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士笠的中文譯名是甲利，或者是郭士立。據史料記載，在英國人眼里，在那些專以鴉片和武力侵入中國市場的外商眼里，吉士笠是個大功臣。因此，他才能以一般官職，而博得以他名字命名街道。
鴉片戰爭時期，吉士笠擔任英軍翻譯，也是義律的謀士。他看到英軍在珠江口面對林則徐和關天培的軍隊，連吃敗仗，便建議英軍避重就輕，改道北上，進攻定海，直逼天津。清廷不及提防，遂被英軍所乘，終于簽下割讓香港及賠償大量軍費的和約。對英軍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轉折。
吉士笠是德國人，本來是個傳教士，他和英國人馬禮遜由歐洲來到澳門，任職于東印度公司。
來澳門之前，吉士笠和馬禮遜曾在馬六甲學習過中國語言和文字，是當時能讀中文書籍和能寫中文的少數西方人之一。
1832年前，吉士笠和馬禮遜合寫了3本中文書，在澳門印刷。書名是《日課初學》、《張遠西友相論》、《英吉利國人品國事略說》。第一本是傳教的宣傳品，第二本是宣揚和西方人交友的好處，勸華人不可歧視西方人。最後一本是宣傳當時的英國國力如何強大，英國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英國人有仇必報，中國人不可與英國人為敵，要彼此通商搞好貿易關系。
清廷對于吉士笠這3本書頗為重視，曾下令署理閩浙總督魏元良查明這三本書的內容。
吉士笠寫好這3本書之後，1832年1月奉東印度公司老板之命，隨以胡夏米為船長的“羅爾亞美士德”號輪船到中國北方來。他的身份是船長中文秘書，任務有三條，一是把中國沿海水域島嶼形勢測量繪圖；二是在沿海各港口試探是否可以直接和當地商人進行貿易；三是把他的三本書沿途散發給中國人。
“羅爾亞美士德”號從澳門出發，沿途經廈門、福州、甯波等地，一路測量各個港口的水位，繪畫地圖。吉士笠懂得中文，能說漢語，他除了沿途派發自己的3本書之外，還到處以重金收買情報，並和中國的貪官汙吏打交道。
到達福州時，吉士笠通過中間人向福建巡撫魏元良行賄，暗地里在福州做了一萬余元的生意。在舟山、甯波，也以同樣的手法，收買當地官員，做了許多生意。但是，到了上海，卻遇到了兩個大克星：一個是林則徐，一個是關天培。
林則徐剛好調任江蘇省巡撫，而關天培是蘇松總兵。林則徐下令給管轄上海的蘇松太道吳其泰，叫他切不可與外國人來往。關天培調動水師，嚴密監視“羅爾亞美士德”號的動靜。隨後，關天培下令蘇松太道吳其泰，通知胡夏米立即把船駛離上海。吉士笠是個狡猾的人，他想在上海拖延停泊時日，找尋起死回生的機會。于是，他寫了一封呈文給吳其泰。呈文佯說“羅爾亞美士德”號因在海上遇風損毀，必須稍為停留，加以修理。吳其泰把呈文退還，在呈文上批了幾行字，限令“羅爾亞美士德”號立即離去。
這時候，胡夏米船長知道在上海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了，但因船員測量上海港口的工作還需幾天才能完成，若是立即被逐，已進行了一大半的工作，便會功虧一簣，便請吉士笠設法在上海水域多留幾天。
吳其泰所批的那幾行字中，把胡夏米船長稱為夷人，這是當時官場對外國人的統稱。吉士笠便抓著這一點大做文章，認為這是侮辱，要求吳其泰把這種稱呼改正過來。
由于吉士笠熟識當時中國官場的陋習，公文往來十分緩慢，往往要花好幾天時間。有了這幾天時間，船上的人便可以把測量和繪圖的工作完成了。
吳其泰果然中計。他絞盡腦汁，引經據典的寫了回複公文，說明在呈文上以“夷人”相稱，並無侮辱外國人的涵義。吉士笠又寫信辯駁，公文來來往往，船上的人已有很從容的時間完成繪制上海沿岸地圖的工作了。“羅爾亞美士德”號被驅逐出上海水域之後，繼續北上，沿途照舊測量水位和繪畫地圖，圓滿地完成了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