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含（1803~1863），又譯作濮亨、文咸、般咸、文翰。英國人。1848年3月至1854年4月在香港任總督。
1848年3月21日，般含接替戴維斯成為香港第三任總督。般含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1837年起曆任英殖民地新加坡、馬六甲、威爾斯王子島總督。就個人經曆來說，他是第一個到香港來的英國殖民地行政官出身的人。英國政府的用意大概是以他的殖民地工作經驗，在香港貫徹英國的政策。
般含上任時，適值港府財政入不敷出，為了節省開支，支撐局面，他實行財政緊縮政策。決定放棄一切公共建築計劃，一些戴維斯時期已經動工的公共工程建設也被立即停止，甚至連他自己的薪金也暫緩支取。由于他采取的嚴厲措施的實施，港英政府的財政支出很快得到控制，1848年開支為62658英鎊，到1853年減至36418英鎊，削減了幾乎一半。
在任期間，為了取得香港英商對港英政府的支持，般含向英國政府建議：任命兩名本地居民參加立法局和行政局。英國政府同意立法局增設非官守議員，而不同意行政局增設非官守議員。他力圖改善城市衛生狀況，實施香港最早期的城市發展計劃，規定屋宇以磚石和石塊興建，房屋排列成直行及橫行，規劃空間做為街道。1854年4月離任回國。後被封為男爵。1863年去世。
從第二任港督戴維斯，經第三任般含，到第四任寶靈離職，前後共15年。這期間，由于鴉片戰爭，清政府更加腐敗，對外喪權辱國，對內殘酷壓榨人民，社會矛盾日益激化。1843年，洪秀全秘密組織反清力量，1851年1月在廣西桂平舉行起義，1853年攻克南京，建立國都，先後發展到18個省，震驚中外，直到1864年被中外勢力攻破南京，堅持斗爭達14年之久。面對這場中國內戰，三任港督和他們的祖家，頗費了一番心思。
第三任般含軟硬兼施會見洪秀全
戴維斯任內，正是洪秀全太平天國反清運動初期，天地會正在廣東一帶活動。由于清政府的鎮壓，許多天地會成員在廣東站不住腳，暫時逃到香港避難。當時，內地和香港之間居民可以自由往來，這些人對腐敗的清政府不滿，聚眾造反，當然不是罪犯。到了香港之後，又不曾觸犯當時香港的法律，香港政府沒有理由把他們當罪犯看待。但是，戴維斯卻與兩廣總督耆英相互勾結，共同對付天地會成員。1845年特別頒布了一道法令，規定香港警察有權逮捕自中國內地逃到香港的中國天地會及其他秘密結社分子，加以監禁，期滿之後在他們臉上蓋一個相當于中國罪犯充軍時臉上刺字式的烙印，然後送到中國境內，交給清朝官府。
這樣做，犯人即使不死于清朝官吏的屠刀下，臉上的恥辱痕跡也終身除不掉，比對待一個殺人犯還要殘酷。後來，這一法例送到倫敦請求批准時，被加以修改，規定在脅下烙印，不許烙在臉上。
般含接任後，太平天國運動已到興盛時期。般含對太平天國的態度，不像戴維斯那樣簡單化，而是觀其發展，擇機而動。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發動太平天國運動後，很快從華南席卷大半個中國。華南一帶的許多有錢人家，為了避難，帶著家產連同家屬跑到香港。後來清朝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一批參加過太平天國運動的勞動人民，也跑到香港。這樣，不僅給香港帶來大量資金，也帶來大批勞動力，對于香港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香港的人口有了新的發展，1848年香港人口總數只有23988人，其中中國居民有23485人。到了1854年總人口達到55715人，其中中國居民占54072人。6年間華人增加30587人，即增加130％。1853年港島華人居住戶有2416家，而洋人的住戶僅有491家，只及華人住戶的1/5。
1853年3月太平軍攻下南京。面對太平軍的強大攻勢，清政府企圖借助洋人的軍事力量消滅太平軍，所以，曾求助于英、美等國。這時，英、美、法各國都已經在上海強占了租界，有了一定的勢力范圍。而太平軍和清政府的斗爭，誰勝誰敗，當時還看不清楚，所以各帝國主義均宣布“中立”。香港總督般含從英國的利益出發，對太平軍自然也采取了“中立”的方針。他一方面，通知清政府上海道吳健章，聲明“除保護英人生命財產外”，對于要求援助一事，不能以兵相助，但可以借租船只供清軍使用，攻擊太平軍。另一方面，為了探明虛實，1853年4月27日，般含親赴南京，求見洪秀全，向洪秀全表示中立，並解釋說，英國船艦給清軍使用，完全是“英人以私人所有的船只出賣，法律無以禁止”，與英國政府毫不相干。般含還要求太平天國尊重通商口岸的外商權益，把《南京條約》的中文抄本交給太平天國，要求洪秀全承認英國的侵略既得利益，並聲稱如果拒絕接受他們已有的在華特權，英國便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