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扶蘇：儒與法的纏綿 倘若扶蘇不死，而順利地登上皇帝位，秦朝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呢？史料未記載任何關于扶蘇理政的才能，可在當時的大秦帝國，寬厚仁義就是最大的治國方法。而扶蘇，骨子里就有這種方法！ 其實，他的名字就注定了他的結局，那麼悲傷而零落，讓人還沒有品賞完他的名字就開始對他的結局傷感了。秦朝之滅，無數的人有無數的看法，並且有理有據。這其中的看法里，卻有一種假設，如果是扶蘇當國，秦朝會不會按照始皇帝的意圖二世三世萬萬世地走下去？答案似乎不那麼確定，因為關于這位封建帝國的第一位太子的資料太少了。我們只能從有限的文字中來探悉出他的“仁德”，我們不需要再探悉出“治術”，因為在當時的秦朝，“仁德”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治術”。 扶蘇何以死？因為一紙假詔！但從其與秦始皇的言談中，我們看到的是，憑他的智慧不可能辨識不出詔書的真假。那麼，他為什麼一定要死呢？只是因為他的父親是秦始皇。 當剛做了七個月的皇帝胡亥在寢宮里肆意妄為之時，遠在大澤鄉的一群貧苦農民卻是愁眉不展。他們本是奉朝廷之命去戍守咸陽，但連日大雨耽誤了行程，按照當時律法，誤期者當斬立決。兩個帶隊隊長陳勝和吳廣在一起商量說，誤期是肯定的了。逃跑是死，起來反抗也是死，同樣是死，還是後者有點意義。 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離秦朝滅亡還有三年。 其中一個隊長陳勝在決定要造反後又遇到了一個難題，那就是以誰的名義來造反。他不可能就這樣跑出去跟那九百名農民叫喊造反了，農民一定把他當成是瘋子。雖然，他當初說自己是鴻鵠，還譏笑那些不知鴻鵠之志的農民燕雀們，但老實說，他自己也不知道鴻鵠的志向到底是什麼。也就是說，他自知自己還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來影響那些農民兄弟們。 在這種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情況下，兩個人抱著腦袋想到了兩股風。第一股風是楚國的項燕，兩人的理由是，項燕做楚國的將領的時候，多次立有戰功，又愛護士兵，楚國人很愛憐他。有人認為他死了，有人認為他逃跑了，總之這個人的去向是神秘的。 但這理由因為出自兩個農民之口，所以就流于表面了。細細推敲之，他們之所以選擇項燕，最深層的原因很可能是在秦統一過程中，楚國是受秦國軍事打擊最重，損失最慘重的國家。所以，楚國的抗秦、反秦之火就燒得特別旺。特別是楚國末期的名將項燕，被秦朝大將王翦滅掉後，項燕之名忽然比先前升高了數倍。而且還有一句“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讖言在社會上流行，正是眾人備為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 另一股風在現在看來是極端可笑的，且看他們的理由：我聽說秦二世是秦始皇小兒子，不應當立為皇帝，應當立為皇帝的人是公子扶蘇。扶蘇因為多次勸誡秦始皇的原因，皇帝派他在外面帶兵。現在有人聽說扶蘇沒有罪，二世卻殺了他。百姓多數聽說他賢明，卻不知道他已經死了。現在果真把我們的這些人冒充公子扶蘇的隊伍，向全國發出號召，應該有很多響應的人，我們借他的名義來反對小胡亥。 但從字面意義上來看，陳勝是想舉著敵人哥哥的旗幟來反對敵人。再看他的話，就有“弟弟不仁奪位，哥哥現在來要了”的意思在里面了。我們不得而知，陳勝和吳廣當時是否想到這一點，但其淳樸而直接的這兩個理由卻是讓他們乘風而起的可靠保證。 舉項燕，可以讓更多苦秦已久的人加入到自己的戰團中來；舉扶蘇，讓人對胡亥產生更大的憤怒。當陳勝、吳廣舉事而成後就再也沒有提到這兩個人，不提項燕，因為勢力已雄厚；不提扶蘇，因為不想讓扶蘇仁義之光遮蓋住自己的叛亂之名。 而有幸為這一論述作證據的則是西漢賈誼的和宋朝的蘇洵，倘若將兩個人的觀點糅合到一起，就是這樣的：秦在挺進中原與六國混戰時，占據有利的地理位置而獲勝只是其中一個小因素。最大的因素是當時六國也是“仁義不施”，和秦國相比，大家半斤八兩。六國國內之所以沒有人起來造反，是因為養客之風盛行，天下人才都被國家或者是國家的代言人養著呢，普通老百姓根本攪不起大風浪來。但是，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命令殺名士，把大批的擊劍抗鼎之徒都趕進了民間，所以，才出現了無數的刺客。陳勝以一農民而掀起滅秦大浪，無非是因為秦朝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公元前209年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匈奴冒頓即位為單于，開始統一蒙古草原。為後來西漢在北方的疲于奔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中原，陳勝、吳廣打著扶蘇與項燕的旗幟開始反秦。陳吳反秦一事讓我們看到了並應該反思的一個事實：扶蘇已死近一年，他的仁德還可以被人拿出來當令箭。那麼，若他仍活著，而他的仁德能沐浴人民，天下該是什麼樣呢？！ 扶蘇太子給人的感覺就是：太子之位來得快（秦始皇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立他為太子），去得也快（秦始皇尸骨恐怕未寒，他就死了）。 曆史對這位太子的記載並不公道，司馬遷在《史記》中只是寥寥數筆，卻還是側寫旁描。所以，我們想要完整地了解這位扶蘇太子，在今天的確是一件難事。 據史料記載，秦始皇因不滿一些儒生的複古言論，在李斯的煽動下，于咸陽坑殺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扶蘇知道後，勸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大怒，將其趕出宮廷去北邊給守衛北方的蒙恬作監軍。蒙恬，《史記》記載，“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掃六合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蒙恬還建造了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暴師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 秦始皇為什麼要大怒，除了他性格殘暴剛愎自用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扶蘇所言乃“柔慈”之語，在這位祖龍眼里，這位長子與自己的行事路線格格不入。細思扶蘇的勸諫之言，可謂中規中矩，合情合理。 第一，天下雖然已定，但遠地的百姓還四散各處，這樣坑殺儒生只會惹來他們的恐慌；第二，儒生們又沒有犯什麼大錯，父親這樣做未免太殘酷了些。 如果可以結合所有有關扶蘇的曆史記載，我們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扶蘇並不是只這一次上諫秦始皇的。 《李斯列傳》記載：扶蘇以數直諫上；農民陳勝也說：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趙高偽造的將扶蘇賜死的詔書中，也稱扶蘇“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 這一切記載都說明了一件事：扶蘇經常會對秦始皇的一些所為勸阻，並說出自己的理由。由此可知，他們的父子關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扶蘇被派往蒙恬處作監軍是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事，直到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扶蘇被矯殺，兩年時間里，秦始皇從未過問過扶蘇。 但就在秦始皇臨死之前，卻“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上寫‘與喪會咸陽而葬’”。不管父子之間的關系到底怎樣，秦始皇在死之前還是很清醒的。他二十多個兒子中也只有扶蘇堪當大任，況且又是長子，遵古制，自然會立他為太子。將玉璽賜給他，並讓他趕回咸陽參加自己的葬禮。 可惜的是，這“玉璽”和“書”並沒有到扶蘇手里。被當時的趙高與一直跟隨秦始皇巡游的小兒子胡亥拆開了。幾個在秦始皇身邊的人就一同商議，偽造了秦始皇給丞相李斯的詔書，立胡亥為太子。又偽造了一份賜給扶蘇的詔書，用皇帝的玉璽把詔書封好。詔書大意如下： 我巡視天下，祈禱祭祀各地名山的神靈以求長壽。現在扶蘇和將軍蒙恬帶領幾十萬軍隊駐守邊疆，已經十幾年了，不能向前進軍，而士兵傷亡很多，沒有立下半點功勞，反而多次上書直言誹謗我的所做所為，因不能解職回京當太子，日夜怨恨不滿。扶蘇作為人子而不孝順，賜劍自殺！將軍蒙恬和扶蘇一同在外，不糾正他的錯誤，也應知道他的謀劃。作為人臣而不盡忠，一同賜命自殺，把軍隊交給副將王離。 據《史記》記載：當胡亥的門客捧著詔書到上郡見到扶蘇，打開詔書念畢，扶蘇就哭起來，進入內室想自殺。蒙恬阻止他道：“皇上在外，沒有立下太子，派我帶領三十萬大軍守衛邊疆，公子擔任監軍，這是天下的重任啊。現在只有一個使者來，您就立刻自殺，怎能知道其中沒有虛假呢？希望您再請示一下，有了回答之後再死也不晚。”使者連連催促。扶蘇為人仁愛，對蒙恬說：“父親命兒子死去，還要請示什麼！”立刻自殺而死。使者回來彙報，胡亥、李斯、趙高都非常高興。到咸陽後發布喪事，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任命趙高擔任郎中令，常在宮中服侍皇帝，掌握大權。 後人會有個疑問，為什麼趙高有十足的把握扶蘇真能自殺呢？只是因為趙高對扶蘇太了解了。《史記·趙高列傳》中記載：趙高說，扶蘇“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也正是有對扶蘇這樣的認識，所以趙高與胡亥的奸計才得逞。不知這是趙高之狡詐還是扶蘇之愚蠢。後人對扶蘇的評價頗多，蘇軾在《東坡志林》中關于他的評價是“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甯死而不請”。明朝首輔張居正說：“扶蘇仁懦。” 蘇軾評價扶蘇之死，認為父讓子死，子不得不死才算是孝。而張居正卻認為，扶蘇雖然“仁”，卻是愚蠢之仁，愚蠢之孝，不足為後世效法。 蘇軾與張居正一個肯定扶蘇，一個否定扶蘇，或許是真心實意的，或許只不過是當時所處形勢需要他這樣來講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但無論怎樣，扶蘇還是自殺了。按他的話來講，“父親命兒子死去，還需要請示嗎？！”這句話絕不能用一個“孝”字就能解釋得了的。 扶蘇是孝，但孝並不意味著唯命是從。如果用百依百順來解釋孝，那扶蘇堪稱不孝。他總和父親有分歧，有分歧自然就免不了爭吵。有爭吵就是不順不依，不順不依就是不孝了。 可當他聽到父親賜自己死的假詔時，何以即刻拔劍而自裁？一切都是因為秦始皇所受的法家教育，而最致命的就是，扶蘇太了解有著法家思想的父親了。 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扶蘇被派往上郡（今天的陝西綏德）做大將蒙恬的監軍。其實，蒙恬根本就不用任何監軍，他對秦帝國的忠誠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比擬的，也沒有任何人懷疑的，包括秦始皇在內。 從繁華的咸陽來到荒涼的上郡，扶蘇似乎一點也沒感覺出父親的良苦用心。他認為這是父親把自己放逐了，遠在四方巡視的秦始皇也想不到扶蘇會這樣想。在這位千古一帝的父親看來，兒子太“軟弱”，太“婦人之仁”。 一個用法家思想從腳跟武裝到牙齒的帝國，從臣子到布衣早已經習慣了嚴刑峻法。而扶蘇卻在這樣的情況下讓自己棄法從儒，這非但不可能，簡直就是荒唐可笑。 所以，他看到了在眼前站著的扶蘇，忽然感覺到了一陣恐慌。大秦從祖宗孝公時就以商鞅的法家思想立國，到他這里已經六世，祖宗成法不可變！也變不了！ 他想，絕不能再讓這個扶蘇在政治權力中心晃蕩了，他遲早會把自己和祖宗經營多年的國家毀于一旦。他真想把扶蘇踢趴下去，然後指著帝國的版圖告訴扶蘇：這一切都是用殺戮得來的，如果單靠仁義道德能讓我擁有這麼大的版圖嗎？！ 擺在他面前的處置扶蘇的路有兩條，第一，讓他參政，用他的方法來治理這個刁民四起的帝國；第二，殺掉他，免得以後他改祖宗成法。 經過了深思熟慮，他選擇了第三條路：既不殺他也不用他，而是要他到蒙恬處去體驗一下生活，要這位儒生看看，憑道德禮儀這些虛的東西能否使天下臣服。 蒙恬在上郡到底干什麼呢？他用秦帝國的主力主要在做兩件事：盡可能地擊敗匈奴、修萬里長城防禦匈奴。 擊匈奴就要戰爭就要死人，這儼然違反了儒家的“以德服人”的宗旨。修萬里長城就要用大批農民，也要死人。這又違反了儒家的“以仁治國”的思想。 總之，在今天看來，扶蘇在上郡所見所聞的痛苦比之他在咸陽見父親所作所為的有過之而無不及。于是，如今陝西的綏德有這樣兩處景點：扶蘇望月台與扶蘇嗚咽泉。從名字上來看，這兩處景點都充滿了悲哀之情緒。望月是想家，嗚咽或許還是想家，更或許是見到生靈塗炭而傷心難過。從人性的角度來考慮，他或許是想父親了，父親已年邁，時常有病，那個尋找多次的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遲遲沒有結果。父親身邊的人都以殺戮刑罰為能事，一切的一切都讓他為父皇擔心。 當公元前212年，希臘人阿基米得被攻入敘拉古城的羅馬士兵殺死的時候，那個士兵並不知道自己親手扼殺了燦爛的古希臘文明。也是公元前212年，扶蘇被流放到上郡去體驗生活，秦始皇也不知道自己親手扼殺了自己的大秦帝國。 秦始皇的本意是想要扶蘇跟蒙恬處理好關系，這對他以後親臨大秦帝國有著很重要的作用。蒙恬是大秦帝國的頂梁柱，秦朝主力都在這位蒙大將軍手里。他想把扶蘇交給蒙恬，雖然他沒有直接告訴蒙恬，好好培養扶蘇。可他想，蒙恬又不是傻子，定會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的。 但秦始皇顯然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從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到三十七年（前210年）只有兩年左右的時間，作為一介武夫的蒙恬和崇尚“仁者才可無敵”的扶蘇根本就不可能有共同語言。況且，作為長子的扶蘇並沒有正式被確定為太子，而且由于秦始皇對手下將領的法治嚴酷，蒙恬不可能和扶蘇走得太近。 蒙恬是什麼人？親眼看著戰爭、政治斗爭成長起來的一只老狐狸，當扶蘇還沒有被立為太子，秦始皇還在人間的時候，他不可能和扶蘇走得太近，他要避嫌。老實說，秦始皇到了晚年，喜怒無常，任何人似乎都無法真正了解他，即使在他身邊的趙高有時候都會犯嘀咕，老皇上到底在想什麼呢？遠在千里之外的蒙恬怎麼會知道他把扶蘇安排在自己身邊到底有什麼企圖呢？ 老皇帝是想監視自己，還是因為扶蘇總是忤他意，想借刀殺人呢？ 由上可以看出，秦始皇之錯就錯在沒有馬上立扶蘇為太子，而導致了與蒙恬的關系並不像後人所說的那樣融洽的地步。 扶蘇在上郡的兩年除了望月就是嗚咽，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他在那里生活得並不開心。眼所見之事、心所想之意都與蒙恬格格不入，怎麼可能開心呢？他那一套儒家思想在安定的朝堂之上都沒有市場，到了戰火硝煙的邊疆更是屠龍之技了。 扶蘇在上郡的兩年從史料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證明他的思想對蒙恬的所為起過影響。從始皇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蒙恬的主要任務就是修長城，他手中秦國的主力軍卻不用，而征農民修長城。我們現在不得而知當時的“監軍”職責所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權力並不大。不然，一向鼓吹仁義的扶蘇不可能不對蒙恬的大征百姓修長城而置之不理。 他的老父親正在四處巡游，以示千古一帝的風范，而他自己卻在上郡見人死人悲，卻毫無辦法。這僅僅是扶蘇一個人的悲哀嗎？五年後，我們知道了這是大秦帝國的悲哀。而這種悲哀的產生，僅僅因為秦始皇把扶蘇調到了上郡，卻不給他任何他應該有的名分，也不給蒙恬明確的指示，使得扶蘇在上郡的兩年不過是浪費了七百多天的光陰。 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秦始皇死時，扶蘇在都城，事情肯定會是另一個樣子。不過，這種假設實屬于徒勞，因為曆史已經發生了扶蘇自裁的那一幕。這一切的發生不過是因為有了一個嬴政。 嬴政就是秦始皇，習慣地稱他為千古一帝。因為是他開創了中國第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封建帝國。生于公元前259年，終于公元前210年，姓嬴，名政。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在位，公元前238年親政。從公元前230年滅韓開始，到公元前221年滅齊，統一六國，結束了長期以來諸侯割據混戰的局面。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郡縣制度，統一法令，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修築長城，防禦匈奴等，同時還實行焚書坑儒政策，並派人去尋找不老長生藥。其治國思想為法家思想，在他去世的前幾年里，身後左右除了女人就是法家的人。 這可以算是秦始皇的簡曆，但我們並不是要討論他的簡曆，而要說的是，為什麼秦朝會有這樣一個皇帝，腦袋里總裝著法家的“刑名”之學？ 想要知道這點，就必須從商鞅說起。諸多學者都講，秦朝之亡實亡于商鞅，此種論斷是對是錯，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曆史上對商鞅之功績的傳頌大都集中在他的改革促進了秦國的強大方面，從而能讓秦始皇“奮六世之余烈”侵吞六國。我們不得不承認，商鞅之變法的確促成了秦朝的強大，但同時，他也把法家思想徹底地灌輸給了秦國，使得後來的秦國君主無不以“刑名”為治國之策。 在當時的情況下，每個諸候國或許其他東西少之又少，但人才卻是相當的多。因為當時沒有戶籍制度，所以這些人才可以四處奔走希望能將自己所學賣于賞識自己的國君。巧的是，商鞅就在這個時候來到了秦國，把自己的“刑名”之學傾情授于秦孝公。兩人一拍即合，開始對秦國實施大手術。 在政治上，商鞅徹底廢除了舊的世卿世祿制，建立新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主要內容有如下三點： 第一，制定二十級爵。制定二十級爵的做法，意味著廢除舊世卿世祿制，今後根據人們的軍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從有軍功爵的人中選用。二十級爵：一級曰公士，二級曰上造，第十九級曰關內侯，二十級曰徹侯。各級爵位均規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數量標准和衣服等次。又制定了“獎勵軍功，嚴懲私斗”的辦法。獎勵軍功的做法是：將卒在戰爭中斬敵首一個，授爵一級，可為五十石之官；斬敵首二個，授爵二級，可為百石之官。“首級”一詞就是從這里來的。另外，還規定，宗室貴族無軍功的，不得授爵位。有功勞的，可享受榮華富貴；無功勞的，雖家富，不得鋪張。嚴懲私斗的做法是：為私斗的，各以情節輕重，處以刑罰。 第二，實行縣制，廢除分封制，以縣為地方政區單位。他把秦國分為四十一縣，縣設令以主縣政，設丞以副縣令，設尉以掌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後來秦在新占地區設郡，郡的范圍較大，又有邊防軍管性質，因之郡的長官稱守。後來郡內形勢穩定，轉向以民政管理為主，于是郡下設若干縣，形成秦的郡縣制度。 第三，實行什伍制度。秦國之都鄉邑聚原來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點。到了商鞅這里，均作為基層行政單位。居民登記于戶籍，分五家為一伍，兩伍為什，近似于後來的保甲制度。為了加強管理和統治廣大居民，規定什伍之內各家互相糾察，“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其政治方面的措施有利處，但也有不利處，就是刑罰的嚴酷。 在經濟方面，商鞅廢除了井田制，實行土地私有制。他的確在這方面開創了一個先例。因為在當時的各國，沒有一個國家敢于用國家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國范圍內改變土地所有制。主要內容有如下三點： 第一，廢井田，開阡陌。在全國范圍廢除井田制度，實行土地私有制度。廢止“田里不粥（鬻）”的原則，准許民間買賣田地。此後秦國政府雖仍擁有一些國有土地，如無主荒田、山林川澤及新占他國土地等，但後來又陸續轉向私有。 第二，重農抑商政策。秦國當時“據崤函，擁廣雍州之地”，占盡了地利。所以，他必須要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凡努力耕織、生產多的，免除徭役。凡從事工商及因懶惰而貧窮的，全家沒入官府，罰為官奴。 第三，統一度量衡。統一斗、桶、權、衡、丈、尺，並頒行了標准度量衡器，全國都要嚴格執行，如有違犯要重罰。 在社會方面，主要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發徭役和戶口稅等。具體規定為：凡一戶有兩個兒子以上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戶口稅。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現在談商鞅的這一系列改革似乎很輕松，也很有激情。其改革方案頭頭是道，讓人不得不佩服商鞅的治術，但這一系列改革卻是在血與淚中完成的。 “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是當時秦國社會一現象，沒有人不怕死，商鞅在變法中酷用嚴刑，甚至把髒東西倒在路上都要受刑罰，他後來的死也就不言而明了。 賈誼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一心于進取”，兩年後，秦國的社會風俗便敗壞了。本來秦國就是一蠻夷，因為禮儀關系而不被中原各國認可，商鞅的大變革更是雪上加霜。而同時，因為商鞅的變法讓六國感覺到了危機。他們再也不像從前那樣只是對秦國嗤之以鼻了，他們決定聯合起來向秦國進攻。 曆史往往是這樣，當所有人都把禮儀當回事，並堅持禮儀的時候，一個不堅持禮儀、不把禮儀當回事的人就能把這些人擊敗。 秦國即是如此，野蠻的國家往往會取得暫時的大勝利，因為它一門心思只在進取上。至于仁恩禮儀，與它毫無關系。 或許也正是屢屢挫敗六國的勝利現象，讓秦國從秦孝公以後的各個君主都認為仁義純粹是扯淡。只要有強大的土地、人民和軍隊做後盾就可以了，那些形而上的東西，就讓它塵封吧。 從秦始皇滅六國開始，秦國君主的思維里仍舊存留著這種思想。秦始皇用法家代表人李斯，時時處處聽他的意見並采納之就是明證。 在開創時期，用法家之術當然是明智之舉。可當帝國已成，猶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猶不知仁義之厚，還相信“民之畏死，當以死懼之”的荒唐理論，豈不哀哉？ 後人評價說，秦孝公“東並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並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商鞅的確謀了上述之功績，但他同時也為秦國謀劃了“以刑治國，一千年不變”的治國思想。 秦之亡，實亡于商鞅，難道沒有道理嗎？如果不是他，秦始皇怎麼可能容不了欣賞儒家的兒子？如果不是他，扶蘇何以會因為有那樣一個刻薄寡恩的父親而自殺？扶蘇不死，大秦不滅，還需要證明嗎？ 直接毀了扶蘇的就是這三個人：李斯、趙高、胡亥。三個人在短短的時間內就結成了一個流傳千古的殺人組織的確讓人驚訝不已，因為在始皇帝生前，這三個人對始皇帝畢恭畢敬，幾乎不敢多走一步路，生怕被奪了性命去。可當始皇帝一死，他們人性里最肮髒的一面就立刻暴露出來了。 如果單純地將這三個人的丑行歸罪于法家的不施教化，實在是太冤枉法家了。不過必須要承認的一點是，這三個人的確是用了最卑鄙的手段把扶蘇送上了黃泉路。 始皇帝的第五次巡游可以看作是死亡旅行，當他的尸體還沒有發臭時，李斯、趙高和胡亥已經達成了殺掉扶蘇的共識。 在今天看來，身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李斯怎麼會和閹人趙高走到一起呢。李斯，楚國上蔡人。生性聰穎，幼年苦讀詩書。年少時，曾當過一個小吏。後來與韓非一起跟荀卿學“帝王之術”。當學成時，他放眼天下，發現六國皆無一前途，包括自己的祖國楚國。于是，他去了秦國。先是在呂不韋門下充當了一個舍人，呂不韋見其有奇才，便經常把他留在自己身邊。這樣，他則有機會見到秦王。他把思想融進了自己的第一篇奏章《論統一書》中，力勸秦王趁六國皆弱之機，對之“遠交近攻、各個擊破”。秦始皇大加贊賞，從此視他為心腹，每事與他議決，又拜他為案卿。 公元前231年，秦王忽然下令驅逐外地人口，很文明地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便向秦王獻上《諫逐客書》。他寫道：“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得……”總之，大概意思是說，驅逐外地人口並不是好事，這些外地人為秦國作了很多貢獻，如果將他們驅逐，秦國就無法成為泰山、無法變成江海。 秦王看後點頭稱是，立即下令廢除《逐客令》，留下所有願為秦國效力的人，並專門派人把踏上離秦之途的李斯請回，官複原職。此後，秦始皇對李斯更是刮目相看，言聽計從。利用李斯的“遠交近攻、各個擊破”的大政方針，從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僅十年時間秦王就消滅了韓、趙、燕、魏、楚、齊六國，李斯由廷尉晉升為丞相。 在其丞相生涯中，他輔助秦始皇開疆擴土，並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設天下為三十六郡，中央任免各級官吏，運全國于掌握之中。同時，統一法律政令，使舉國法令一致；統一度量衡，便于全國公平交易；車同軌，修直道，便于交通往來和戰爭之急需。可以這樣說，秦代的典章制度都是出于李斯之手，後來各個朝代的政教法制也多從這里繼承。 寫得一手好字的李斯怎麼看也看不出能和趙高那樣的人為伍，但他的的確確參與了殺扶蘇的計劃。扶蘇死後兩年，李斯也被趙高殺死。在臨赴刑場時，他對自己的兒子說：“我想再與你一起牽著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還能做得到嗎？”這和他年少時看著茅廁里的老鼠歎息“做老鼠也要做倉中鼠”的話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這兩句話里便看出李斯對權力的渴望之情，越是渴望的東西當失去時才會頓然醒悟：我真該牽著狗去追兔子；做老鼠也可，即使在廁所里也可。 趙高後來被子嬰殺掉的時候，什麼感歎語也沒有。這個把秦朝折騰得只剩下一個“大秦帝國”空名的人在當初何以會有違反秦始皇詔書的行為呢？ 暫且不管他的身世，這個人的真正的出現似乎就是在他矯詔殺死扶蘇擁立胡亥繼位後。他想立胡亥，不過是因為跟胡亥太熟的緣故，胡亥很小的時候就跟著他，秦始皇命他授胡亥秦朝律法等事。況且在他眼里，胡亥就是一個笨蛋。擁立這樣一個笨蛋皇帝可以左右之，另外，扶蘇萬一登基，自己的前途堪憂啊。 他也是這樣勸李斯的。 “萬一扶蘇登基，你說丞相的位置會給誰？” 李斯茫然，難道還能出現廢丞相之事？ “肯定會給蒙恬，因為他們兩個熟啊。” 李斯害怕了，我該如何是好？ “立胡亥吧。” 李斯還是害怕，我跟他也不熟啊。 “我熟啊！”趙高笑靨如花，但他怕李斯誤會，又收起笑容，補充道：“小皇帝說了，如果你肯參加這個計劃，您還是丞相。” 當然，上面這段話給人惡搞曆史的感覺。但當時的情況很可能就是這樣，史書往往在記錄一些本不該正經的事情時非常正經。 在說服李斯前，趙高早就說服了胡亥。這個未來的秦二世根本就沒有主見，或者說自己根本就沒有當皇帝的想法。 趙高：皇帝駕崩，遺詔單獨賜予長子扶蘇，對其他諸子完全沒有提及。扶蘇奉遺詔到咸陽，馬上立為皇帝，貴有天下，公子同為皇子，卻無尺寸之地的封賞，您就不覺得有點…… 胡亥：父皇的做法是理所當然。您也知道父皇向來是說一不二的，我作為兒子又能怎樣。 趙高說：我覺得不是這麼回事！皇帝已經去世，天下的權力位勢，懸而未定，以臣下之見，其取舍定奪在于公子、在下高以及丞相三人手中，望公子計慮圖取。 胡亥：你不懂規矩嗎？扶蘇是長子，理應由他來繼承，我算什麼。 趙高（恨鐵不成鋼）：少廢話，你必須答應做這個皇帝！ 胡亥：好，好。 由此可知，整個矯殺扶蘇事件完全是趙高一人籌劃，李斯與胡亥是客串而已。後來的事情也證明了這一點，他玩弄胡亥殺胡亥，玩弄李斯殺李斯。 李斯完全是個權力迷，他不想輕易地丟了手中的權力；胡亥從小就跟隨趙高，一言一行都看趙高眼色。而趙高自己的目的再明顯不過：挾天子以成己私。 李斯和胡亥當時肯定疑慮過萬一事情不成，蒙恬率大軍殺回咸陽來，該如何收場。而趙高卻是信心十足，他在秦始皇身邊多年，對于扶蘇的性格和秦始皇的性格了如指掌。以秦始皇的名義來殺扶蘇，扶蘇就是待宰的羔羊，這一點毫無懸念可言。 三個人的地位也是成功的基礎，趙高，宮內最大級別；李斯，朝堂之上獨一人；胡亥，皇帝的兒子。 法家思想最突出的就是“以力兼人者也”。就是說用武力來得到天下。這其實並不為過，自古就有“打天下用申韓”的思想。但是，法家最大一個弊端就是守天下時卻認為，“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把天下的人都當作“奸民”來治，完全符合了法家的“人性本惡”論。“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是好事，但“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就有些太殘忍了。想用這種方法達到“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的目的或許在某一時間內起作用，但長此以往多是弊有余而利不足。 秦始皇之所以能吞滅六國，是和國家強盛分不開的。但同時也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關系，在曆史上，曆史往往因為一個人的性格、思維方式而改變方向。秦始皇無論是對六國還是對手下臣民都是以“嚴酷”聞名的。 後人多對當初刺殺秦始皇的刺客荊軻報以同情，原因就在這里，秦始皇的殘忍所為的確該殺。他想要把這種性格讓全天下人知道而因此不敢反對自己，他就必須要讓身邊的人也明白自己的奢殺性格，扶蘇恰好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扶蘇的“仁懦”不知師從何人，當初，帝國未成時，秦國上下都在殺人放火；帝國初成時，又大興各種各樣浩大的工程。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帝國未來太子的扶蘇怎麼可能有時間去學習儒家的那一套仁義禮智信呢？ 在秦朝“法家”鋪天蓋地的氣氛中，怎麼會有人敢對崇尚法家的老頭子秦始皇的兒子進行儒家教育？我們持著這種懷疑不妨來讀一下明朝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談到的扶蘇，暫將其原文引下： 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為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複三代之舊，至于國勢微弱，強宗複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為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刬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張居正認為扶蘇就是受儒家教育多年的一個准太子，還指出，如果扶蘇上台，他一定會將秦朝的治國之思想改變，從而使秦朝加速滅亡。如果分析一下當時張居正所面臨的情況就不難得知，因為他想改革，所以借了這個“仁懦”的扶蘇來闡釋想要變法，必須要向“申韓”取經，而不是什麼仁義道德。 儒與法的斗爭到秦朝時已經不算是斗爭了，只能看作是法家這個鹵莽少年在欺負著儒家這個小孩。秦始皇可以隨便殺書生，把所有他認為該燒的書都燒掉。而作為長子的扶蘇只能看著，大不了說上幾句話。 儒家的學說從古至今都像是一個穿著厚重的盔甲站在那里的柔弱婦女，人們來往中向她看去，果然非同凡響。可是一旦有個混蛋上前把她推倒，她就很難站起來。而法家則像一個赤條條地拿著斧頭的漢子，看著就已經讓人膽戰心驚，更何況是他開始掄斧子了呢！但也正如老子所言，砍人的人遲早被人砍。 法家的思想看上去永遠都是那麼充滿活力，因為它是“禁于已然之後”的，所以，效果顯著，不像儒家“禁于將然之前”那樣藏頭露尾，不被人注意。 秦始皇無疑就是那個赤條條的漢子，拿著斧頭砍完了六國又開始砍那個早就被他推倒的柔弱婦人。事實上，扶蘇師從何人學儒家思想已經不重要，他在當時的秦朝因為性格仁慈就儼然一個儒家的代言人了。 當初，假詔到他面前時，他幾乎沒有加以考慮就揮劍自裁。因為，他太了解父親了。父親對他的主張從來都是大肆反對的，所以父親讓自己死在他看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也沒有聽蒙恬的建議去找父親問一問，為何要賜自己死。用他的話來講，父親讓兒子死難道兒子不死嗎？ 其實，這句話的背後應該就是，在那個到處都是殺伐的時代，在那個強者生存的時代，他的柔弱已經顯得格格不入了。他在上郡的兩年因為眼所見，耳所聞，已經對當時的世界失去了信心。而這種信心的失去正是他父親的“剛猛治國”造成的。 有一個傳說是關于扶蘇名字的，據說其母鄭妃是鄭國人，喜歡吟唱當地流行的情歌《山有扶蘇》，始皇便將兩人之子取名“扶蘇”，“扶蘇”是古人對樹木枝葉茂盛的形容。可惜後來，秦始皇親手砍了這棵樹。 胡亥繼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死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當然也有沒有被他弄死的，但終究也沒有什麼好下場。朝廷大權都掌握在趙高手里，于是有了“指鹿為馬”這一成語，有了李斯去遛狗的想法。 倘若扶蘇不死，而順利地登上皇帝位，秦朝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呢？史料沒有記載任何關于扶蘇理政的才能，可在當時的大秦帝國，寬厚仁義就是最大的治國方法。而扶蘇，骨子里就有這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