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初，仍有人舉報高和爾貪贓枉法行為。香港律政司（總檢查官）安士迪重新辦理高和爾一案，彈劾高和爾十九條罪狀：（一）玷辱官紳。（二）自營娼業。（三）包庇盜匪。（四）以妓作婦。（五）包辦妓院及娼妓牌照。（六）私通盜黨。（七）聽信讒言。（八）假借權威。（九）為匪作保。（十）蒙蔽上司。（十一）合伙分贓。（十二）容庇犯婦。（十三）勒釋海盜。（十四）廣置私產。（十五）私營丑業。（十六）縱容戚屬。（十七）收取昂租。（十八）秘密社黨。（十九）公行賄賂。
安士迪對高和爾的彈劾，總督寶靈數月置之不理。安士迪憤然上報英國政府。寶靈見事情鬧大，只得下令組織五人審查委員會受理此事。在審查委員會質詢時，布烈治攻擊律政司安士迪制造讒言，安士迪則將對方黑幕一一揭露。雙方爭吵不休。寶靈組織的審查委員會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在審查報告中斷定，所列十九條罪狀，其中八條為捕風捉影之說，七條僅有嫌疑，無確切證據，其余四條事實俱在。但審查委員會認為高和爾的犯法行為，出于一時過失，若給予革職處分，則處罰失當。
香港總督寶靈對審查結果十分滿意，聲稱這一裁決澄清了高和爾的問題，是對安士迪制造流言蜚語的譴責。總督控制下的行政局還通過決議，指責安士迪多次在正式場合因謾罵引起爭吵，聲言他的意見經常判斷失誤，狂妄偏激。
安士迪沒有屈從于寶靈的壓力，繼續指控高和爾，要求進行公正的審判。寶靈主意堅持不變。1859年1月，安士迪被迫離職返回英國。但香港反對高和爾的輿論並未平息。後來，英國政府指令新任總督羅便臣繼續審查高和爾的問題。高和爾見勢不妙，拒絕傳喚答詢，辭去職務，逃之夭夭。1861年9月，行政局公布審查結果，指出高和爾與黃墨洲交結，證據確鑿，玷辱官聲，應依法給予革職處分。但此時高和爾早已離職，香港政府只是說說了事，並未給他任何處分。
市民告總督
早年在香港辦報不受什麼限制，辦報人不是傳教士，就是英商或與英商關系密切的人。例如怡和洋行的大股東馬地臣是《香港記錄報》的股東。《孖剌報》的主筆孖剌是商人出身，曾在廣州的英國商行工作，後來又經營過米業和運送華工。當時的英文報紙多半是英商的喉舌。香港政府本來特別注意照顧英商的利益，但英商還是常常與香港政府發生意見沖突。當時香港和英國傳遞消息靠船只，港府和倫敦互通信息，往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英商和香港政府之間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時解決，他們便通過報紙抨擊香港政府，發泄不滿情緒。他們的出發點往往是個人得失，但是他們對早期香港政府某些官員劣跡的揭露卻往往是真實的。
1850年，德倫收購了《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德倫是鴉片戰爭以前就到廣東經商的，英國占領香港後他即到港府田土廳任職，後來調任登記官署。1847年，他指責當時已任職輔政司的威廉?堅有受賄嫌疑，在高等法院敗訴，遭受撤職處分。從此與港府官員不和。
德倫購買《中國之友》正是想利用輿論作為報複的工具，對港府官員進行揭露和報複。
1857年，毒面包案件發生時，德倫也是受害的英國人，他不甘精神和醫藥費用的損失，向張亞霖提出民事訴訟，要求賠償。6月開庭審理，審問結果，德倫勝訴。法官判給賠償費1010元。但張亞霖財產在封，只能等結案後再支付。不料，7月張亞霖釋放逃往越南，德倫的賠償費落了空。于是，和所有受害人一起遷怒于張亞霖的律師必烈啫士，說他自己的律師費到手，就故意安排張亞霖秘密離港。由于毒面包案要求賠償未得到滿足，德倫對香港政府積怨很深。所以，他在報紙上對徇私舞弊的政府官員發動了猛烈的抨擊。
1857年8月，德倫在自己的報紙《中國之友》上發表文章大罵必烈啫士，指責他只顧自己發財，不管別人死活。必烈啫士向法庭提出控告，指稱德倫犯誹謗罪。但香港其他英國人也指責必烈啫士，說他已經是港府署理輔政司，卻為一個要毒殺全體英國人的中國嫌疑犯擔任辯護，而且收受金錢，有虧職守。1858年7月23日，因黃墨洲勾結海盜一案，德倫撰文抨擊調查委員會，並揭露代理輔政司布烈治和總登記官高和爾勾結舞弊、包庇犯人。對于德倫的揭露，寶靈政府十分惱火，便以“誹謗政府罪”起訴德倫。幸虧有已經離職的原律政司安士迪代他辯護，法庭才以“證據不實”撤銷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