文移出入，“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即“詔獄”。錦衣衛平日為皇帝爪牙，鎮壓臣下時則羅織大獄，捕人，審訊和處刑。太祖大殺功臣，許多案件就是通過錦衣衛執行的，“幽縶慘酷，害無甚于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為多。” 錦衣衛的殘酷和猖獗是不必說的，他們由于直接聽命于皇帝，任何人都可以逮捕，皇帝要逮人，也通過錦衣衛去抓並且讓他們審訊。錦衣衛還設立監獄，這就是錦衣獄或詔獄，特務機構的監獄與明代的司法機構的監獄比起來，當時的官員與百姓都把司法機構的監獄視為天堂，而把錦衣衛與東廠的監獄看成地獄，可見這兩大機構監獄的殘酷。由于錦衣衛的權力很大，在執行任務時就無所顧忌，無惡不做了。按明朝刑法規定：凡是抓人，必須人贓俱獲，或者有確切的證據才能夠去抓。但錦衣衛抓人多是撲風捉影，事實不清，有時僅僅是姓名差不多，錦衣衛就去抓人。錦衣衛抓人後，先不帶回衙門，而是找一處空的廟宇，將人毒打一番，名曰“打樁”，被抓的人必須將自己的錢財貢獻出來向他們行賄，錢少了，這些小特務自己留著，錢多了，小特務就與大特務平分。但是被抓的人錢財不多或者不能滿足這些特務們的需要，即使花了錢也還是要被帶回特務機構百般拷打，在屈打成招後，再送到司法機構。由于錦衣衛這樣的特務機構深受皇帝重視，地方司法機構根本不敢對他們說不，所以明知許多人是被冤枉的，也不敢糾正。被冤屈的人最後落個人財兩空，甚至還搭上無辜的性命。 ‘衛‘之後就是‘廠‘，東廠，官署名。明成祖時期為清除建文帝余黨和體察民情，一方面恢複和加強錦衣衛，一方面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由宦官提督但任。權力在錦衣衛之上，只對皇帝負責，不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從而開宦官干政之端。西廠，官署名。明憲宗時為加強特務統治，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設立西緝事廠（簡稱西廠），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廠事，其權勢超過東廠。汪直以西廠為據點，勾結一些朝官結黨，排除異己，陷害忠良，威勢傾天下。西廠特務偵緝各地，引起朝野反對，後被迫撤銷。明武宗時大宦官劉瑾專權，又恢複西廠，後劉瑾倒台被凌遲後又被撤銷。大內行廠，官署名。明武宗時大宦官劉瑾專權，乃設大內辦事廠，即大內行廠，簡稱內廠，由其親自統領，比東廠、西廠尤為酷烈。武宗以前，廠、衛分立，更迭用事。此時，東廠首領丘聚，西廠首黨谷大用，錦衣衛指揮史石文義，皆劉瑾死黨，以致廠、衛合勢，特務遍天下，並創立重刑，令官吏軍民談虎色變，人們視宦官如虎狼。明正德五年（1510年），劉瑾以謀反罪被殺，西廠、內行廠被撤銷。 當時的天津城，總可以看到廠衛特務的身影。雖說是特務機構，但他們的服飾非常顯眼，讓人一眼就可以認出。東西廠均由一個提督負責（西廠設立過兩次，但時間都不長），由宦官擔任，主持東廠的太監被廠內的人稱為“督主”或者“廠公”，他的底下設掌刑千戶一名，理刑百戶一名，這兩個人都是從錦衣衛選拔過來的。再下面是掌班、領班、司房四十多人，分為子丑寅卯十二顆，顆管事戴圓帽，著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實際在外面偵察緝訪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又叫“檔頭”，共有100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顆，一律戴尖帽，著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絛。役長各統帥番役數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這些人也是由錦衣衛中挑選的精干分子組成。所以，當身穿東廠服裝或錦衣衛服裝的人出現時，老百姓與當地的地方官都躲得遠遠的，生怕被這些人找茬抓起來。 明代宦官設有許多衙門，主要有：十二監、四司、八局，總稱二十四衙門，其中司禮監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的首席衙門，是明代特務機關最高指揮機關。東廠特務直接受皇帝指揮，派去主持東廠的宦官都是皇帝的親信，頒發的關防（也就是工作證）比起其他宦官衙門也有權威的多，其他宦官的奉差關防都是“某處內官關防”幾個字，惟獨東廠的篆文是“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 東廠除偵察京師官民外，連錦衣衛也在偵察范圍之內。由于東廠還要負責調查全國各地的情況，臨時派遣的特務最為廣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監督軍隊，叫做監軍；或去征收稅賦，叫做稅監；還有提督京營，監督倉場，采辦貨物等，遍于全國各地，全都負有偵緝的責任。 三廠的危害比起錦衣衛尤甚。首先，他們的職權在錦衣衛之上，權大為非作歹起來危害也就越大。再加上掌權的都是些身體和人格上都不健全的太監，行事之乖張酷烈也就可想而知。有人說太監陰毒是因為‘女性化‘，其實不是這樣，這完全是中國數千年男尊女卑思想的流毒。太監陰毒是因為被人為的壓制了本性，就是變態。男人女性化會變態，女人男性化又何嘗不會？‘最毒婦人心‘的封建思想可以休矣。 ‘廠‘‘衛‘的出現，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進一步加強，權力更加全面的集中到了皇帝手里。‘廠‘‘衛‘自己擁有司法，審判，執行的權力，不受任何部門制約，直接對皇帝負責，令普通百姓和官員談虎色變。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皇帝對控制手下的官員已經失去了信心，靠正常方法已經無法達成目的，只好借助特務手段。而這一方法的弊病也顯而易見，龐大的機構只有皇帝一個人可以直接控制，顯然無法面面俱到。在忠實執行了皇帝下達的任務之外這些位高權重的特務的作為根本沒有人可以制約，皇帝也不可能事無巨細事必躬親，也就無法杜絕公報私仇以權謀私等等行為的產生。事實上明朝的皇帝對自己這些爪牙的胡作非為基本上是不聞不問的。好比有人養了一條惡狗，用的時候就讓他看家護院或者去攻擊對手，不用時候就放出去讓他自己覓食，會不會亂咬人他是不管的，何況廠衛特務遠遠不是一條狗這麼簡單，堪比豺狼虎豹。屈死在廠衛手中的良善百姓和正直官員不計其數，廠衛特務制度已經成為了明朝政治形勢昏暗殘酷的一個象征。 然而皇帝為了控制自己的權力而建立的廠衛制度顯然沒有起到什麼好效果，昏暗殘忍的政治制度，加上連著幾個皇帝的無稽荒唐，千創百孔的大明帝國終于走到了盡頭。沒有活路的百姓們忍無可忍起來造反，崇禎皇帝口中的‘流寇‘們攻入北京自己做了皇帝。可惜這些不想餓死而起來造反的‘流寇‘們一吃飽飯就忘了本，在北京城中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在根基未穩隱憂尚存之時就飄飄然准備要做皇帝做王爺好好享受一下了。一個女人成了導火索（陳圓圓之事是否是吳三桂降清的主要原因還有爭議，但肯定是原因之一），前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舉軍降清，引滿清入關，山海關一片石一場大戰，闖王大軍全軍覆沒，這也就是‘沖冠一怒為紅顏‘了。大順王朝曇花一現，繼元之後的另一個大一統少數民族政權——清登上了曆史舞台。 清朝入關初期是相當血腥殘忍的。野蠻落後的民族發現自己好象突然闖進了天堂，而且天堂里的一切好象都可以據為己有，燒殺擄掠的強盜行為也就不可避免（這在他們看來根本天經地義，關外的女真部落尚處在奴隸制社會，部落之間的戰爭一向如此），‘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慘絕人寰。但滿清畢竟不是傻子，終于認識到了這樣非長遠之計，于是頒布剃發令壓制漢族人民的抵抗意識，‘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當無數高貴的頭顱帶著漢族傳統的發式紛紛落地的時候，滿清的目的達到了，清朝統治開始了。 清朝最傑出的一個皇帝是康熙，這位皇帝未成年便登基，年紀輕輕便不動聲色的剪除了把持朝政的權臣敖拜，顯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才能。這位皇帝天資聰穎，是曆朝曆代很少見的多才多藝但又不誤正事的一個皇帝。從敖拜事件中他意識到了權力集中的重要性，但高度集權的制度卻又讓他感到以一人之力操控百官的力不從心。怎麼辦呢？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特務機構是不可行的，前明的廠衛特務機構太臭名昭著，前車之鑒，絕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違。于是，這位皇帝搞了一個小發明，這就是清朝的‘密折奏事‘制度。 ‘《鹿鼎記》的故事中說到，康熙在韋小寶的部屬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韋小寶的許多秘密行動。小說的故事有點誇張。清初政治相當清明，取消了明朝東廠、西廠、內廠、錦衣衛等特務制度，皇帝並沒有私人特務。一直到清亡，始終沒有特務系統。從康熙朝開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來的制度是朝廷有一個“通政使”機關，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題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經審閱後再行轉呈。康熙覺得這方式會導致壅塞，泄露機密，所以命令特別親信的臣子專折奏聞。專折不經通政司，直接呈給皇帝，密折的封面上並不寫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寫“南書房謹封”字樣。奏事者親自送到禦書房，面交太監，等皇帝批複之後，又親自到禦書房領回。 後來這奏折制度的范圍擴大。並不限親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員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規定科道等官（中級官員）每天一人以密折輪流奏事，事無大小，都可照實奏告，即使沒有什麼事可說，也須說明為什麼沒有事可說。這種方式擴大了皇帝的權力，同時使得各級官員不敢欺騙隱瞞。 從康熙朝的奏折中看來，奏折的內容主要是各地糧價、雨水、收成、民間輿論、官員的清貪。可見康熙最關心的是百姓的經濟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員是否貪汙。當然，各地的造反叛亂，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筆批示，大多數是寫“知道了”三字，有時也有詳細指示。從批示之中，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 到了雍正即位，形勢就很不一樣了，同他的父親不同，雍正是位苛察而禦下極嚴的皇帝，大臣們在面對他的時候往往戰戰兢兢，生怕說錯話，那是肯定要不留情面的斥責一頓的。雍正強化了‘密折奏事‘制度，允許官員‘風聞奏事‘，就是說可以不要證據只是聽說就可以報告皇帝知道。這無疑方便了皇帝的耳目，但也有很大的弊端。‘風聞奏事‘給捕風捉影大開方便之門，一些官員莫名其妙被捕入獄，既不知道是誰告發也不知道因為什麼，很是制造了一些冤案。因為弊端太大，‘風聞奏事‘後來被禁止。 至于民間流傳極廣的‘血滴子‘，說它完全是胡編亂造也並不是事實，其實它是有原型的，血滴子的原型就是一個雍正早期的准特務機構——粘竿處。北京夏季知了很多，發出噪音擾人休息，粘竿處的任務顧名思義就是人手一根長竹竿把樹上亂叫的知了‘粘‘下來消除‘噪音汙染‘。但雍正給了這個機構一個額外的任務，就是出沒于大街小巷茶樓酒肆聽取民間議論回報朝廷，在雍正未登基前也肩負著收集其他皇子的情報為雍正爭位做准備的任務。為什麼說他是‘准‘特務機構呢？第一他只有情報收集權，沒有任何行動和處置的權力，這點和明的廠衛系統不同。第二他的存在時間並不長，雍正登基不久就消失了，原因不明，也許是因為知道雍正太多早期爭位時的秘密不宜保留。小說中對于‘血滴子‘的血腥描寫就完全是藝術發揮了，雍正在位期間對官僚知識分子的管束極嚴，‘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又大大的觸動了官僚士大夫階層的利益，曆史的書寫權往往就掌握在他們手里，雍正就難免在他們口中成為一個殘民以逞的暴君了。其實雍正的施政方針是很高明的，下層人民的生活也不錯，只因為禦下嚴厲就被稱做‘暴君‘的確是有點冤枉。當然他的暴君名聲還有很大原因是因為臭名昭著的‘文字獄‘，這點和我們的話題無關，但的確是雍正的一大汙點。 清朝一直沒有設立嚴格意義上的特務機構，密折奏事制度客觀上起到了一些特務機構的部分作用，但畢竟不是特務。有鑒于明朝幾次宦官專權禍國，清朝皇帝對這方面也十分注意，對太監的管理是極其嚴格的，經常對犯規的太監動用‘非刑‘，也就是非常規手段處死。太監在清朝是十分沒地位的，在宮中再紅一些正直大臣也沒把他們放在眼里。慈喜身邊的大紅人安德海在濟南犯事，山東巡撫丁寶楨‘前門接旨後門殺人‘，連慈喜也救不了他的小命，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清朝宦官的地位。清朝皇帝在宮中立有鐵牌：‘嬪妃太監妄言干政者殺無赦‘，可惜執行的並不徹底。先是一個孝莊皇太後，這個是個英明的女性政治家，為滿清早期政權的穩定立下了很大的功勞；最後出了慈喜老佛爺，把中國推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太監不可干政絕對正確，這些身體人格都不健全的人一但掌權必然禍國。但嬪妃不可干政有人覺得不公平，覺得是對女性的歧視。其實並不是這樣。由于中國女性長期處于受壓迫地位，受教育機會也少，即使有也不會有人去教育她們如何治國理民而是學習一些什麼的，客觀條件決定了古代女性中很難產生有眼光有能力的政治家。武則天等傑出的女性政治家的地位本身就是奮斗而來，能取得這個地位本身就證明了她們的能力，所以並不具有普遍性。這個和‘男女平等‘思想是兩碼事，規定嬪妃不准干政還是一個正確的政策。 客觀的說，僅僅就特務機構來講，清朝比明朝進步得多，直到清亡，一直沒有完全意義上的特務機構的設立（倒是民國後期蔣介石的統治下出現了大家耳熟能詳的‘中統‘和‘軍統）。有鑒于明朝的宦官禍國，清朝對太監的管制也非常嚴格，無論在宮中如何當紅，想干預政事還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沒有特務機構並不意味著言論和政治上的清明自由。為了壓制漢族對異族統治的反感，清朝在禁錮思想方面不遺余力，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等措施造就了一大批沒有自主意識的順民，對知識分子思想自由的禁錮導致了清代‘考據‘之風的興盛。以思想學術界的成就而言，清不如明，思想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陷入了停滯狀態。筆者以為，這是曆史發展的一個必然，明朝的廠衛和清朝的文字獄其實都是封建制度到達頂峰階段為了延長自己的壽命阻礙社會變革而采取的一種措施，對思想的壓制言論的禁錮維護了封建社會統治的穩固政體的延續，但是也同樣延緩了發展為中國近代的落後埋下了禍根。然而，蒙住自己的雙眼並不等于世界就不存在了，故步自封的結果只能是被時代拋棄。當西方的堅船利炮驚醒天朝上國的美夢，廠衛制度和文字獄也就必然被拋棄進曆史的垃圾堆，寫進人類文明的恥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