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傅應全的名字，朱代東心里一驚，隨即又是暗暗苦笑，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頭。自己對傅應全雖然不是很了解，可是他的那位弟弟，可是打過好幾次交道。這次自己到北京，傅應星就主動找上門，要二十箱原漿保健酒。現在他大哥來了古南，而且還擔任常委副省長，以後傅應星在自己面前，豈不是更加囂張？
“傅應全同志工作作風正派、硬朗。組織協調和駕馭全局能力強，決策果斷，推動工作力度大，這從他在農業部的工作就能看出來。他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善于團結同志一道工作，事業心、責任感強，敢抓敢管、敢于負責，作風深入紮實，重視調查研究，關心群眾生活，這方面，跟你有些相似。”嚴鵬飛緩緩的說道，傅應全雖然是高干子弟，可是並不是代表他就跟傅應星一樣。傅應全能以三十九歲之齡，就走上副省級干部的領導職位，肯定有其他過人之處。
“我還要向傅應全同志多加學習才行。”朱代東連忙說，現在雖然是非工作時間，但他卻是向嚴鵬飛彙報工作，公私分明，在任何時候，朱代東都能做到這一點。
第二天一早，朱代東就到了市委大院。他到北京一個多星期，今天又正好是例行的常委會，他必須向有關人員介紹自己在北京的成果。當然，現在對朱代東來說，最重要的是，探聽關于泄密事件的真相。
木川市政府大樓與市委大院相隔三公里，朱代東在市政府大樓對于市委大院發生的事情，只能從兩者之間的電話溝通時，才能聽到一絲端倪。但現在，市委大院發生的一切事情，都逃不過他的雙耳。他的車子還沒進市委大院，朱代東就已經准確的找到了凌松帆的聲音。
朱代東在省委組織部干部二處的時候，只要是他接觸過的人事檔案，所有的人材料就全部能記下來。但是那些材料，並不包括聲音，他在干部二處的工作時間也不長，只有三個月，因此，他對公安廳的副處以上的干部非常熟悉。可是對于市委大院的人，他現在就算是對搞清潔的工作人員，都很熟悉了。
從幾百人里面排出幾個不熟悉的聲音，對朱代東來說非常輕松。他很快就發現，邱濤正陪著凌松帆。而在他們不遠的一間房里，有幾個陌生的聲音正在訊問市委辦秘書一科的副科長高愛英。
而從他們的口中，朱代東聽到了一個名字：紀文升。朱代東在聽到這個名字的同時，腦海里馬上就浮現了這個人的資料：紀文升，男，四十六歲，曾經擔任過木川日報的記者、副社長、社會治理辦公室主任，後來調到人大擔任正處級干部，前幾年辦了內退手續。此人可以說是一家都是國家工作人員，他的兒子是陸軍軍官學院畢業，現在某部擔任副連級干部。紀文升的妹妹也是正團級干部，而他父親也是木川的老干部，已經逝世。而他的父親，也是干部退休，住在市干休所里。
像這樣的人，誰會懷疑他會跟境外的間諜組織聯系起來？可是偏偏這樣的人，就是間諜。他假著曾經擔任過領導職務，借著跟機關里的干部，以前建立起來的關系，多次借閱甚至是借走機密級、秘密級文件。
紀文升被境外的間諜組織收買之後，假借與高愛英丈夫合伙做生意為名，設下圈套，使他欠下巨額債務。紀文升此後多次以要錢為名，到她的辦公室，以種種理由借走各種涉密文件近五十份。不但要看，而且還要拿回家拍照。
此時的高愛英得知紀文升的真實身份之後，留下了悔恨的淚水：“紀文升來要錢的時候，不說要錢，只說隨便過來看看。他借文件都說是要漲工作，恢複工作這些事，看看有什麼新精神沒有、領導講話什麼的，他就要拿回去看。有的時候他就說看不清，字小，眼花沒戴眼鏡，拿回去看行不行？就這樣拿走了文件。”
“你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他的行為？”審訊人員哭笑不得，像高愛英這樣的干部，竟然沒有一點保密觀念，這樣的人讓她擔任市委辦秘書科副科長，會給國家造成多大的損失？
“他是老領導，老黨員，我覺得他這麼大歲數，而且他的孩子也是軍人，妹妹也是高級軍官，他爸原來也是老干部，他媽媽也在市干休所住著。像他們家這樣的情況，我沒想過別的，現在這個年代我沒有那麼高的警惕性，給國家造成了損失，為此我很痛心。”高愛英懊悔的說，只是現在，她再後悔，也是沒有用的。被紀文升拿走的文件，大部分都已經傳到了國外，造成的損失，也是不可能再挽回的。
朱代東在聽到這些對話的時候，也是怒不可遏，他相信高愛英的這些懺悔是發自真心的，但卻無法讓人接受如此蒼白的理由。因為“他”光榮的家史、因為“他”曾經是領導、因為“他”要學習，就可以將涉密文件拱手相送了嗎？高愛英的和赤，嚴重違反了涉密文件保密管理的最基本要求。
在一些人眼中，給老領導、已離開涉密崗位的同事、親人、朋友看涉密文件，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這其中有親情、友情、有炫耀，也有礙于面子不能拒絕的心理。可是正是因為這樣的心理，讓這些無關人員隨便編個借口，便得到了涉密文件，實在讓人痛心疾首。
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也許是因為有經濟上的把柄在間諜手中，高愛英不想得罪紀文升，因此滿足了其閱讀涉密文件，進而拿回家看的無理要求。又或許是因為她的保密意識太薄弱了，一個市委辦秘書科的副科長，實際主持著秘書科工作的重要機關干部，如此沒有覺悟，實在讓人痛心。
而且在紀文升拿出涉密文件的時候，無人檢查、無人知曉，如果不是從國外發現這些文件是出自木川，恐怕到現在，誰沒有人會想到，高愛英竟然是罪魁禍首之一。
因為對高愛英的審訊很順利，凌松帆在拿到口供之後，跟邱濤交流了一下，邱濤覺得這件事有必要向周保甯彙報。而此時，朱代東也到了周保甯的辦公室，按照慣例，在召開常委會之前，會有一個簡短的書記辦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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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記，朱市長，省公安廳的同志已經對高愛英進行了初步審訊，她對于自己的事情供認不諱，這是審訊記錄。”邱濤進來後，看到朱代東也在，稍微遲疑了一下，才說道。
“高愛英怎麼這麼沒有保密觀念？”周保甯眉頭擰成了個川字，這麼多的機密文件被借出，相當一部分還是他親自簽名的，就這樣被人拍了照，他心里一股無名火起。
“市委辦決定從今天下午開始，召開全體大會，重新學習和貫徹落實保密制度。”邱濤說道，高愛英的失職，跟他有直接的關系。他是市委秘書長，同時也兼任市委辦主任，高愛英是他的直接下屬，現在高愛英出了事，他這個當領導的也跑不掉。
“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市政府那邊也吸取教訓，絕對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次的事情，給我們敲響了警鍾啊，不管是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保密工作都刻不容緩。”朱代東拿過那份審訊記錄看了看，說道。
“紀文升的案子有多少涉案人員？”周保甯問，紀文升原來當過記者，還當過報社的副社長，後來還在國有企業干了一段時間，又調到市委工作過，最後在市人大內退的。這樣的人，幸好提前內退了，如果是在職機關干部，那木川市這次的臉可就丟大了。
“檔案局有一位檔案員是紀文升的小學好友，大學同學，另外木川日報一位副總編，好像也為他提供過一些內部文件。”邱濤說道，借著朋友、同事的關系，紀文升以各種理由去借閱文件，這些人因為他曾經的身份，和光榮的家庭背景，對他借用文件的用意，從來就沒有懷疑過。
“胡鬧！”周保甯一拍桌子，很多文件對于他來說，都能正常閱讀，可是對外面的人來說，那些文件就是機密。比如中央對統戰工作的一些政策，國外很多機構就很關注。而這些政策性的文件，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畢竟下發的地區有這麼廣，閱讀的人員又那麼多，想要做到完全保密，確實很難。可是難歸難，現在問題出在木川，這對周保甯來說，就是一次政治事件。
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雷厲風行，令行禁止，這些話在文件里存在了多年，但是落到實處的情況卻少之又少。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很多人就開始膨脹起來。思想觀念也開始慢慢的發生了變化，現在的人，都講究金錢至上，官場中的人呢，只想著往上爬。甚至為了達到進步的目的，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民間有段子，說男人“提錢進步”，女人“日後”再說，這是對官場赤裸裸的譏諷。
“邱濤同志，省公安廳這次來調查紀文升一案，具體是從哪一天開始的？”朱代東問，這對他來說很關鍵，這次公安廳能迅速掌握這麼多准確的情況，之前肯定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而這些工作，離開木川公安局可以，但是想要繞過市委辦是不可能的。
秘書長，不管什麼事情，也都是首先從政治上考慮。
很多時候我們在提拔干部的時候，總要考察這個人在政治上是不是成熟，其實主要是指，他考慮問題的時候，有沒有先把政治因素放在首位。在中國，離開的政治，那什麼事都干不成。經商是如此，治政更是如此。
這次的事情也是如此，就算木川真的發生了間諜案，可是這件案子查起來並不是複雜，而且省公安廳早就掌握了紀文升，可以說，對省公安廳來說，這件案子只能算是件普通案子。可是為什麼就是這麼一件原本可以歸劃到普通案件中去的間諜案，卻要驚動凌松帆這個副廳長呢？而且省國安局反間諜監察處，更是出動了七八個人，處長和主管副處長都親自帶隊，這是要干什麼？
大事可以化小，小事也能變大，什麼時候大事化小、小事變大，都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比如說這次木川的間諜案，應該就是小事要變大。像這樣的泄密案，可以負責任的說，每年各個城市都會發生。有些案件的影響甚至比紀文升案要惡劣得多，但是省廳好像也沒有擺出這麼大的陣勢吧？
很多問題從表面是發現不了端倪的，但是從事情的結果，卻能找出蛛絲馬跡。這次如果木川的間諜案鬧得盡人皆知，那認是最大的受害者？表面上看，應該是邱濤，但再提高一個檔次的話，就應該是周保甯。因為周保甯才是木川的一把手，市委書記。現在木川出了這麼大的間諜案，周保甯都要負一定的責任。如果上面真正追究，也只會追究他的責任。
但如果再升一個層次來看這件事呢？原古南省的班子成員，省政府的副省長錢飛虎同志今天就要離開古南，據非官方的消息，接替錢飛虎職務的，將從省政府其他幾名副省長和一些老資格的正廳級干部當中產生。
周保甯對于這個常委副省長，是沒有居心的，而朱代東才剛剛享受正廳級干部待遇，甚至他還不是正式的木川市長，也不可能去參與這次的競爭。木川應該跟這次的事情沒有關系才對啊？可是邱濤知道，朱代東的岳父，可是嚴鵬飛，他擔任副省長已經兩年多了，完全有資格去挑戰這個常委副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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