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時，我大姐十三歲，二姐十一歲，三姐七歲，哥哥五歲，我還不滿兩周歲。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擔，全部落在母親一人肩上。父親留下的唯一財產——那輛較新的馬車，給我大伯使用，以此每月得到他的部分接濟。但生活仍難維持，母親、大姐，後來加上二姐，只得給裁縫鋪繚貼邊，給鞋鋪納鞋底。繚一件短褂貼邊掙兩大枚銅子，繚一件大褂貼邊掙三大枚，納一雙鞋底是三大枚加一小枚。她們終日起早貪黑，一家人往往還是吃了上頓少下頓，東求西借，苦度光陰。
幾年後，大伯為了節省開支，讓我們騰出三間南房(這小院是大伯家的財產)，搬到那兩間剛夠十米的東房，屋小炕窄，六口人睡不下，哥哥只好睡在一個舊條案上。記得那時，我對哥哥的“高高在上”的“炕”是非常羨慕的。
年久失修的東房向北傾斜得厲害，當年父親用來支撐北山牆的杉篙幾乎要被壓斷。遇到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親只好用一個帶鋦子的洗衣綠瓦盆接漏雨。雨夜，還要不斷起來將盆里滴滿的雨水倒出。天晴了，就得糊頂棚，什麼紙都用，頂棚上被糊得五顏六色。我幼年時躺在炕上，非常愛看這花花綠綠的頂棚。再大點時想法就不一樣了，心中總想等我長大掙了錢，一定把屋頂修好，不再讓它漏雨，頂棚要糊得雪白雪白的。
四歲上，我開始代替哥哥姊姊的“工作”，去十間房(前孫公園的西口也叫十間房，是一條街兩個名字)的裁縫鋪取送媽媽做的活計。我很懂得拿到的幾大枚工錢來之不易，唯恐弄丟，用送衣服的包布將錢緊緊地裹好，系在腰間，從不敢在路上貪玩，一直回到家才把它解下來，將錢如數交給母親。當我看到母親欣慰和信任的目光時，頓時覺得自己似乎替媽媽完成了一件大事。
我們的生活雖然貧困，但我那勤勞善良的母親卻是那樣地熱愛生活。她將屋里屋外收拾得干乾淨淨。屋前房簷下種上倭瓜、絲瓜等，碧綠的枝蔓順架爬到房上，院子里一片郁郁蔥蔥，配上紅、紫、黃色的野茉莉、牽牛花、葵花，真是好看。夏季晚間在院里乘涼，不時聞到陣陣幽香，使我這貧窮的家總是充滿了生機。不過我最滿意的還是不用花錢就能吃些用新鮮絲瓜炒的菜和做的湯，以及瓜餡的餃子。尤其是當我喊餓時，母親就會說：“鍋里有蒸熟的老倭瓜，去拿著吃吧！”我咬一口那黃澄澄的老倭瓜，嚼起來又甜又面，真好吃。那香味兒，到現在，我都忘不了。
西屋的李大媽經常誇我母親能干，說我們幾個孩子既聽話，又懂事，還安慰我母親說：“熬著吧！孩子們長大了准有出息，你也准能享上福。”
的確，像屋前這些生氣蓬勃的花草一樣，我們一家老少和睦親愛，母親把希望全寄托在我們幾個孩子的身上，孩子們也領會了母親的意思，全家老少對未來的美好生活充滿了信心。
清末年間有個風俗，很看重大象，認為它是吉祥的象征。平時，官家將大象送到京郊宛平縣(即盧溝橋)喂養，逢大典之日，大象被披紅戴花趕進城來，牽到天安門東、西華表前站立，以寓萬象更新、王朝吉祥之意。
我的爺爺就在盧溝橋喂養大象。他有五個兒子、一個小女兒。人口多，收入少，日子混不下去。我的二伯父、三伯父出外謀生，死在異鄉。六姑嫁給北京城外一個清室後裔，開始幾年生活還可以，後來就漸漸不支了。大伯父帶著老五(即我的父親)到北京城趕轎車。初來時，父親只能跟車，逐漸也學會了趕轎車，加上他手腳勤快，干活麻利，很受人歡迎，後來才被介紹到錢糧胡同錢家趕轎車。
爺爺去世後，奶奶見兩個兒子(大伯父和我父親)在北京站住了腳，就帶了我的四伯父來京投奔。大伯父托人求沙河門外(現建國門外)一個小關帝廟的老廟主收留四伯父當徒弟，從此四伯父剃度出家，我們稱他和尚四大爺。老廟主死後，他繼承這座小廟的財產，當了廟主。
和尚四大爺由于多年修身養性的緣故，有點膽小怕事，但為人忠厚老實。他在廟內外的空地上種些糧食和菜，有時還拿些蘿蔔、菠菜、玉米面等到我家看望母親和我們。他對我們姊弟很疼愛，尤其喜歡我，我也非常喜歡這位和尚四大爺。這倒不光因為他能使我們吃上新鮮的蔬菜和玉米面，最主要的是，和尚四大爺是位戲迷。他每次來，都要帶我去看戲。我一見他來了，先是連蹦帶跳地將他迎進來，然後親熱地偎依在他身邊，聽他和母親談話。過會兒，就開始磨煩他早些帶我出去。這個規律被姐姐們抓住了，只要和尚四大爺一來，姐姐就說：“快把‘活兒’送去，回來再買一大枚醋，一大枚胡椒面，饒點香菜、韭菜。我給你換上乾淨褂子，好跟和尚四大爺看戲去。”我當然是百依百順，速去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