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本身擁有豐厚的內帑，不入國庫，甚至到李自成大軍逼近城的時候，也不肯拿出來，可以說是要錢不要命，吝嗇到極點。但他卻大談節儉，要求所有官員都廉潔，真是迂闊可笑。
崇禎元年（1628）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不知出于何種原因，在上疏給崇禎帝時指出，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于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是很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風，進京朝覲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500兩。而他還不喜歡交際，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只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汙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作禍水，才有可能出現廉潔愛民的情況。
崇禎帝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專門為這一奏折開了一次現場會，他讓韓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折，然後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並決定要破格提拔此人，當場就要任命他為右僉都禦史。負責官員升遷的吏部尚書一面連連稱善，一面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貪汙受賄案例來，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韓一良哪敢觸眾怒？他只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並沒有一個准確的事實。這下崇禎帝不高興了，限他五日內奏明。五天後，韓一良只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了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帝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責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折，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500兩時，崇禎帝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500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帝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都僉禦史沒做成不說，還差點丟了命。
要錢要面子不要命
崇禎帝深感國庫空虛，手頭拮據。可老百姓已經榨干了，怎麼辦？無可奈何之下，崇禎帝號召皇親國戚、文武百官助餉募捐。
崇禎十二年91639），崇禎帝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親武清侯李國瑞，要他貢獻四十萬銀兩為餉。李國瑞死活不肯出，最後耍開了無賴，將自家的房屋標價出售，家用器皿什物都拉到外面變賣，以示一無所有。崇禎帝怒不可遏，將李國瑞入獄，奪其爵位。李國瑞哪禁得起這個，不久便驚怒而亡。如此一來，外戚嘩然，紛紛抱怨崇禎帝不顧恩義親情，更聯合起來抵制募捐。崇禎帝本人事後也頗為後悔，加封李國瑞7歲的兒子李存善為侯，所追繳的40萬銀兩最後也全部退還。皇親既然反悔，官員自不會熱心，募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崇禎十六年（1643），發展壯大的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百萬大軍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髒北京城已指日可下。無計可施的崇禎帝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甯遠，調吳三桂軍隊緊急入衛北京。但吳襄提出，如果讓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100萬兩銀子的軍需。崇禎帝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國庫里的存儲竟然僅有區區40萬兩。戶部的官員面對崇禎帝嚴峻的責罵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帝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為此，大臣們反複上疏懇請，希望崇禎帝能拿出屬于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崇禎帝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禦史李邦華真著急了，也顧不得是否當眾頂撞聖上了，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附焉。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帝卻顧左右而言它，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厘來保衛他的江山。
等李自成攻占北京後，從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3700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其中。這麼多錢，若真是放出來賑災助餉，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進不來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盡了。
在萬般無奈之中，崇禎帝又要求文武百官無償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對拿錢來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樂意，又有幾個官員肯拿出他們手里的錢呢？崇禎帝派太監徐高通知周皇後之父、國丈嘉定伯周奎，讓他捐10萬兩，起個表率作用。周奎一個勁地哭窮，堅稱沒有。最後答應勒緊褲帶捐獻一萬兩，崇禎帝認為少一點，要他拿出二萬。周奎不敢再討價還價，卻暗地里進宮去向求援。皇後答應幫他出五千，並勸他盡可能滿足崇禎帝要求的數額。
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帝內帑的五千兩銀子，周奎也只捐了三千兩，余下的二千兩反倒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後台不如周奎那麼硬的大臣們，盡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士魏藻德僅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內閣首輔陳演則專程入宮表白自己在任期間如何清白廉潔。還有一些官員則效法李國瑞，在自己門上寫著：“此房急賣。”表示他們家里已窮得只能賣房子了，再拿出一些不值幾個錢的器皿什物擺在市上兜售。
宮里的太監以王之心最富，但也僅獻萬金。王永柞、曹化淳則捐金三萬至五萬。後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後，嚴刑拷打王之心，追出15萬兩白銀，其家藏金銀器物亦均為上品。周奎被抄掠之後，現銀就有52萬，家中奇珍異寶，綾羅綢緞價值數十萬。
最後為搞平衡，干脆來了個攤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東出四千等等。個人的最高限額是三萬，但滿朝竟然無人達標，僅有太康伯張國紀一人出到了兩萬。就這樣，本次靖國募捐最終募集到了一筆巨款：20萬兩。
這筆“巨款”作軍費實在沒辦法看，所以崇禎帝全部用來犒賞慰勞了京城守軍，吳三桂返京護衛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多者有三百金、四百金。
有錢不出錢，崇禎帝只好又改個法子，號召有力出力，令眾人各輸糧草供給官軍，或贍養將士們的妻子兒女，使京城守軍無後顧之憂，但反應更為冷漠，無人響應，只好作罷。
當李自成的大軍在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到達北京時，明政府用以保衛首都、但卻五個月不發給薪餉的十萬防衛部隊，馬上叛變。在宣府（今河北宣化）投降的監視太監杜勳，告訴城上的太監同僚說：“我們的富貴，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
四月二十三日，起義軍在隆隆的炮聲中對北京全城發起攻擊，只一夜之間，北京外城就被攻破。李自成決定給崇禎帝最後一次投降的機會。已投降義軍的太監杜勳，奉命進城，代表“大順王”入宮談判。崇禎帝接見了這位太監，他曾是皇上的親信，首輔魏藻德也在場。杜勳說明了交換條件：明朝封李自成為王，賜銀100萬兩，承認陝西和山西為其封國；李自成則負責平定國內其他起義軍，並為明朝抗擊滿清，保衛遼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