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對秦始皇有兩種不同性質的評論:一是借秦始皇來表達某種政治見解或主張，這可叫作史政論.史政論不屬曆史科學，但從性質上講，即有革命與反革命之分.一是作為曆史研究對象，進行曆史評價. ‘四人幫‘評論秦始皇是典型的反革命的史政論，謬論百出，荒誕不經.然而他們卻憑借手中掌握的輿論大權，使這股妖風一度彌漫整個思想界，冒充研究曆史，控制了史壇，取消了人們把秦始皇作為一個曆史人物進行評價的權力.我們這篇文章，旨在根據曆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對秦始皇作一番自由的，實事求是的討論. 一，關于秦統一中國的主要原因問題 秦朝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從封建割據走向封建統一的王朝，秦始皇又是這個王朝的‘始皇帝‘，因些如何看待秦統一的主要原因，是把秦始皇置于什麼基礎之上的一個根本問題. 關于秦朝統一的原因，人們曾經從政治，經濟，文化，民族，曆史傳統等各個方面進行過探討.但對秦朝統一的主要原因，大家的看法卻很不一致.在各種不同的觀點中，最為流行的一種見解是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順應了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願望，是為了鞏固封建生產關系，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樣一來，秦始皇的形象就頓時高大起來了. 果真人們有美好的願望，就必定會得到甜蜜的果子嗎人們要求什麼，社會之神就一定恩賜什麼嗎事實證明，曆史並不是這樣.嚴格地說，曆史不是按照人們的願望前進的.在階級社會里，像人們所占物質資料的差異懸殊一樣，人們的願望也極不一樣.究竟按誰的願望走即使說人們都希望統一，那麼到底由誰來統一呢單單為爭統一本身就會引起一場殊死的搏斗.退一步講，在當時情況下就是有統一的願望，要求，也只能處于自發的和分散的狀態.這種自發的分散的願望和要求，不通過一定的形式集中起來，在任何重大的曆史變動中都不可能起什麼重大作用.就事實而論，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處于無權地位的人民有過什麼為爭取統一而聯合起來的實際行動；恰恰相反，在戰國的史籍中，到處可以看到勞動人民厭戰，避戰，逃戰等等反對兼並戰爭的事實.因此，說秦始皇統一中國是順應了人民的要求，願望等等，只不過是一種推想罷了.至于說秦始皇統一是為了鞏固封建生產關系，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則更是令人難于信服.如果此說可以成立，豈不是說地主階級已經進入自覺地，有計劃地，有目的地從事創造曆史的自由王國!很顯然，這種把秦始皇現代化的做作，根本不符合曆史事實. 究竟什麼是秦統一中國的根本原因呢我們認為，這只能從封建生產方式的經濟運動中去尋找. 西周奴隸制時代，土地所有權與分封制相聯系，表現為奴隸主階級的多極占有，而周天子擁有實際上或名義上的最高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便是西周松散的統一的基礎.進入春秋以後，周天子式微了，也失去了土地最高所有者的資格，諸侯以及卿大夫們走到了曆史的前台.與此同時，受到封建生產關系發展的刺激，諸侯與卿大夫之間為了爭奪土地和人口打紅了眼，正像楚子反所說:‘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爭奪之激烈，竟至‘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的地步.鄭攻陳，陳告鄭于晉(晉為霸主)，晉責問鄭:‘何故侵小‘鄭反駁說:‘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幾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把晉問得無言答對.大國吞並小國就是這一運動最明顯的結果.據曆史記載，齊滅掉三十五個小國及一些部落，楚滅掉四十余國和一些部落，晉滅掉二十余國，征服四十余國，秦益國二十，開地千里.諸侯對以周天子為軸心的統一來說是分裂割據，而各諸侯國滅掉許多小國，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又是地區性的統一.春秋初期有一百多個諸侯國，到春秋戰國之際，由于兼並和伴隨著地主階級奪權，形成了七個大國，大國中間還夾存著十幾個小國.這些諸侯在他們所管轄的范圍內，不僅占有眾多的土地，而且對全部土地擁有最高支配權.諸侯們把多數的土地通過授田制分配給農民耕種；一部分分封給親戚功臣，形成封建的多極所有.還有一部分賞賜給功臣，武卒，這部分逐漸變成個人的私產.所以在當時的土地運轉中，諸侯(封建國家)處于樞紐的地位.土地和人民既是國君財政的淵藪，又是用來進行政治活動，調動臣民為自己所用的 資本.正如韓非所說:‘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管子》也有類似記載:‘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土地既是財源，又是換取臣民力量的交換物，所以諸侯視地為寶，‘地者，人主所甚愛也‘.孟子也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對君主來說，為臣的責任就是要‘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所以，‘尊主，廣地，強兵‘，這三者就像連環套一樣循環不已.戰國時期猶如飛輪轉動式的戰爭，都是圍繞著爭奪土地和人口展開的，強者如果不把弱者吞並掉是決不罷休的.當時的君主及一些思想家和游說之士曾不斷談到統一問題，用他們語言來說，叫作‘霸王‘，‘霸王之業‘，‘帝‘，‘一天下‘，‘定于一‘，‘天子‘，‘兼天下‘，‘盡亡天下‘，‘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跨海內制諸侯‘，‘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天下為一‘等等.這些不同的稱呼反映著一個問題:各諸侯爭為天下之主.諸侯們爭吞天下的目的是什麼呢除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之外，不可能有別的目的. 秦始皇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人在這同樣的軌道上都跑得快.頓弱說:‘皇帝，即以天下恭養.‘戰國末年其他說客們也都很明白，秦‘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尉繚甚至在秦國也直言不諱地說: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在統一以後，秦始皇自己也說得很明白:‘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這些話同統一前別人對他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經濟上的兼並運動決定著統一，這在戰國各國君主那里是如此.那麼為什麼秦始皇能夠完成統一，而東方六國國王們統一的美夢卻破滅了呢這仍然需要從秦內部的經濟運動中去尋找原因.我們認為，秦能夠統一的因素很多，但它能嚴格地按照軍功爵和公爵進行賞罰，是諸種因素的基礎.秦自商鞅以來一直貫徹執行的軍功爵制度，使全國上下軍民都納入了戰爭的軌道，而且這種多等級制吸引著每一個人來發揮自己的最大能量.這種制度之所以有威力，關鍵在于它是由國家不斷進行財產和權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級爵位的實際利益是落實在土地，賦稅，徭役的分配以及個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這正如荀卿所說:‘秦人其生民也狹厄，其使民地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厄，忸(習慣)之以慶賞，(制裁)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無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這段話清楚地告訴我們，秦的統治者是怎樣利用土地，租稅，爵位等等調動臣民的戰斗力，‘使天下之民要利于上者，非斗無田‘的.用經濟手段調動了臣民的力量，打了勝仗又使秦國獲取了更大的利益，如此循環，這就是秦強和秦始皇完成統一的基本原因，並吞諸侯的秘密基礎. 既然秦的封建統一和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建立是封建經濟運動的產物，因此統一中央集權更有利于地主階級，特別是便于君主對農民的掠奪與壓迫.在農民未聯合起來以前，封建統一的中央集權越強大，就愈有利于地主階級宰割那些分散的個體的農民，這是封建統一中央集權的最本質的一般表現. 從我國曆史上看，封建統一所直接繼承的曆史條件，大體有三種情況:一是經過長期的封建割據與兼並而形成的統一；二是在民族政權分立的基礎上，互相兼並而形成的統一；三是農民大起義推翻了前王朝，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勢力之後，由地主階級再建的封建統一.這種曆史背景的差異，對統一後統治者所實行的政策是有直接影響的.秦的統一是屬于第一種情況.這種統一所形成的過程，一般地說，沒有削弱地主階級的勢力，相反，是在地主階級勢力競爭和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的.所以在統一之後，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與剝削往往表現得更為殘暴和肆無忌憚.秦統一後，秦始皇所做所為就是最好的說明.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功是卓著的，但認為秦始皇統一代表了人民的要求，是為了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等觀點，則是站不住腳的.我們認為，秦始皇統一後所實行的政策，從本質上與主流看，是他爭取統一過程中實行政策的繼續和發展.且看秦統一後的事實是怎樣反駁上述觀點的吧. 二，從社會實際效果來檢驗秦始皇政策，措施的意義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又實行了一系列與這種統一相輔相成或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的政策，措施.例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二十七年，‘治馳道‘.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坑儒‘.與此同時，北征匈奴，築長城，南戍五嶺，五次巡游等等，顯赫的事件排滿了秦始皇的日程表. 有相當多的曆史學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和講堂上，幾乎眾口一詞，無不稱贊秦始皇的這些政策，措施，認為它有利于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 但是人們常常向曆史學家們提出，赫赫的秦朝何以短祚經濟文化的發展又表現在哪里秦始皇既然作了那麼多順應曆史發展的事業，為什麼在他活著的時候發生了農民暴動，而死後不到一年就爆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這風云突變，如何解釋我們究竟用什麼樣的標准去衡量去分析秦始皇的政策與活動呢 我們認為，評論曆史上一種政策，措施及其制定者的功過時，主要應根據當時的曆史實踐進行綜合考察. 應該說，秦始皇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其中有一些是有利于經濟文化發展的.然而是什麼原因沒有能夠使這些政策，措施發揮作用，成為維系秦王朝長治久安的紐帶，反而被淹沒在憤怒的聲浪中呢這就說明，一種好的政策的實施不是孤立的，必須有相應的措施，政策予以保證.如果有一些與之相反的政策或舉動，雙方不僅會有抵消作用，而且力量大的一方勢必壓倒另一方.任憑錯誤的政策和行為無限度泛濫，好的政策，措施就會黯淡無光，甚至根本失靈. 車同軌，修馳道，統一度量衡等等措施，照理講應有利于經濟文化的交流，特別是對商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秦始皇用強大的中央集權和嚴密的隊伍組織控制人民的遷徙自由，奉行比重農抑商更為嚴峻的‘除末‘政策，謫發賈人戍邊，壓制商業，使馳道不是通往經濟繁榮，文化交流的康莊大道，而主要成為秦始皇吸吮人民血汗的大動脈和調兵遣將，運輸軍需，押送囚徒的干道. ‘書同文字‘，這無論如何評價，它本身是符合文化發展規律的.但文字畢竟只是交際的工具，文化的內容卻要廣泛的多.秦始皇奉行‘以吏為師‘的政策，要人們只學法律，這就不是發展文化，而是窒息文化了.書同文變成了秦始皇推行封建文化專制的工具. ‘使黔首自實田‘，‘上農‘政策和徙民墾荒等，對進一步鞏固封建私有制和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本應有積極意義，但秦始皇卻濫用民力，頭會箕斂，使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可能性完全遭到破壞. ‘焚書‘‘坑儒‘，十幾年來幾乎都說是秦始皇反複古，反分裂，堅持改革，維護統一的一項重大措施.評價更高者則認為是一次具有反複辟性質的政治思想革命.事情果真是這樣嗎還是對事情的過程與效果進行一番考察吧. 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上前祝壽.仆射周青臣進頌說:‘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聽了喜形于色.沒料到博士淳于越迎頭潑了一瓢冷水.他建議應分封子弟功臣為枝輔以防大臣篡權，警告:‘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又指出周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秦始皇讓群臣討論淳于越的意見.隨之，李斯發表了著名的‘焚書‘議，當即得到秦始皇的准許，付諸實行. 就李斯提倡‘師今‘，反對淳于越‘師古‘而論，無疑是對的.但考察一下事件的全部就會發現，出發點是對的，而落腳點卻大謬.從焚書內容看，把非秦紀的史書和‘詩書百家語‘統統燒掉，顯然過了頭.那種認為焚書是為了統一，把百家爭鳴同統一看成是格格不入的觀點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法家主張統一，儒家如孟軻，荀卿等又何嘗不主張統一淳于越的建議盡管迂腐，其心還是向著秦始皇的.‘統一‘不應是‘統死‘，特別在思想上更不能‘統死‘.禁絕百家，以吏為師，從根本上窒息了人們的思想，堵塞了對事物進行探討之路，扼殺了文化的發展.‘焚書‘的直接結果，是把秦始皇的極權推向了更高峰.焚書之時已是秦始皇統治的晚年，當時社會危機已明顯暴露出來.在這樣的時刻，就是從秦朝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也應該讓臣下七嘴八舌，尋求對策.可是焚書卻完全堵塞了言路.對統治者來說，沒有不同意見，就沒有比較和選擇，也就失去了應變的能力.秦朝只好沿著秦始皇那些極端政策更迅速地向覆亡滑去.所以‘焚書‘決不是秦始皇政治棋盤中的一步好棋. 關于‘坑儒‘，我們許多同志把它看作是‘焚書‘的繼續或鎮壓反革命之舉.為了分析這一曆史公案，不妨把‘招禍‘那段文字摘引出來，弄個水落石出.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上.上樂以刑殺為畏，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 首先分析一下‘坑儒‘是不是‘焚書‘的繼續.從盧生，侯生的議論看，與‘焚書‘事件無關.相反，他們是在焚書之後更加受到重用.秦始皇曾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接著便講如何器重方術之士等等.事情是這樣的乖戾，受青睞的方土也起來批評秦始皇了!秦始皇火冒三丈，勒令追查，結果把那些心懷不滿的儒生一並拿來問罪，很顯然，儒生是被株連受冤的. 其次，就事件的性質而論，盧生侯生等方士求仙藥是荒唐的，而他們不正是投秦始皇之所好嗎如果秦始皇能夠翻然悔悟，不再迷信鬼神，殺了這些方土也算有些道理.然而他並沒有邁出這一步.試問，有權的迷信家殺掉無權的迷信家能算是革命家嗎再則，就其內容來講，侯生，盧生對秦始皇的批評基本上是切中要害的，沒有言過其實的誣罔謾罵之語.而秦始皇卻以‘誹謗我，以重吾不德‘為借口，搞了一場‘坑儒‘奇案.從社會效果看，如果坑儒之後帶來了文化的新發展，我們完全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評價秦始皇的這一粗暴行為.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秦始皇以反複古為名走到了極端的文化專制，一怒之下又殺了那麼多人，這難道能稱得起是革命嗎 綜上所述，秦始皇所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就單項推論，似乎無可非議；然而卻被另外一些政策，措施所抵消，失去了它應有的作用，或起點不誤，落腳點卻走到了起點的反面.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政策，措施的貫徹執行，都必須有一個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社會上的各個階級，階層，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直接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勞動人民，能夠進行起碼的正常的生活.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這篇著名悼文中說過:‘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沒有這樣一個基礎，想從事任何其他活動都是根本不可能的.秦始皇恰恰從總體上無情地破壞了這樣的基礎.他的破壞來自兩個方面: 首先，秦始皇好大喜功，他超越戰後秦朝物資匱乏，人丁稀疏的現實，不惜動用大量民力財力，進行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古長城，如龍騰蛇伏，綿延萬里，巍巍壯觀.它所表現出來的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力量和無窮智慧，仍為今天的人們所歎服.然而，這卻又是秦始皇不顧‘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謬‘的現實，不顧百姓之急，不養老存孤，一意‘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的罪證.‘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于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于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嘔哎啞，多于市人之言語.‘唐人杜牧的這篇名作《阿房宮賦》，自然帶有藝術的誇張.但為修阿房宮和驪山墓，動用‘隱宮徒刑者七十余萬人‘，那是司馬遷清清楚楚寫在《史記》中的.新近發掘出來的秦始皇陵兵馬俑，浩大的規模，威武的氣派，也足證史記之不誤，杜牧之合理.始皇二十八年，‘為馳道于天下，東窮 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這馳道，路寬五十步，每隔三丈樹以青松，坦坦蕩蕩，這在交通很不發達的古代，也算得上是空前的交通設施了.然而這又耗費了多少民力!另外，‘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這又耗費多少的民力!還有戍五嶺，擊匈奴，又是百萬之眾. 不論上述這些工程，活動的性質如何，是它們的總和把人民淹沒在大規模徭役，兵役的苦海里.試想，一個連簡單的再生產都不能維持的朝代，無論怎樣用第一個統一的王朝或某項事業有什麼偉大意義來為它辯解，它也是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的. 其次，秦始皇是一個少見的暴君，他‘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刑罰之嚴使人沒有伸屈之地，真是跋前後，動輒得咎.我們一觸及秦代的曆史材料，成千上萬的刑徒，罪人便映眼而來.刑徙，隱宮者，黥首者，被謫者，各種各樣的‘罪人‘，無處不有，無時不見，平均一，二十人中就有一名罪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絕非虛言.整個秦王朝簡直成了一個大囚場.范陽令‘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范陽令這種人物的出現，恰恰是秦始皇行苛法的必然結果. 就這樣，秦始皇統治下的秦王朝成了一個刀光劍影，隨時都可能身首異處的恐怖世界，這哪里還談得上去貫徹推行那些有利于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政策，措施呢 宮廷的狂歡作樂遮蓋不住掙紮在死亡線上千百萬人民的呻吟；周青臣之流的頌揚遮蓋不住眾生的憤怒!面對著‘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的慘景，縱然用玫瑰的顏色來描繪秦始皇的這些政策，措施，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在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時，我們還應當充分估計到秦末農民提出的‘天下苦秦久矣‘這個口號的意義. ‘苦秦久矣‘這個‘久‘字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呢‘四人幫‘及其禦用史學家認為，秦始皇統治時期，‘黔首安甯‘，‘黔首是富‘，老百姓像生活在天堂里，根本無苦，苦只是到了秦二世時才出現的.這顯然是一種別有用心的胡說八道. 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也覺得秦始皇統一中國功勞大，把這個‘苦‘字算到秦始皇的頭上，似乎感到有點與心不忍；如果把它從秦始皇賬上一筆抹掉，又感到是嚴重地歪曲曆史，于是乎就采取了一種輕重筆法，把秦始皇統治時期的農民之苦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到秦二世和趙高時期就盡量說重.這種好心，當然也不能准確地解釋曆史. 賈誼在《過秦論》中說過:‘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筈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云集響應，贏糧而影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賈誼的偏見我們暫且不論，但陳涉振臂一呼，天下響應，只能是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苦久‘的大爆發. 陳勝，劉邦關于‘天下苦秦久矣‘這個口號的提出，能使我們從階級斗爭的總和中去認識秦始皇的統治，去更深刻地分析秦始皇各項政策，措施的實際意義. 我們這樣來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是不是要全部否定呢當然不是.我們評價曆史，不僅要從當時曆史的總和進行考察，而且還要從曆史的總過程來考察.秦始皇的一些舉動，盡管使一些好的政策，措施失去了影響當時社會的機會，但這些好的政策，措施在曆史的長河中還有一定的曆史地位.因為秦始皇的某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曆史客觀過程的必然性，這種曆史必然性之樹所結的果實是不會因為秦朝的滅亡而消失的.只要這種曆史必然性還在起作用，秦始皇的某些政策，措施就會作為曆史遺產而影響後世和啟發來者的頭腦.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制度，由于是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盡管被秦末農民起義及以後的農民起義多次打亂，但封建統治者一旦得勢，總是千方百計把它恢複和健全起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是經濟文化交往的工具和經濟文化發展所要求，所以這些措施便作為曆史遺產為後來的人們所繼承和應用.長城在以後民族斗爭中，作為防禦工事還起過作用.戍五嶺是推進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中的重要的曆史一環.當然，這種影響和作用不是秦始皇的政策，措施原生形態的簡單再現，而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新的基礎上，作為曆史的因素起作用. 總之，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其活動，有的符合曆史發展的規律，有的則違反曆史發展的規律.但是後者力量大于前者，破壞了推行那些正確政策，措施的社會基礎，造成那樣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嚴峻形勢，對此秦始皇是要負責的. 在以往的著述中，幾乎總是說秦的統一有利經濟文化發展，符合人民群眾的要求等等.這種把統一說成是絕對好的觀點是不符曆史事實的.在階級社會里，統一總是同一定的政治內容聯系在一起的.封建的統一比封建的戰亂有可能為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但封建的統一的中央集權也可能為統治者胡作非為，阻礙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因此封建的統一同經濟文化的發展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必然的邏輯關系.秦始皇統一中國比擾擾嚷嚷的戰國是個進步，但統一之後，由于秦始皇統得過死，憑借極權強行搞了那麼多違背曆史發展規律和超越當時人民負擔能力的活動，反而窒息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使廣大農民喪失了起碼的生活條件.因此，對統一要進行具體分析. 三，從英雄到孤家寡人 秦王朝從勝利到走向滅亡的曆史，也就是秦始皇從英雄轉變成孤家寡人的曆史.對于秦始皇的這種轉變，要從曆史客觀現實的變化和他本人品質的結合上來說明. 秦始皇是個幸遠兒，他是在統一果實成熟了的時候來到果園中的.這里我們先引幾段當時人對當時形勢的看法. 長平之戰後，國子勸齊合縱抗秦時說道:‘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逼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 一說客對韓王說:‘秦之欲並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地；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 李斯入秦後，第一次與秦王政談話也說到:‘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到，統一航船的桅杆已經露出地平線，已為人們的目力所及了.但是，秦對東方六國戰爭的艱難性所造成的嚴酷的現實，使那些與上述論調持相反態度的游說之士，仍有活動的場所.例如，秦王政十年，齊王建入秦稱臣，就遭到即墨大夫的反對，主張聯合三晉及楚，‘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即使在秦滅亡六國的前夕，頓弱在向秦王政獻離間六國之計時也還說:‘天下未嘗無事也，非縱即橫也.橫成則秦帝，縱成即楚王.‘事實上，東方六國也常常在重大戰役上戰勝秦軍，使秦始終不敢等閑視之.例如，魏安厘王三十年，即秦王政即位的前一年，無忌回到魏國，率領五國兵攻秦，大敗秦軍于河外，秦大將蒙驁退走.秦王政即位的第六年，韓，趙，魏，衛，楚共擊秦，取壽陵.趙王遷三年，即秦王政十四年，趙國大將李牧在肥壘(今河北藁城一帶)大敗秦軍；第二年，李牧又打敗秦軍于番吾(今河北靈壽縣南).至于秦始皇對楚國的戰爭，就更加艱苦. 你看，果子已經成熟了，然而想摘取它又是這樣的艱難.這就說明，秦始皇必須兢兢業業，小心謹慎，方能爭取戰爭上勝利.否則，稍有大意，就會招致失敗，甚至前功盡棄.現實就是這樣的矛盾.而恰恰是這種不時有漩渦出現的曆史潮流，成為造就秦始皇這個英雄人物的基礎. 人們常常說，‘時勢造英雄‘.那麼是什麼樣的時勢才能造英雄呢一般地說，要具備這樣兩個特點:即宜人之勢和逼人之勢.秦始皇善于在這樣的風浪中游泳，他在宜人的形勢中善采其‘宜‘，在逼人的形勢下善克其‘逼‘，表現了一個英雄人物的品格. 第一，他敢于作出滅亡六國的戰略決策.當時，秦始皇面臨著兩種抉擇:有人建議他勿滅六國，免盛極而敗；有的則建議他一鼓作氣，統一天下.他自己也提出過‘山東之建國，可兼與‘的疑問.曆史上常常有成熟的時機而被決策人物放走的事例，造成曆史性的錯誤，人們為此而長歎.例如長平之戰後，秦本可以一舉而滅趙，白起就曾這樣主張過，但是由于秦昭王的猶豫，這個時機悄悄從秦國那些達官貴人們的身旁溜走了.秦始皇也面臨著這個問題，即像李斯所說的那樣:‘今怠而不急就，諸侯複強，相聚約縱，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我們決不能把李斯的話視為危言聳聽之論，因為當時的確是勝負未卜的.在這樣的曆史轉折關頭，處于決策地位的人物決而不決或決而不當，常會使曆史走一段或長或短的曲折之路，這在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秦始皇在進行統一這個問題上英明果斷，當決而決，正表現了他的雄才 大略. 第二，軍事進攻與政治上的分化瓦解配合得巧妙得當.我們縱觀秦滅六國的過程，秦始皇采取了遠交近攻，集中兵力，先易後難，中間突破，後掃兩翼，最後滅齊的方針，在執行中又及時抓住可乘之機.靈活機動地變通主攻方向，在軍事進攻的同時，配合以政治上的分化瓦解，兩者結合，得心應手，加速了統一的進程. 第三，善于和敢于竭盡全力進行決戰.秦滅韓，趙，魏，燕，有過艱苦的戰斗，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總的說來，秦軍是一種勢如破竹的格局.可是在秦楚戰場上，情況就迥然不同了.秦始皇在滅掉韓，趙，魏，燕之後，想一口吞下楚國這塊肥肉，召集滿朝文武，計議滅楚大計.他認為王翦所說滅楚需要六十萬人的主張，是人老怯敵之論，而輕信了那位年輕後生李信自吹自擂的話，讓李信只帶著二十萬人去打楚國，結果幾乎全軍覆沒.之後，秦始皇親躬王翦鄉里，請老將出征，並答應王翦提出的全部條件.在這兩強決戰的關鍵時刻，秦始皇信任部將壓倒了猜忌，全力以赴的決心取代了僥幸取勝的心理，毅然傾全秦之兵交由王翦指揮，進行了這場非勝即亡的戰爭.老實說，沒有氣吞海內的氣概，是不敢作出這種決斷的. 第四，善于用人，博采眾議，從諫如流，落落大方.在統一期間，秦始皇身上這種傑出人物的品質表現得相當突出，他之對李斯，尉繚，姚賈等人的態度就是明證. 李斯到秦國，為秦始皇所賞識，拜為客卿的時候，正遇上韓國派鄭國到秦國搞間諜活動案被發覺，秦始皇聽從了宗室大臣的建議，下了一道逐客令，驅逐包括李斯在內的全部‘諸侯人來事秦者‘.對此，李斯上諫逐客書，以秦國曆史發展的事實，批評了秦始皇准備實行的鎖國政策.這時，秦始皇能以理智代替感情，毅然決然除去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官複原職. 尉繚在與秦始皇交談之後，辱罵過秦始皇，說:‘秦王為人，隆准，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可是，秦始皇依然覺得尉繚是一個人材，在當時的形勢下，尉繚的計策，對于秦國之必要，如同一個人對于衣服和食物那樣不可缺少，所以秦始皇不但沒有因此而惱怒，反而拜他為國尉，委以重任. 總之，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秦始皇能認清形勢，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朝廷上，亦能允許大臣們對問題進行反複議論，達到了這個英雄人物的最高峰. 但是，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戰爭的勝利，統一的成功，至高無上的皇權，使他陶醉了，迅速從英雄的寶座上跌落下來，向孤家寡人的境地湧去. 在新的形勢下，秦始皇對防止六國貴族死灰複燃，倒是頗有警覺性.但是形勢中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即剛剛脫離戰國之苦的人民，嗷嗷待哺，極需休養生息這一點，秦始皇非但沒有覺察到，反而是作了完全相反的估計.他到處吹噓‘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功蓋五帝，澤及牛馬‘，‘黎庶無徭，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這種虛偽的文字來掩蓋男離田畝，紅女赴戍的慘景.在秦始皇看來，他已澤及牛馬，何況人乎人民的一切都是他給予的，所以他也就有權向人民索取一切，不給就是負恩，負恩是應該受到懲罰的.橫征暴斂與嚴刑苛法相佐，形成了惡性循環.人民對他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統統破滅了，秦始皇的存在完全成了那個時代和人民的對立物. 在皇權神聖的封建時代，王本來就是超群而獨立，稱孤道寡的.秦始皇做了曆史上第一個皇帝，當然就更加神氣和威風.有一幫大臣不斷制造神化秦始皇的輿論，這點只要看看議帝號那場戲和刻石上的肉麻的頌詞，就一目了然了.而秦始皇本人也欣然接受了這樣的恭維.當然，造成這樣一個絕對權威對統治人民是有用的，但對統治集團來講並不總是一件好事情.戰國時期那種君臣相對性消失了，秦始皇在一片神化聲浪中，越來越覺得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當年允許臣下亢禮的風度，深聽異見的作風完全消失了，再也聽不進不同意見，更容不得批評.李斯曾建議他勿攻匈奴，他拒不采納.‘坑儒‘之後，秦始皇的長子扶蘇對他的做法提出異議，認為‘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頌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扶蘇的勸告，根本無頂撞無冒犯之詞，而秦始皇卻勃然大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實際上就是施以流放罪.《呂氏春秋·驕恣篇》在總結亡國經驗時指出:‘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秦始皇晚年不正是這樣一位把秦國推到亡國邊緣的君主嗎 問題還不止如此.他為了能永居帝位，幻想成神成仙.最初他想皇帝的寶座由他一家獨坐，要‘傳之萬世‘，但傳之萬世還不如他自己坐萬世更愜意，于是他便迷信成仙，妄想長生不死.始皇二十八年，他東巡琅邪，齊人徐說海中有三座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上面住著仙人.秦始皇居然信以為真，派徐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到碣石，又派燕人盧生尋找仙子羨門，高誓.茫茫天穹，仙人何在就在這一年，秦始皇覺得即使求得仙人，自己畢竟還不是仙人，于是‘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他要親自嘗一嘗不食人間煙火，做一個仙人的滋味了.不久，燕人盧生入海回來，獻上上面寫著‘亡秦者胡也‘五個大字的圖書，胡謅了一通鬼神的事.仙迷心竅的秦始皇誤認為‘亡秦‘的‘胡‘是胡人匈奴，因而便大事進攻匈奴.更為可憐的是，從此以後，秦始皇對迷信占卜更加深信不疑.始皇三十六年，發生了一件所謂鬼神的事.秦始皇求人占卜，‘卦得游徙吉‘，于是他便遷北河榆中三萬家，翌年十月遵卦出游.這一年，秦始皇再至琅邪，方士徐根本沒有找到神仙的影子，十年光陰不算短，仙人未得，耗資巨萬，秦始皇應該清醒了.可是，他卻繼續執迷不悟，被徐編造的另一套神話所欺騙. 秦始皇晚年，疑神疑鬼，懷疑一切，只相信自己，結果自我禁錮，與世隔絕，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韓非說過:‘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秦始皇又是這一思想的實踐者.始皇三十五年，盧生求仙人不得，對秦始皇胡編了一套謊言，說什麼‘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大約是方士們摸透了秦始皇貴獨的心理，所以就步步緊逼，結果在秦始皇身上，神仙學和法家‘貴獨‘達到了高度結合.他自稱‘真人‘，連‘朕‘也不稱了.命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秦始皇到梁山宮，從山上看到丞相李斯車騎甚眾，大有自慚形穢之感.有人將此告訴了李斯，李斯便減少了隨從人馬.秦始皇大怒，認為是犯了他的禁忌，把在場的人全部殺死.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跡了.韓非主張‘貞信之士不盈于十‘，秦始皇到了晚年所相信的人已經寥寥無幾.始皇三十七年十月最後一次出游，重要的隨從人員也只有‘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出游不似深居皇宮，該是君臣朝夕相處，然而秦始皇病死沙丘，除了上面那幾個人以外，其余群臣竟然一無所知.可見即便在出巡的情況下，能接近秦始皇的人也是很少很少的了. 曆史事實表明，君主越是神秘，權力越是集中，這個君主就越是容易被人愚弄和操縱，他的權力也就越是容易被奸臣所篡奪.《呂氏春秋·君守篇》在評述奸臣的產生時指出:‘凡奸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人主好以己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奸臣一類人物任何時候都有，這樣的毒蘑菇能否冒出來，關鍵是‘人主所為‘.趙高這個毒蘑菇應該說是由秦始皇培育出來的. 四，法家與秦勝秦亡的關系 秦始皇是終生信奉法家的，統一後盡管他還崇尚五德終始說與神學迷信，可是這兩種理論在秦始皇那里都巧妙地成了尊法的一種補充.五德終始證明他代周的必然性和行苛法的合理性，秦為水德，水德主陰，陰在政治上就表現為殘酷的刑罰.神仙迷信同法家的‘貴獨‘相銜接，更加神化了皇權.秦始皇對儒家總起來說不感興趣，但對其中的封禪說，把皇帝和上帝聯系在一起，他還是感到津津有味的.他是第一個搞封禪的帝王. 法家思想在秦始皇統一過程中曾起過重要作用，這是大家都公認的.但秦亡同法家是什麼關系呢曆史上曾有人說秦亡于尊法黜儒.可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此說被定為大禁，他們規定秦只能亡于儒.可是誰都知道，儒家在秦朝連個合法的地位都沒保住，又何談秦亡于儒呢此說純粹是‘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搞影射的產物. 關于秦亡于尊法黜儒，最早是由陸賈的《新語》，特別是賈誼的鴻篇《過秦論》中提出來的.兩千年來，人們陳陳相因，在封建社會幾乎成為定論，對今天的史學界也有相當深的影響.這種說法對嗎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像秦朝滅亡這樣重大曆史事變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從思想中去尋找，而應當從經濟條件中去尋找.從這個意義上講，秦亡于法的提法也是不對的.至于說秦亡于尊法黜儒，則包含著很大的揚儒抑法的成分在內，當然錯誤更多.但是，一種思想，特別是把它作為一個王朝的統治思想的時候，對加快或者遲緩社會發展的速度和王朝存在的長短是有重大作用的.秦朝的滅亡，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農民和地主之間矛盾的激化，是農民起義推翻的.但秦朝何以速亡這同秦始皇所奉行的法家思想有重大關系. 為什麼幫助秦始皇取得勝利的法家思想又迅速地把他引向失敗我們可以從統一前後曆史條件變化的對比中尋找答案. 法家是主張實行中央集權和耕戰的.在統一之後，秦始皇所采取的各項政策與措施，十分明顯，是他爭取實現統一政策的繼續和發展.例如在行分封還是行郡縣這個問題上，他講得很清楚:‘天下共苦戰斗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複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征匈奴，戍五嶺，從本質與主流上看，應該說是他兼並六國政策的繼續.不過由于曆史條件的變化，這個行動所帶來的後果與除滅六國有明顯的不同.六國均屬富饒之地，對六國用兵雖然花去許多許多軍資，但可以做到以戰養戰，獲得不可勝數的戰利品.但征匈奴與戍五嶺，非但不能以戰養戰，反而蝕了不少老本.這一點李斯當時就指出過.漢初晁錯批評秦始皇‘貪戾而欲廣大‘，‘功未立而天下亂‘，是有一定根據的.其後主父偃，嚴安等又詳論了得不償失，引起天下大叛的經驗教訓. 在處理君臣關系上，法家的主張本來就很成問題.他只講君，不講臣，主張主尊臣卑，把君臣關系完全對立起來.韓非就赤裸裸地宣稱:‘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又說:‘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還說:‘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一句話，‘上法而不上賢‘.在統一之前，由于形勢所迫，秦始皇采取了招攬人才，虛心納諫的態度，可是，在統一之後，秦始皇就死死按照韓非這些主張行事了.侯生，盧生說的‘丞相諸大臣皆多成事，倚辦于上‘，是基本上符合事實的.特別是在他的晚年，不察民情，不知實底，不聽異見，閉目塞聽，完全陷入了昏昏然，蒙蒙然的狀態；然而他又要說一不二，這種有令無議的緊張局面大大削弱了秦朝進行統治的能力. 在處理君民關系上，法家，特別是韓非，完全不理睬當時有關‘貴民‘，‘愛民‘，‘為民‘，民水君舟等思想，在他們看來，民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供君主役使.韓非公開講:‘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用其力.‘在統一之前，由于秦與六國相爭的矛盾十分突出，而且又可以在同六國的交鋒中做到以戰養戰，用‘良田大宅‘，‘爵祿‘等實際利益來‘易民死命‘.但統一之後，這種條件基本上消失了.正如晁錯所指出的，‘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而秦始皇要用民戍邊，用民大興土木，用民作奴隸，總之，要無償地‘用其力‘.怎麼辦秦始皇還是那一套，苛法在其前，刀劍隨其後，法家的殘酷性得到空前的發揮. 本來，如賈誼《過秦論》所說，春秋以後，‘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然而，秦始皇卻‘懷含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故其亡可立而待‘.我們仔細推敲賈誼的議論，某些具體情節或許不當，但從總體上講，實在是一番入木三分的總結.秦始皇死後，秦二世不但不改弦更張，而是變本加厲，所以陳勝，吳廣振臂一呼，應者云集，顯赫一時的秦王朝隨之崩潰了. ‘四人幫‘及其禦用史學家說什麼秦亡于儒，企圖為秦始皇的罪惡辯護，那是徒勞的. 秦始皇依靠法家所取得的勝利，決不能代替地依靠法家的所犯下的罪惡! 秦始皇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功大過亦大的人物，集中在他身上的矛盾重重交錯.怎樣在複雜的矛盾變化中陳述他的功過是非，是我們遠未解決的一個問題.另一方面，正因為複雜，對他的評價曆來差距懸殊，甚至大相徑庭，其中蘊含的理論分歧也較多.再加上‘四人幫‘借吹捧秦始皇宣揚封建專制主義，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因此對秦始皇進行再評價，對促進曆史研究，批判封建專制主義，都是有意義的. 附言: 我在1973年底寫過一篇《論秦始皇》，當時遭禁，後來刊登在《南開大學學報》1977年第5期上.這次我同王連升同志合寫的本文，許多觀點有變化，這可作為自我批判吧. 劉澤華附筆1979年1月 (原載《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本文與王連升合寫. 《左傳》成公十二年. 《左傳》昭公元年. 《左傳》襄公二五年. 《荀子·仲尼》. 《呂氏春秋·直諫》. 《呂氏春秋·貴直》. 《史記·李斯列傳》. 《韓非子·顯學》. 《韓非子·詭使》. 《管子·八觀》. 《戰國策·秦策三》. 《孟子·盡心下》. 《戰國策·魏策二》. 《戰國策·趙策二》. 《荀子·王制》. 《戰略策·秦策四》. 《戰國策·魏策三》. 《史記·秦始皇本紀》. 《史記·秦始皇本紀》. 《荀子·議兵》. 《史記·秦始皇本紀》. 《史記·秦始皇本紀》. 《史記·秦始皇本紀》. 《史記·秦始皇本紀》. 《史記·秦始皇本紀》. 參閱顧頡剛:《秦漢的方土與儒生》，群聯出版社，1955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頁. 《漢書·賈山傳》. 《漢書·賈山傳》. 《史記·秦始皇本紀》. 《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朝罪犯僅見于史籍的不下一百多萬.秦朝人口估算約二千萬左右，所以不到二十人就有一名罪犯. 《史記·張耳列傳》. 《漢書·主父偃傳》. 《漢書·嚴安傳》. 《戰國策·齊策三》. 《戰國策·韓策三》. 《史記·李斯列傳》. 《戰國策·齊策六》. 《戰國策·秦策四》. 《戰國策·秦策四》. 《史記·李斯列傳》. 《史記·李斯列傳》. 《史記·秦始皇本紀》. 以上引文均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韓非子·備內》. 《史記·秦始皇本紀》. 《史記·秦始皇本紀》. 《韓非子·五蠹》. 《史記·李斯列傳》. 《史記·秦始皇本紀》. 《韓非子·五蠹》. 《韓非子·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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