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紫主編的《香港報業春秋》一書認為，香港報紙之具有政治背景，是由《中國日報》開始的。1903年洪全福、李紀堂、謝瓚泰等在廣州起義的計劃失敗以後，廣州《嶺海報》發表文章攻擊全國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動。《中國日報》針鋒相對，嚴辭駁斥《嶺海報》的文章，雙方筆戰一個多月。後來，香港保皇黨報紙《商報》鼓吹“保皇扶清主義”，《中國日報》又與《商報》展開論戰。在彌敦時期，《中國日報》為中國打開民主之窗，觸動封建制度的基石，喚起國人的覺醒，起了神聖的喉舌作用。
1906年，廣東總督岑春煊謀劃將粵漢鐵路收回官辦，民營股東黎國廉等表示反對，岑春煊下令予以逮捕，同時明令廣東與港澳的華人報紙不准刊登有關的敵對言論。《中國日報》率先發表文章，抨擊岑春煊的卑劣行徑與高壓手段，其他港澳中文報紙及廣東報紙也同聲斥責廣東總督的可恥行為。岑春煊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也為了維護清政府的統治，下令禁止香港出版的報紙輸入大陸內地。港英政府積極合作。
《中國日報》曾經代銷《民報》的特刊——《天討》。《天討》曾刊登一幅漫畫，畫圖中出現清朝皇帝的頭像。香港當局認為這幅漫畫損害跟“友邦”的關系，針對《中國日報》和其他中文報刊的反清宣傳，港英政府在1907年頒布了第15號法令。法令稱“凡在本港發刊的報紙、書籍、文字、圖畫，流入中國內地能令全國人心作亂者，本港政府為邦交起見，得而取締之，罰款不過五百元，監禁不過兩年，或罰款與監禁並施。”這就是香港當局管制中文報紙言論自由的開始。
但是，香港當局的限制措施，卻促成了中文報界的聯合，組成了“香港報界公會”，主持人為郭亦通。報界公會認為，要節省人力、物力與財力，在某些統一的資料搜集上，可由公會組織力量負責，于是各報所刊登的市場商品價格與各個服務公司的輪船航線與船期等資料，均由公會整理發送。這個“香港報界公會”後來改為“香港報界公社”，從1907年起，到1941年止，存在了34年之久。
造就“石塘豔名”
彌敦接任不久，中環發生水坑口火燒妓寨事件。彌敦決定，趁此機會把妓寨遷往石塘咀。石塘咀因此而走向繁華。
水坑口原名“大坑口”。“坑口”，是山澗溪水流入大海的河口。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坑口本在馬路一側，水不深，坑周邊多山石縫隙，是龍蝦聚集的好地方。
約在1821年，原住九龍九華徑的幾戶村民先是泛舟每日到大坑口捕捉龍蝦魚蟹，後來干脆搬往大坑口附近的山腳下，用茅草和毛竹搭起簡陋的居所，定居下來，亦農亦漁。他們在大坑口淺海豎起竹柵，竹柵的疏密僅容小魚小蝦出入。在竹柵的不同方位，開辟幾個柵門。漲潮的時候，龍蝦隨著潮水，從柵門闖進大坑口一帶，潮水不再高漲的時候，居民把各個柵門統統關閉起來。等到退潮，水位回複原位，居民便紛紛下海捕撈柵內龍蝦。捕撈獲得豐收，居民的心情十分舒暢。因為他們在泥水中捕撈，全身是濁水汙泥，個個都變成泥人，于是彼此呼喚著：“到大坑口去沖涼嘍！”這種捕撈豐收的生動景象，實在令人神往。
大坑口日日夜夜為泥沙所沉積，數十年後，“坑口”愈來愈小，遂將“大”字省去，只稱“水坑口”而已。時至今日，仍有“水坑街”流傳下來。“水坑口”之成為“街”，是自1904年以後，陸續填海的結果。
石塘咀在大坑口的西面，原是花崗岩遍布的石山。花崗岩，廣東老百姓稱作“麻石”，堅硬耐用，是良好的建築材料。廣東的惠州客家人，多為石匠，以鑿石為業。他們聽說香港石塘咀的花崗岩，質地純正，卻無人采用，于是成群結伙，來到石塘咀，先從海濱一帶開始鑿石，漸漸擴展到高山頂上，後來花崗岩鑿空的地帶低窪，形成了大池塘，而從內向外望去，近海處狹而長，酷似鳥咀。所以人們把這一帶稱做石塘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